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第三个新年的钟声，毫无预期地被另一种声音淹没了。

　 2002年12月27日，美国好莱坞，身穿低胸黑衣、长发披肩的法国女科学家布里吉特？布瓦瑟利耶向全世界宣布：一名克隆女婴已于前一日通过剖腹产来到世上，她的名字叫“夏娃”，健康状况良好，将在3天后回到家中。她的生育母亲和克隆母亲同是一位现年31岁的美国妇女。布瓦瑟利耶没有透露这名克隆女婴的出生地点。她表示，将邀请独立人士进行DNA测试，以证明“夏娃”确实是其母亲的克隆产物，并将在“今后8至9天内”公布有关结果。

　 布瓦瑟利耶和她所主持的“克隆援助公司”（Clonaid）也因此成了世界明星。2003年1月5日，她再次宣布，第二名克隆女婴已在荷兰某地诞生，还有另外三名克隆婴儿正处在奔往人世的道路上，将于1月底在世界的某个角落诞生。

　 1月19日，布瓦瑟利耶又声称，世上第3名克隆婴儿将于第二天在日本出生，克隆这个婴儿的细胞，来自一名死于车祸的两岁男童。

　 克隆婴儿消息的影响力，大大超过了任何一部好莱坞大制作，几乎全世界的人都卷入到关于这部“作品”的制作、“质量”与影响的争论中。

　 “当年，细菌学家弗莱明宣布他发现青霉素的时候，每个人也都说他疯了”

　 布瓦瑟利耶及“克隆援助公司”并不是世界上惟一进行克隆人研究的团体。

　 早在2001年1月31日，意大利生育学家塞韦里诺？安蒂诺里就在自己的诊所第一次向世界发表声明：他正在进行克隆人实验，成功的话，世界上第一个克隆人将于2003年1月降生。

　 这个生于意大利中南部小镇的地主的儿子，在1994年，就通过体外受精使一名63岁的高龄妇女怀孕并成功分娩，一时声名大震，几乎成为不孕夫妇追随的偶像。

　 “但是，仅仅是体外受精并不能帮助我所有的患者”，安蒂诺里说，“差不多有1亿的男子一滴精子也产生不了，基因复制是他们生育后代的惟一途径。”

　 由于他对非传统行为繁殖后代技术的热衷，安蒂诺里被安上了“科学狂人”和“克隆疯子”的帽子。但是，安蒂诺里对种种非议却表现得极为冷静：“每当我想到是在为人类和科学造福的时候，我就很高兴。当年，细菌学家弗莱明宣布他发现青霉素的时候，每个人也都说他疯了。”

　 与安蒂诺里和布瓦瑟利耶一起被称为“克隆三剑客”的，是美国男科研究所所长帕诺斯？扎沃斯。作为一名生殖专家，扎沃斯教授是安蒂诺里的合作伙伴，还是第一位被中华医药学会授予荣誉教授称号的美国人。

　 2002年5月15日，他在美国国会做了一个关于克隆人和克隆技术的听证报告。

　 他说：“作为一位关注不孕夫妇困境的生殖专家和科学家，我试图发展安全的人类克隆技术，来帮助他们拥有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健康的孩子。难道我错了吗？”

　 据扎沃斯介绍：世界上大约10％ 15％的育龄夫妇受到不孕的困扰。其中大约65％的夫妇在寻求医学帮助后有了自己的孩子。然而那些没有精子和卵子的夫妇，依然只能接受精子捐赠、卵细胞捐赠，或者是收养孩子。

　 “做这样的选择太难了。许多夫妇非常希望拥有自己的孩子。生殖性克隆技术，是这些夫妇的惟一的选择。”

　 与安蒂诺里和扎沃斯相比，布瓦瑟利耶及其领导的克隆援助公司也许更适合“克隆疯子”这个称号。

　 雷利安教派是克隆援助公司的后盾。现年55岁的雷利安教派主教沃尔隆原是法国的一个编辑。据他说，他在1973年的一次远足时，遇到了从天而降的飞碟。一个长着大脑袋、肢体纤细、身高只有1.1米的外星人将他邀入飞碟，作了一次长谈。外星人告诉他，人类完全错误地理解了自己的起源，这全是希伯莱人的过错，因为他们把《圣经？旧约全书》中的Elohim错译为上帝，其实那个词的意思是“天外来客”，正是“天外来客”于2.5万年前在地球上克隆了人类。那个外星人给沃尔隆起了一个名字―――雷尔（Rael），要求他带领世人走克隆这条神圣之路。

　 沃尔隆所讲述的这段荒唐故事，成为雷利安教的“圣经”。据称，该教现有教徒近5万，分布在84个国家。根据雷利安教“教义”，教徒们死去的时候，将把1平方厘米的额头骨上交，以便克隆重生。

　 沃尔隆为了“带领世人走上克隆之路”，于1997年创建了“克隆援助公司”。2000年，雷尔将公司的管理大权交给了布瓦瑟利耶，后者是物理学和生物化学的双料博士，在克隆人研究领域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她在接掌公司帅印后，便将克隆人的实验带入实质性的操作阶段。

　 在圣经中，夏娃（Eva）意为“万众之母”，是上帝趁亚当熟睡时，取下亚当的肋骨为他造就的配偶。所不同的是，这个尚未与世人见面的“夏娃”的全部生成过程，目前还没有明确的阐释和说明。这使得各国科学家纷纷怀疑所谓的“夏娃”是否真有其人，抑或仅仅是为了“妖言惑众”。

　 布瓦瑟利耶还向法国《世界报》透露：第二批“克隆计划”将于2003年付诸实施，将有20多名克隆胚胎被植入人体，其中包括一名自杀的年轻妇女的胚胎。她母亲希望从女儿的遗体中取出活细胞，以便再造一个原来的“女儿”。

　 而据科学家们的推测，除此之外，世界上肯定还有很多科学研究机构在秘密地进行克隆人的研究。克隆人的出现，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了。

　 “我们需要越过伦理的领域去讨论，因为它首先是一件医学上的事情”

　 或许，害怕死亡，希望自己或心爱的人死后，身体的某一部分可能依靠某种形式依然存活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人类繁殖后代和追求复制人类的原动力。

　 据安蒂诺里提供的资料，在2001年，就有6600对夫妇志愿报名参加了他所主持的克隆人的实验；而克隆援助公司声称，夏娃诞生的消息发布后，已有2000人挂号在册，希望在今后两年内完成对自己的克隆，尽管公司对这项服务的报价是每人20万美元，他们还是乐观地认为“这个数字将会十倍十倍地增加。”

　 一位迫切希望拥有自己孩子的不孕妇女曾对扎沃斯说，为了克隆她或她丈夫的孩子，她愿意去任何地方，“如果他们现在给我打电话说‘我们将给你提供拥有自己孩子的机会’，我会立即登上飞机”。

　 64岁的美国人鲁道夫？威克是纽约一家照明店的老板，但在业余时间里，他是人类克隆基金会的发言人。他说：“当我踏上这个冒险旅程后，便一发不可收地陷了进来。”他打算将自己的条件合适的体细胞储存起来，以备将来的某一天可以克隆自己。“如果在我死去以前，克隆没有完成，我的遗产也会继续支持这项计划。”

　 威克是一个同性恋者，很长时间以来，他为不能拥有自己的孩子而感到伤心，随着年龄越来越大，这种渴望也越来越强烈。他很清楚，克隆出来的“他”将不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他的复制品，但是，他觉得自己会天然地了解这个孩子的秉性：“他可能会喜欢蓝色，爱吃中东的饭菜，迷恋古老而浪漫的西班牙音乐。”

　 当然，他承认，在自己的心底里，还有一种动机存在：“有一天，我可以指着死亡先生的鼻子说：你或许得到了我，但你并没有得到我的全部，我以另一种形式继续生活着。”

　 这类想法令伦理学家大为恼火。

　 宾西法尼亚大学的阿瑟？卡普兰说，“克隆并不能够成就永生。很明显，那个克隆出来的是另一个人而不是你自己。如果我用枪打死了双胞胎中的一个，另一个肯定还好好地活蹦乱跳呢，虽然他们是同一个细胞分裂出来的。所以，人们追求永生的途径不可能通过克隆来完成。”

　 真正的反对来自宗教团体。

　 2002年12月28日，梵蒂冈发表声明指出，克隆婴儿诞生的消息没有科学依据，并且“已经引起了国际科学界的怀疑和道德谴责”。声明还称，宣布克隆婴儿诞生的消息“本身是一种残忍的表现，全不顾及任何伦理道德和人性”。

　 在穆斯林国家，神职人员批评克隆人类违反自然法则，并会使人类的未来变得混乱无序；而在耶路撒冷，以色列大法师迈亚？劳也发表声明，坚决反对人工制造生命。

　 类似的观念主宰着大部分西方人的思想。《时代》周刊和CNN在2001年做的一项联合调查表明：有90％的美国民众认为克隆人是一个“坏主意”，34％的反对者是出于宗教信仰原因，有93％的人承认，即使在克隆技术成熟的情况下，也不会克隆自己。

　 这其中也有例外。吕贝卡，加利弗尼亚州一位30多岁的妇女，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努力了7年要与丈夫生育一个孩子，一直未果，“几乎痛苦得快死了”。最后，她还是通过试管婴儿技术得到了自己的孩子。现在，她早已将克隆技术和自己的信仰融合起来。

　 “这是圣经里说的：要繁殖，要多子多孙。”她说，“人们对我说：‘你这是在玩弄上帝’。但是我们并没有。我们是在利用上帝赐予我们的东西。当你的心脏停止跳动时，医生对你做什么呢？他们不得不对你的心脏进行挤压和按摩，他们是在玩弄上帝吗？可是他们救了一条人命。同样，对于克隆人，我们也不过是利用上帝赐予我们的DNA进行另外一种形式的繁殖而已。”

　 “我们愿意为人类送去生命的礼物”，扎沃斯说，“伦理是个不错的词儿，但在这件事上，我们需要越过伦理的领域去讨论，因为它首先是一件医学上的事情。”

　 “没有人能够保证对人体进行克隆试验的安全性”

　 伊恩？威尔姆特，克隆羊“多莉”的制造者，坚定地保持着自己反克隆人观点，认为现在就克隆人是“不负责任地犯罪”。

　 虽然多莉诞生至今已经6年了，但是资料显示，克隆的动物胚胎的死亡率依然很高。有98％的胚胎从没有发育过，或者出生不久便死掉了。而存活下来的动物的死亡率几乎是出生前的两倍，或者是因为某个器官过于庞大，或是有心脏及免疫系统的疾病。

　 “如果一个克隆儿生下来就被诊断为不能够存活，我们可不可以像对待一只羊一样对他实行安乐死呢？而即使我们不这么做，他肯定也会不久就死去。”威尔姆特说，“而且，很显然的一个事实是，如果我们用一个因某种疾病死的孩子的细胞做克隆，那个新生的婴儿也许也注定要死亡。”

　 试管婴儿之父爱德华教授也反对在现行条件下进行人类克隆，但他的观点有些让人捉摸不定。试管婴儿技术的学名叫做：体外受精胚胎移植，英文缩写为IVF。

　 “因为现在不安全。”爱德华说。多莉诞生前，接受克隆试验的277个卵细胞只有29个发育成胚胎，最后只有多莉一个正常出生，其他都是不正常的畸形胎儿。以后在牛、猫、兔子等动物身上做的试验也都证明了这一点。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人能够保证对人体进行克隆试验的安全性。

　 “而我的观点是，如果不能够用一次又一次的动物试验来证明某种技术的安全性，那就决不应当把它施加于人体。”

　 然而爱德华和斯特普托从1966年就开始进行IVF技术的研究。直到1977年，也就是路易斯？布朗诞生的前一年，经IVF受孕的约80例患者几乎无一例外地流产了。也正是经过了这些失败，爱德华和斯特普托才对他们的技术进行了改进。

　 随后他们遇到了约翰和莱斯利？布朗夫妇。莱斯利因为输卵管堵塞，9年未育。在进行试验前，爱德华教授依然对他们表明，手术可能会存在许多问题，比如流产、胎儿不健康等，而改进后的技术只是“尽可能地降低这些风险”。布朗夫妇没有怨言地接受了，“并愿意承担可能的一切后果”。

　 路易斯？布朗幸运地降生了，4年后，她又多了个IVF妹妹纳米莉。20多年后，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的试管婴儿已达50万之多。

　 对此，扎沃斯表示，人类自然生育的出生缺陷率是3％，如果母亲的年龄超过40岁，风险还会明显增加，采用IVF和其他辅助生殖技术的风险更大。“这生动地表明，为了拥有自己的孩子，许多患者愿意承受一定的风险。而生殖性克隆技术的风险，与目前的试管婴儿和其他辅助生殖技术相比，似乎有可能做到忽略不计。”

　 实际上，大量的研究已经显示克隆技术的高成功率。1998年，科学家克隆山羊的成功率为32％，日本在同一年克隆牛的成功率几乎达到了80％，远远超过了多莉诞生时的1／278。

　 杜克大学医学中心近年的一项研究表明，从技术上讲，克隆人可能比克隆动物要容易和安全。因为人类具有某种遗传优势，婴儿能够从父母双方体内继承某种控制胚胎发育的基因，但许多非灵长类动物的父母中却有一方无法将这种基因遗传给后代。如果这一理论正确，克隆人的出生缺陷会相当低。

　 美国印第安那州珀杜大学遗传学教授威廉？缪尔对此表示异议：“有些事做起来就是不道德的，比如拿人做试验。”他说，克隆过程涉及“遗传代码的改编。但在牛、猪和老鼠身上，我们不知道它们的表现是否正常，因为我们不能测试它们的智力”。

　 “那又怎么样”，阿拉巴马大学哲学教授乔治？潘斯说：“有很多母亲在怀孕的时候照样抽烟、喝酒，我们知道那同样对胎儿的健康和智力有很大影响，但我们不是也听之任之了吗？还有很多处于严重污染地区的孕妇，并没有因为污染可能对胎儿造成影响而放弃。如果真要以这种原因限制克隆人研究的话，我觉得所有这些情况都应该得到限制。”

　 反对发展克隆技术的另一理由是，有性繁殖将出现基因的新组合，而克隆技术仅是“复制”生物的遗传信息，因而可能终止人类多样性进化的可能，进而终止人类社会的发展，甚至导致人类自身的毁灭。

　 对此，中科院院士何祚庥解释道：基因的重组的确会出现多样性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异可以是正向变异，也可能是逆向变异。所以，生物的进化还有一个重要环节―――选择，即筛选出有利于生存发展的变异。过去，这种选择是在自然选择压力下通过生存竞争实现；而现在通过基因改造，就可以通过克隆技术来促进人类向更有利的方向发展。“所以，这并不会妨碍人类多样性进化，更不会出现某些耸人听闻的危言预言的结果。”

　 “我们做的并不是人的复制，而是基因的复制”

　 抛开技术层面的问题不说，很多人愿意被克隆仅仅是出于好奇，或者不愿意经过繁琐的过程，但仍想享受拥有孩子的乐趣。

　 37岁的杰克？贝克是美国明尼阿波利斯的一个市场营销专家，至今仍快乐地过着单身生活。“我现在已经决定了，不找伴侣，但是我要拥有一个孩子。克隆也许会是最好的选择。因为我清楚我想要什么，能得到什么。”他表示并不想要一个和他一模一样的孩子，“我们只是基因相同而已。不过，他不是由我的父母抚养，而是由我来照顾。”杰克希望克隆能够改善他自己，“我有很严重的过敏病和哮喘。如果你看到一个长得和你很像的人，却没有这些毛病，那会是件很开心的事。”

　 《时代》周刊在2001年报道这个故事时，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人们能够接受对一个人克隆一次的话，会不会发生克隆10次、100次的情况？那个时候，人又是什么？

　 更多的反对者持有相同的观点。

　 美国天主教协会主席大卫？贝尔在评价科学与人的价值时说：“每一个胚胎，仅从它的基因组成那一刻起，就是一个人。”他不能够想像，试验失败的胚胎被扔在水槽里，或者出现那么多长得一样的人。

　 邱仁宗，克隆人的温和反对者，他是中国人类基因组中心伦理委员会主席。

　 他说：从社会的角度看，人毕竟不是东西，不能随意制造，否则生命将不会受到尊重，人们也将不再珍惜生命，而且可能随意毁坏。对人类的尊严不尊重，其实就是人性道德的滑坡，迈出了这一步，就将一直倒退下去。况且，克隆人与真实的人完全不同，我们喜欢一个人，不是喜欢他的基因编码，而是基因编码与环境相作用形成的社会人。

　 清华大学教授赵南元对此嗤之以鼻：“什么叫人类的尊严？所谓的尊严，就是摆架子，就是自大，人类对谁去摆架子呢？对宇宙吗？我还不曾听说，整个人类有尊严这么一说。尊严和价值这些东西，可以任意规定，没有办法论证，别国的国旗可能就是你的抹布。”

　 “我们并不是随意克隆人。”安蒂诺里教授说：“我们在对愿意被克隆的夫妇进行资格审查的时候，必须问愿意成为未来克隆妈妈的妇女几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她的丈夫是否确实连一滴精子都产生不了？是否真的不喜欢与一个陌生人精子结合的孩子？是否真的愿意成为一个带有她真正爱的男人的基因的婴儿的妈妈？只有得到肯定的答复，并经多方调查确证后，我们才能把他们列为愿意被克隆的对象，这是因为我们抱着对自己、对别人、对整个社会负责的态度。”

　 除此之外，对被克隆的夫妇还有其他苛刻条件―――――首先，他们必须有相当的知识和社会层次，确保克隆孩子出生后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成长和受教育环境；其次，被克隆的夫妇的思想观念要先锋且健康，能够接受并有勇气顶住克隆人可能给他们造成的压力，同时还能帮助克隆孩子将来正确面对社会可能施加的舆论和精神压力；第三，愿意被克隆的夫妇中，妻子的年龄必须在35岁以下。

　 安蒂诺里谈到克隆人时，格外强调“动机”二字。据他介绍，已被接受列入克隆人计划的夫妇中，有一对是真情相爱20年、一直想要孩子却又怀不上的夫妇；另一对夫妻，丈夫的性器官在一次车祸中永远失去了，但10年来，他们仍然相爱如初！而对于那些想找回自己失去的孩子的父母，“连门儿都没有”。

　 更何况，世界上不会有两个一模一样的人。

　 安蒂诺里觉得这种观点不可理解，“我们做的并不是人的复制，而是基因的复制。众所周知，在人的成长过程中，还有很多因素起作用，仅仅由于孕育他的子宫不同，生出来的孩子都不会完全一样。”

　 “就算你克隆出个小何祚庥”，何教授依然喜欢用自己做例子，“让他上一样的大学，那他还比我小70多岁呢，怎么会一模一样？”

　 赵南元则根本不相信会出现“大量基因相同的人”。从克隆技术的应用来讲，主要是为不孕症患者提供辅助生殖手段，在这种情况下，“我想不出来，一对夫妻要那么多长得差不多的孩子有什么用？倒是人工授精可能一不小心，弄出一大堆同一父亲的孩子出来。”

　 “如果美国最终通过禁令，那么1978年世界上第一例试管婴儿出生时所发生的一切将重演”

　 大多数科学家并非不赞成对克隆技术的研究，许多人甚至私下表示，在条件和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克隆人并非不可。但他们更倾向于治疗性克隆。使他们担心的是，如果夏娃确有其人，各国迅速的立法反应很可能连治疗性克隆一起禁止，从而造成医学科学上的巨大损失。

　 治疗性克隆技术的理论认为，任何一个人体的胚胎干细胞，在合适的条件下，都有可能发育成为人体的任何一个器官，包括大脑、肌肉、血液和神经。而如果这一技术真的能够成熟，这些干细胞便可成为每个人的器官储存库，以便在需要的时候进行器官移植。到那时候，诸如帕金森氏症、糖尿病或者偏瘫患者都会受益，而移植器官排斥现象也将得到解决。

　 多莉羊问世后，各国科学家都在为能够取得政府在法律上对治疗性克隆研究的支持积极地做着努力。

　 最先做出行动的是一向被国际社会认为“保守”的英国人。

　 2000年年底，英国下院通过了一项新的法律，规定英国科研机构可以在严格审批的程序下，克隆初期的人类胚胎，以便进行治疗性克隆的研究。不过，这项新法律还规定，克隆出的这些人体胚胎发育14天后必须被销毁，克隆婴儿仍属违法行为。这项法律使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从法律上允许科研机构进行人体胚胎克隆的国家。

　 但新法实行没满一年，2001年11月15日，英国高级法院又宣布现有的法律存在漏洞，这一漏洞可能导致英国科学家合法克隆人。在反克隆示威者的一片抗议声中，英国政府马上表示会考虑用紧急立法来弥补这个漏洞。这一消息使科学家们极为不满，担心新的规定会阻碍正常的医疗研究。

　 随后，30多个国家通过了禁止克隆人的法律。但美国却没有紧随其后。

　 2001年7月31日，美国总统布什发表声明，宣布支持由共和党议员提出的禁止进行人类克隆研究的提案。这项声明指出：“联邦政府支持禁止利用体细胞核转移技术进行人类克隆的研究”，“坚决反对出于生殖或研究目的进行人类克隆的研究”。声明中还指出，对克隆技术进展所带动的、利用细胞或组织进行的治疗，联邦政府表示赞赏，政府同时认为，“这些技术应该用于制造分子、DNA和细胞，而不是人类胚胎、组织、器官和动植物。”

　 以此声明为基础，一项全面禁止克隆人的韦尔登法案于2001年在美国国会众议院获得通过。布什这种“有限度地支持干细胞研究”的态度，引起很多在美科学家的极大不满，认为这将大大减缓美国在这一技术领域的发展速度。布什政府同时也认识到，如果韦尔登法案真的在国会通过，大批从事干细胞研究的科学家可能转向其他国家继续研究，美国将因此失去一批优秀的科学家，并失去在干细胞研究领域中的领先地位。因此，在随后的参议院讨论中，这项法律搁浅了。

　 扎沃斯在2002年5月所做的听证报告中，对美国众议院通过全面禁止克隆人实验的行为发起了攻击。“几千年来的人类历史告诉我们，政府无法约束和控制人类的进步”，“即使这样的禁令得以通过，它也难以产生效果”。

　 扎沃斯认为，如果美国最终通过禁令，那么1978年世界上第一例试管婴儿出生时所发生的一切将重演。当时美国曾禁止试管婴儿，但几年后便发现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然后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拼命追赶那些在该项技术上已经领先的其他国家。

　 科学家们普遍认为，从技术上讲，治疗性克隆比生殖性克隆更难，虽然前者的价值可能更大。生殖性克隆只要让克隆出的胚胎继续发育就可以完成了，而克隆人体器官，则必须对人的发育过程有详尽的了解，知道器官是如何“长”出来的，这还不够，科学家还必须知道如何控制发育过程，如何决定什么能够生长，什么不能生长。

　 从这一点来看，生殖性克隆似乎反倒应该比治疗性克隆更早地与公众见面。

　 2003年1月2日，美国《经济学家》杂志发表文章指出：像多数美国人期望的那样，禁止一切包括治疗性与生殖性的人体克隆研究，肯定是个错误。如果夏娃被证实是一名克隆婴儿，那么这项技术也许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可怕。而政府立法的目的，是要保证这项研究真的是由那些十分了解它的科学家们进行的，而不是一知半解的二把刀。

　 “就像我们针对毒品所做的努力一样，仅仅在供应上一刀切并不能够阻断需求，那些绝望的不孕夫妻仍然会不惜一切代价去追求一个结果。惟一可以减缓这种渴望的可能，恰恰是给予这些人希望，公开地讨论生殖性克隆中母亲和孩子可能遇到的风险，向公众解释这是一项正缓慢发展的技术，但目前并不十分安全。惟其这样，人们才可能停下来等待。”

　 当年一些试管婴儿的批评者今天已经成了“试管婴儿先驱”

　 除去一部分人出于宗教信仰对克隆技术天然排斥之外，多数人在听到这一消息后的反应可能仅仅是―――不安。似乎科学技术把公众引进了一片原始森林，没有前进的道路，也没有后退的道路。

　 伦理学家卡普兰生动地描述了人们对这一技术的感觉：“克隆就像一块正朝我们飞来的魔毯，而飞行员也许是个狂徒―――这让人们感觉恐慌和不安。”

　 或许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众多的克隆实验都是在秘密情况下进行的。

　 “在科学家告诉公众的与他们在自己的小圈子讨论的内容之间，存在着一条巨大的鸿沟。”英国生殖学家帕特里克？迪克松说。“基因技术一直制造了这么多的麻烦，科学家们都变得谨小慎微，害怕一旦把他们的实验结果告诉公众后，会带来不可预知的反应。”

　 人们对新技术的态度也在随着时间发生改变。20年前，心脏移植手术被认为是十分可怕的；当爱德华和斯特普托博士提出试管婴儿的设想时，无数的记者、议员、法官、科学家和医生批评他们，指责的语言和我们今天所听到的完全一样，诸如“忽视生命的圣洁”、“婴儿出生缺陷无法避免”等；然而心脏移植和试管婴儿在今天变得十分普通。

　 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年一些试管婴儿的批评者今天已经成了“试管婴儿先驱”，这种他们曾鄙夷的技术，已成为他们谋生的手段。

　 许多科学家和医学工作者私下里承认，他们并不认为通过克隆技术使不孕的夫妇拥有孩子有什么不妥，甚至他们自己都会愿意提供这种服务，但他们不愿意现在就对公众表明这一观点。他们所期待的，是少数工作者承担“先驱”的任务，直到这种观念和技术被大众所接受。

　 也许，当人们看到夏娃是一个长着10个手指头和10个脚趾头的正常孩子时，便会大松一口气。

　 当然，也有人认为，如果夏娃被发现是一个有生理缺陷的孩子，克隆技术在今后的100年里都会成为“禁区”。

　 无论如何，在支持者眼里，克隆技术远远比原子弹的研究更有价值，那是一项花费了巨大精力和财力的项目，但其目的似乎只是为了让全人类灭亡。

　 但是，大多数支持者都对人类的理智表示乐观：氢弹是比原子弹威力更大的杀人武器，但从发明至今从未在战争中使用过。他们相信，人类终究是要利用科技的进步来为人类自身的发展谋求福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