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职业线人”，除了他自己，没有人明确地赋予或认可他的这一身份。他的安全该由谁来负责。一无有关部门明确的认可，二无警方事先的授意，“职业线人”事实上将自己置身于毫无安全保证、万一有什么不测也不会得到必要保障的境地。

　 他是一名“职业卧底”，8年来，混迹于武汉三镇的各个角落，当过保安、学过厨艺、做过机械，而这些所谓的职业，都是他在卧底时掩饰身份的手段。8年来，他帮警方破获了二三十件案子，将百余号人送进了监狱。在12月26日的《武汉晨报》上，这位名叫程伟的“职业卧底”这样自述道：“我不是警方安排的固定线人，我该算一个‘自由职业者’。听说哪里有个什么犯罪组织，我就千方百计地混进去，搞到消息或证据之后，再通知警方。我喜欢这种正义而刺激的工作。”

　 我们知道，设置“线人”的做法在公安工作中是不必讳言的常例。但是不论在哪个国家何种警事制度下，对于“线人”的选择与使用都是极其慎重的。这是由“线人”所具有的特殊身份所决定的。作为刑事侦查的必要手段，线人制度的实质是警方刑事侦查权向“线人”的部分让渡，因此“线人”通常来自于警方的授意，这就使他与其他领域出现的“线人”（比如新闻线人）在本质上不尽相同，也就注定了他不是谁想干就能干的，也不是可以将其视为一种“就业渠道”的。

　 当然，程伟既能一干就是八年，而且帮警方破获案件达二三十起，说明了警方对其行为的默许或认可。但这并不能回答另外一个问题：如何保证“线人”的行为是无害并有效的？“线人”说到底是一种“边缘人”，处在执法边缘的同时，也正处于犯罪的边缘，这也是“线人”所具有的双重身份及其所承担的双重使命。毫无疑问，“线人”为了打入犯罪团伙内部，必先取得犯罪团伙的信任，而欲同其流，则难免合其污。对此，在没有明确的责任界定以及并没有事先取得警方授意的情形下，“线人”到底怎样做才是规范合法的？

　 据报道，程伟念念不忘的“经典之作”，是一起“以黄养毒”案。当时，一伙吸毒者主动找到身为酒店保安的程伟，说想在客房里提供色情服务。为了“引蛇出洞”，程伟不仅马上同意向他们提供每天客人的入住单和详细资料，而且还帮着“铲除了他们的竞争对手”。作为一个“职业线人”，程伟这样做也许也没什么，但问题在于，事实上除了他自己，没有人明确地赋予或认可他的这一身份。而作为其当时从事的保安工作，他却有责任有义务当即严辞拒绝犯罪分子所提出的不合理请求，但是他又没有。

　 对于程伟这种自发的“职业线人”行为，我还有另外一层担心，就是他的安全该由谁来负责。一无有关部门明确的认可，二无警方事先的授意，“职业线人”事实上将自己置身于毫无安全保证、万一有什么不测也不会得到必要保障的境地。因一次举报犯罪，程伟被一个犯罪团伙怀疑，为了“自证清白”，他举起啤酒瓶砸向了自己的脑袋，这才“过了关”。但是他有几颗脑袋可以说砸就砸呢？是不是砸了脑袋都能安然无恙且可“过关”呢？与犯罪分子打交道，无疑是一种“高危行为”，经过专门训练的专业人员也会遭遇不测，那么一个手无寸铁、身无长物的业外人士又怎么能保证自己的运气一直都会那么好呢？万一遭遇不测，导致伤亡事件的发生，又该由谁来对其进行伤害补偿？

　 即使仅仅出于对那些自告奋勇的“职业线人”的安全考虑，有关部门也不该再让程伟们继续以“线人”为业了。默许或者听之任之，都是一种不负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