文学青年是一个广大的群体，文学表面的红火消退后，他们并没有减少多少，只是都隐在了底层。差不多每个中国人在他生命的某个年代都是文学青年，虽然很多年以后，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喜欢说：谁是文学青年，你骂谁呢———

　 “沈从文、巴金肯定不会嘲笑文学青年的，托尔斯泰和鲁迅也不会嘲笑的。”

　 河南新乡的新起作家李矛在读了《北京文学》今年第十期《两个文学青年的孤苦人生》后有感而发。

　 李矛是老文学青年。他徒劳地写了20多年的小说和电影剧本，从上中学开始，他就不断地写，这耽误了他的高考，耽误了他的工作，耽误了他升官发财之类人生大事，却成就了他的爱情（当时作家和电影导演号称是世界上最好的职业）。一位女大学生爱上了他这位孜孜以求的青年。可是十几万字的长篇小说他写了五六个，同样规格的电影剧本他也写了五六本，中篇小说更是无数，投给杂志社、出版社和电影导演，都是泥牛入海无消息，他的“书房”到处堆着他手抄的厚稿。

　 整整十几年的光景对他来说是灰暗的年代，“工作是琐碎甚至阴郁的劳教所的牢头”，经济窘迫得像旧社会的小职员……他在社会上找不到乐趣，每日就像偷情般钻到他的小屋里，这时他就会感到像在一个光明的宇宙中翱翔，狄更斯、雨果、海明威、屠格涅夫还有那些苏俄歌曲给他的感动扑面而来……他常在文中引用高尔斯华绥《苹果树》的一句话，“那苹果树，那阳光”。

　 终于，中年的时候他得到了他的苹果树，他的《城市陷阱》等两部长篇小说被文化艺术出版社等国家大社出版，他自己也官升至副典狱长。

　 他想说的是：“文学是人类心底的情结，一万年以后也不会消失。它对许多人来说，是宿命之路，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因而就不要嘲笑他们了。现在已经锦衣玉食的作家，正流于玩文学，真正能从心底喷发的正是那些衣衫褴褛的底层青年，虽然他们一万个人里可能才产生一个真正的作家。”

　 关于文学青年处境的话题，今年以来不绝于耳，下半年的高潮是由《北京文学》的《两个文学青年的孤苦人生》一文引起的。文中的两个青年是文学者流中的悲苦典型，他们忍饥挨饿，缩在乡下的破房子里，缺少主流生活体验和写作技巧，不知道掌握文学出版命运的大城市的风尚和哥们儿交易，在别人看来几乎没有希望地苦斗着，而他们一点没有察觉。

　 在北京做与文学有关工作的人都知道，像两个青年这样的可怜人儿大有人在，他们从苦寒之地涌向大城市的杂志社和院校，有些人的遭遇听起来惊心动魄。

　 有一个甘肃青年，为了能弄点钱进鲁迅文学院的一个培训班，在遍求亲戚朋友无果之后，把自己名下的两间房的瓦全拆下来卖了，大有毁家纾难的决心。还有一位为了省点路费，骑一辆破自行车风餐露宿从青海到北京……《北京文学》执行副总编杨晓升见多了这种艰苦卓绝，在现在许多文学杂志对自然来稿看也不看就扔进垃圾堆、发稿只联系名人的情况下，他们是整个中国坚持对自然来稿回复制度的仅有的几个刊物之一。他们觉得，文学期刊是文学青年的惟一活路，不能把这条路给最后堵死了。如果那样，就太惨了！

　 文学的本质就是关注弱小，况且那里也有很大商机。杨晓升认为，文学青年是一个广大的群体，文学表面的红火消退后，他们并没有减少多少，只是都隐在了底层。再加上各院校广泛活跃着的校园文学，他们绝对是一个很大的数目。看看文化和出版商家正如何激烈地争夺校园文学，就可知道他们有多大一群。当文学失去了颜如玉和黄金屋后仍深陷其中的，才是真正热爱文学的一群。怀着为他们诉求的愿望，杨晓升编发了《两个文学青年的孤苦人生》一文。

　 汹涌的反应是预料中的，《中国青年报》编发的评论《实利年代把文学青年逼向绝境》一文更加剧了这种汹涌。一时间新浪、网易议论纷纷……一个没有新闻时效的话题引发了年轻人的大讨论，印证了一位作家说的，差不多每个中国人在他生命的某个年代都是文学青年。

　 时下中国年轻人鄙视什么，同情什么？在讨论中大暴露，他们对两个孤苦文学青年的看法截然不同：

　 ———历史总是得有些人去背负，他们活得很苦，这是我们时代的悲哀，我们不缺争名夺利的人，我们的社会太缺有精神的人，希望社会给他们更多可以发展的空间，其实他们的需求很少。

　 ———生存好之后再追求不是更好吗？

　 ———的确很有毅力。但是也得有责任心。要不然是不是有点自私了？

　 ———在这物欲横流的社会里，能守住清贫与孤独，特别能抵制家庭与外来的巨大压力，实属不易。现在不是许多人都唠叨：日子好过了，总觉缺了点什么吗？

　 ———写出了诗，发表了，难道就真的是诗人吗？诗不一定是笔写的，母亲眼里的泪，是人间最动人的诗！最好的诗都是人类高贵情感的自然流淌，是天籁，非人力所为。所以，从文学中走出来，报答你的父母，抚育你的孩子，关爱你的妻子，写好人生这首诗，读好社会这本书，也许文学灵感哪天真的会来！

　 ———他们两个神经有点不正常，或许是因为他们贫穷而用这种自以为自己是文学人的方式来平衡自己的心态，其实他们的心态才是最脆弱的。

　 ———文学需要对生活的理解，感悟，深思，需要才能，需要去爱人。所以不要把两个执迷不悟、不愿接受任何合理建议的人树为文学青年的榜样吧？这世界需要些为文学执著的人，或为人类的精神财富添砖加瓦的年轻人，但人得首先懂得什么是生活，得承担应承担的家庭社会责任，才有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诗人或文学人。

　 ———这是实用主义与理想主义的较量，当然要看你觉得两者什么更重要。我想起了诺贝尔的遗言，他说到了理想这两个字。也许人类只有在死到临头那天才会理解理想多么重要，在此之前他们一直是嘲笑理想的。我只能说，我佩服那两个文学青年。因为我做不到，所以我只有给他们跪下。

　 关于两个文学青年在今天的处境的讨论，折射了当今社会的多种价值观。在网易展开的“实利年代你如何看待仍痴迷于文学的‘文学青年’”的网上投票显示：大多数中国青年对这种孤苦奋斗的文学青年抱有同情态度。参加投票的近千人，认为他们精神可嘉的占42.3％，认为应先吃饱肚子再写作的有17％，而有5.3％的人认为这些文学青年已被时代抛弃。

　 老文学青年李矛从另一个角度看文学青年：“文学是中国的宗教，我们急需一种强大精神，催生调控在文明社会生活的人所必须的气质和情感。一个青年产生某种文学的忧郁和伤感是他们对这个世界最谦和的反应，一个在青少年时被《大卫·科波菲尔》、被《悲惨世界》、被《贵族之家》、被《复活》、被《简爱》所感动的人，他们以后再坏也坏不到哪去，即使犯罪了也不是摧残他人、毁灭人性的那一种。在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确实需要西方十八九世纪人文主义的补课。”

　 许多人都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即，当今中国需要一种香草芝兰的精神，我们看惯了红尘中浩荡人群搓麻赌钱、酒肉钻营，我们更应该给几个“冥顽不化”地坚守自己的青年以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