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1月15日《人民日报》报道：查处“慕马”案件后，沈阳曾经流行一个名词：反腐败后遗症。按照有关政府官员的解释，“反腐败后遗症”的明显特点是“远距离微笑”与“不作为”―――门好进了，脸好看了，事却不愿办了；原来是给钱就办事，现在是不要钱也不办事。有媒体指出，“反腐败后遗症”折射的是一些干部服务 意识的淡漠和群众观念的淡化，他们只关心自己官位的进退，不关心群众的冷暖安危，把“廉”与“勤”割裂对立起来。

　 “远距离微笑”与“不作为”确实是一种悖离中国共产党宗旨和违背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行为，必须加以抨击和纠正。但是，有关领导和媒体把“原来给钱就办事，现在不要钱也不办事”的行为称作“反腐败后遗症”，却实在令人费解了。

　 什么叫“后遗症”？《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某种疾病痊愈或主要症状消退之后所遗留下的症状。”从这个解释中，我们至少可以明白两点：第一、后遗症本身就是一种病症；第二、它是由一种原发性病症遗留下来的另一种症状。然而，“原来给钱就办事，现在不要钱也不办事”，本身就是腐败的一种表现，怎么能说是反腐败引起的“后遗症”呢？反腐败引起腐败―――哪有这样的逻辑和道理！我们当然明白有关领导和媒体抨击“反腐败后遗症”的本意，但却有意无意地使用了一个与本意相去甚远、存在明显谬误的观点和提法。

　 不过，一个提法不当、观点欠妥倒也无关宏旨，加以纠正或不再使用就是了；但如果我们真的把某些官员“原来给钱就办事，现在不要钱也不办事”的行为看作是反腐败引起的“后遗症”，那就大错特错了。反腐败是顺乎党心民心的正义行动，绝对不是什么“病症”，也就绝然没有什么“后遗症”可言。如果一定要说“后遗症”的话，“原来给钱就办事，现在不要钱也不办事”的现象，根本不是反腐败造成的“后遗症”，而恰恰是反腐败力度还不大、还很不彻底留下的“后遗症”。某些官员在骨子里依然还想搞腐败，念念不忘的还是“权力寻租”、“权钱交易”，如今眼见得“慕马大案”中不少“同仁”纷纷落马、受到党纪国法的严厉惩处，自然不得不有所收敛而不敢顶风作案了；一旦气候缓和、时机适宜，照样会“义无反顾”地重新干起腐败的勾当来。这种行为和现象，不正是反腐败不彻底造成的“后遗症”吗？假如我们高举反腐败的利剑，毫不留情地将一切违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大利大干，小利小干，无利不干”的党政官员统统绳之以法纪，那么谁还会有这样的“后遗症”？谁还敢得这样的“后遗症”？！

　 笔者经常出差去厦门，听那里的熟人好友讲，“远华案”查处以后，不少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谨小慎微，原则性特强，许多事情不好办了。这种现象虽不能与“沈阳现象”相提并论、同日而语，但也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让人纳闷与奇怪的是：“原则性强”本是值得大力提倡和坚持的，它与“不好办事”有什么必然联系？过去“好办”而现在“不好办”的事，其实大都是一些违反原则甚至违法乱纪的事，这样的事本来就不该办啊！这里，我倒希望有关地方的党政官员们能够持之以恒地“谨小慎微”、“原则性特强”下去，千万不要因为出了“慕马案”、“远华案”而暂时讲原则、“不好办事”，一旦事过境迁又不讲原则、“好办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