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是祝贺一本书的出版，却变成了一场关于判例制度的热烈讨论，这是日前发生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一幕。

　 北京高院编辑的《合同法疑难案例判解》一书，收录了全市三级法院系统在审理涉及《合同法》案件的司法实践中的107个案例。与会专家学者在研讨该书内容的同时，不约而同地将话题转到了判例制度。

　 判例是英美法系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制度，大致意思是，对于同类的案件，后来的法官应当遵循先前法官做出的判决。也就是说，法官对某一案件的判决会产生法律效力，并成为后来审判的规则。而中国是成文法国家，任何法令必须以书面法律文本的形式才能生效，拒绝判例制度是成文法国家的一个基本原则。

　 但社会经济生活的复杂化，决定了法律不可能规范所有事情，这一点在民事法律领域的表现尤为突出。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刘兰芳告诉记者，她从事民商事审判工作20多年，经常会碰到许多法无明文规定的疑难问题。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是她和许多法官需要经常思考的内容。

　 刘兰芳认为，虽然中国没有判例法律体系，但案例在立法和司法中的借鉴作用非常明显，有鉴于此，一些专家纷纷呼吁建立判例制度。刘兰芳说，北京市高级法院在编辑这本书的时候，从全市报上来的300个优秀案例里选了107个，这种认真态度本身就表明高级法院希望以此指导法官实践的愿望。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一庭庭长白晓柏告诉记者，最高人民法院每期的《公报》上都会刊登一些案例，按照不成文的惯例，这些案例就成了全国法官审判同一类型案件时依照的规则。另一位法官评价说，中国没有任何法律规定最高法院发布的案例具有法律效力，这种做法实际上体现了判例制度在中国的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新宝指出，他在德国访问工作时，那里的同行常常抱怨，中国的法律太难读懂，因为很少看到案例。张教授认为，从研究的角度看，判例无疑具有先例的意义，因为这是对法律经验性的总结和规律性的把握。

　 他建议最高法院组织对全国经典案例进行系统总结并出版，以此推进审判工作的质量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