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者为了得到珍贵的文书资料走街串巷,常常跟小贩面红耳赤讨价还价;《安徽大学报》上,徽学研究专栏是最受欢迎的文字;普通的消防干部,也可以成为徽学研究中心的专职研究员―――
由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主导的资料搜索工作,目前正在徽州地区的每个县全面展开,所有的文化人员都被动员起来搜集和整理各类徽学文书。
挂牌不到3年的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是国家15个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之一,从中传递出的浓厚的“平民”色彩,冲淡了学术研究国家队在人们心目中庄严肃穆的氛围。
研究中心的伯山书屋里,收藏着作为徽学研究中心主力学者之一、《徽学》杂志编辑部主任的刘伯山10年来的辛勤与汗水―――一万多册不可再生、经整理和分类后价值无法估算的徽州文书。这些资料从元代到1984年,包括田地山场的买卖文约、宗教文书等等,内容十分丰富。
有趣的是,这些文书大都是刘伯山用省吃俭用的薪水,爬山涉水、走街串巷,从百姓家中、从小贩子手中多方征集而来,或是他用自己收藏的文物与人交换而来。从事“高雅”徽学研究的刘伯山为此放弃了自己的“清高”,结交了诸多能提供文书的朋友。不管这样的朋友身份是何等“卑贱”,也不管这样交往的目的和手段是如何“功利”―――为了能最终得到文书,面红耳赤讨价还价是经常的事情。
徽州文书是历史上的徽州人在其具体的社会生产、生活、发展与交往过程中,为各自切身利益形成的原始凭据、字据、记录,它是徽州历史、文化、社会发展以及生产、劳动、商业、社会交往、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状况的最真实、具体的反映,一般具有惟一性存在的特点。它是徽学这门学科得以成立的前提与条件之一。
徽学研究的主要特点就是依据这些大量存在的契约文书。由于徽州商人的活动范围是全国性的,这些契约文书的体例与格式也是全国性的,也正因此,对徽学的研究,实际就上升到对明清时期社会经济与历史文化的主流与走向的研究。这些资料虽然存世的数量很多,内容和种类也极其丰富,但大都保存和收藏在国内乃至国外的图书、博物、档案部门及高校和著名研究机构,另有大量资料还散存在徽州民间和私人收藏家手中,其数量与学术价值难以估量。
博士生导师、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主任朱万曙教授告诉记者,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徽学研究的光荣事业从我们这一拨人开始。大家都和刘伯山一样,首先做徽州文书的摸家底工作,要摸家底,就要沉入“人间”。
还有一个关键的制度,保障了“平民”化学者的生存。
徽学研究中心有个《招标项目管理办法》,面向所有的国内外学者,只要是有价值的选题,经过中心的学术委员会评审,都可以成为中心的专(兼)职研究人员,享受经费的支持。一个较为重大的项目,经费可达20万元―30万元,这在人文科学的研究中数额极为可观。
目前,依据这种灵活的机制,徽学研究中心已网罗了近十位国内外徽学研究的民间高手,比如一位消防部队的普通干部,没有经过什么专门的专业研究训练,但因为长期从事徽州古民居消防设施的研究,颇多建树,从而成为研究中心的专职研究员。日前他的一本近50万字的、有填补空白意义的专著《徽州古民居建筑消防探幽》已经杀青,并得到了专家们的普遍好评。
平民化的研究与发现的确让人增添了对学术的浓厚兴趣,使原本枯燥的学术生动起来。
刘伯山从2003年初开始在安徽大学的校报上开辟了《徽州文书的发现与整理系列谈》专栏,谈的都是一些极其重要的文书资料的发现,有些文章的标题也很是“诘屈聱牙”―――如《歙县三十七都三图许氏文书寻获》等,但内容却是很耐读的故事。
刘伯山写道,过去收集徽州文书,也曾盲目地走村串户,遍乡村满地问寻,后来发现,通过他人,特别是小贩,收获更大,于是就着意结交了一批“社会朋友”。这一次,作者就是利用参加政协会议的休会期间,“开小差”跑到一个姓姚的文书贩子的店铺闲逛,结果正巧碰到一批新收来的文书共63册,老板开价950元,双方讨价还价半天,最后以600元成交。就这样,一批认识和研究徽州山区庶民家庭几百年兴衰过程的第一手珍贵材料重见天日。
令人有些惊讶的是,刘伯山在《安徽大学报》这一平日只登载校园新闻的报纸上开辟的专栏,竟成为最受欢迎的文字,也引起了许多非文科类学生的极大兴趣。因为校报的发行范围有限,许多学生跑到编辑部索要报纸阅读收藏。刘伯山深有体会地说,为什么不能让严肃的研究成果改换一下面孔,从严肃而少人问津的《学报》走向通俗而大众化的《校报》呢?
在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的十多位特聘教授里,也有地位很高、令人敬仰的“泰斗型”学者,像声名显赫的栾成显―――著名明清史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他介绍自己徽学研究中重大发现的过程,竟也是一段段平民色彩浓重的故事―――孤身一人租住在安徽省博物馆附近的一间小旅馆,从秋天到冬天借书、抄书,边抄边比较。抄着抄着,新的发现就这么来了,关于明代黄册―――研究明代经济制度的重要文献的真实底本的问题得到澄清,流传学界几十年的谬误得以一举纠正。
徽学研究中心的朱万曙主任认为,近年来浮躁的风气已经侵入了学术界,急功近利的心态导致了一些人不愿意坐冷板凳,不愿意查找第一手资料,制造了大量的学术垃圾,这样的风气需要克服。作为一门新兴的研究学科,徽学的研究者有这样的抱负和责任感。王国维先生早就说过:“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而目前国学研究中大量的“以文献证文献”的方法泛滥,缺乏具体案例甚至个案的实证,最终导致研究水平难以真正提高。
经过刘伯山的多方搜索求证,已经基本查清,目前在徽州民间还散落着至少10万件颇有价值的文书。由于这种流失是通过“地下”买卖行为来实现的,没有相关的法规作依据,这些文书依然在不断地无序流失。为了挽救这些文书的命运,还需要这群徽学的研究者继续平民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