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市一户张姓人家，夫妇都是下岗失业人员，儿子正上着大学，日子过得苦。为生计，夫妇俩开了个烟杂铺艰难度日。前不久，居委会通知张家，可以享受市政府用工补助，每月每人可领补贴300元，用以缴纳养老及医疗两项社保费用。

　 办妥申请手续后，夫妇俩随即领到一张1800元的现金支票（今年第三季度用工补助款），张先生兴冲冲赶到指定的宁波农行路林分理处兑现。未料，农行工作人员要张先生先交810元钱，用于办理代码证（230元）和购买密码器（580元），否则甭想领钱。

　 作为读者，我从12月26日的《浙江经济报》上读到上述记者调查，同样为宁波农行的行为感到气愤与震惊。

　 有处于强势的浙江经济垫底，浙江的4大国有银行日子过得还行。宁波是浙江经济的一块高地，金融服务业的利润高于国内的平均水平。咱们虽说不清楚宁波农行的实际经营情况，但就算该银行的日子过得偏紧些，也断不至于要向张先生这样的困难人群高收费吧？

　 平心而论，自从咱国家一年前逐步放开外资银行进入国内金融市场的准入限制后，国有商业银行下属服务网点对待储户的态度已有所改善了。因为有了危机感，内部也多少开始改革了。可是，当置于民间的立场观察评价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响动”时，人们更习惯于采用“以小见大”的评判标准。一方面，人们仍然时不时遭遇上文所及的不太人道的“小事”；另一方面，所有的国有银行都在强调经营理念与服务模式要与国际接轨。把二者联系起来观照，国有银行“与国际接轨”的口号与宣言，听起来就让人感到别扭。

　 透过这件事，涉及的本质问题是国有银行在金融市场交易中如何摆正自身位置的问题。中国人民银行宁波市中心支行的同志就上述事件表态说，针对失业人员领取用工补助金在银行遇到的问题，人民银行将发文件加以规范。作为监管银行有此态度应该欢迎，可在我看来，这类事的问题不在于监管是否到位，只在于国有银行缺乏基本的从业自律。一家国有大银行，连如此小事都得由人来发文监管，央行就是再增加10倍的人手，又如何能管得过来？

　 想来，农行的高层是绝对不会支持底下基层机构的上述错误行为的。因为面对国有银行在金融市场的竞争现状，越到上头压力越大，危机感越强烈。至于农行的基层机构，当然也清楚上述做法对自身———包括整个农行系统信誉口碑的伤害。明知此等做法不符合自身的长远利益，却偏偏乐于行之，毛病就出在国有银行的产权不清晰，所有者没有真正到位。就底下人而言，整个银行是否会在竞争中败北，与自己没有直接关联，幻想着政府届时也不会“见死不救”。而“创收”的“收益”却真真切切，尤其是此类“附带收益”，断不会进入银行的“正账”！

　 讲人道是商业道德的底线，守住底线，先得把银行弄成产权清晰的企业。要不，“一事一监管”，谁能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