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5日，来自豫北农村的十几名民工带着劳动一年的“收成”，高兴地踏上了回乡的列车。一个星期前，中国人民大学大学生志愿者法律援助中心帮助他们要回了6万多元的工资。在“中心”为他们提供法律援助的，是人大法学院法律诊所几名三年级的学生。

　 “我国传统的法学教育模式是老师在台上讲，学生在台下听，师生之间在课堂上很少开展讨论。思维培养是建立在已知案件或虚拟想象的基础上，包括模拟法庭或案例分析也是如此。考试中更多的是对记忆而不是对分析能力、推理能力的测试，这很难培养学生思辨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也无法得心应手地运用法律知识去解决具体问题。”人大诊所式法律教育项目主任甄贞教授说，“一位毕业后到律师事务所执业的学生非常苦恼地告诉我：当时我在学校考试成绩都是优秀，可现在竟然不会为当事人写一份起诉书。”

　 甄教授告诉记者，诊所法律教育的形式借鉴了医学院临床实习的模式。学生在法律诊所中，在教师的指导下为处于困境的委托人提供咨询，“诊断”他们的法律问题，开出“处方”。学生通过办理真实案件，参与案件的全部过程和细节，训练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技巧，培养学生的判断力、职业责任心，并深刻理解法律和律师的社会角色。

　 “在人大法学院，这是选修课中最热的一门，每学期开课时，最多只能容纳30人的课堂有三四百人报名。我算幸运的，报上了名。我的好多同学都羡慕我，他们都希望能来旁听，不要学分都行。”人大一位同学这样告诉记者。

　 记者在人大看到了一些上过法律诊所课程的学生的总结。2000级学生梁建平这样写道：与其说是在上课，真不如说是一群朋友聚在一起讨论。这里没有指定的课本，没有老师填鸭，没有同学们拼命三郎一样的抄笔记，一改往日上课时头脑基本处于休眠的状态。2000级学生王海燕则说：我在这里学会了如何会见犯罪嫌疑人，如何审查各类证据，如何制作诉讼文书。在诊所里学习，是我大学四年中做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

　 据了解，目前，我国拥有法律本科院（系）的232所高等院校中，开设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只有10所。“而且，他们开设该课程主要依赖美国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作为一种全新的法律教育模式，它的发展还需要多方面的支持。”作为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倡导者，清华大学法学院陈建民教授深有感触。

　 另外，作为“准律师”的法律诊所学生，要想像律师一样开展法律实践，无论在法律规定上，还是在司法实践中，都是不可能做到的，他们只能以一般公民的身份来办理案件。“这种状况严重影响了法律诊所与社会的广泛接触，对诊所开展的法律职业化教育形成了巨大障碍。”陈建民教授说。

　 记者了解到，诊所法律教育是一项非常昂贵的教学活动，由于诊所学生进行法律实践需要有丰富经验的教师指导，师生比例最多不能超过1∶4,因此，诊所的教师都是超负荷工作。

　 甄教授说，我国目前隶属于各级司法行政部门的法律援助机构尽管已有千余个，专职工作人员4000多名，但对于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国家来说，国家司法行政部门提供的法律援助只是杯水车薪。高校法律诊所面对社会困难群体期待的目光，自身力量实在太弱小了。在美国，每个法学院都必须开设法律诊所。诊所式法律教育在中国目前还处在初创期，它的成长壮大需要各界的关注支持。“别看中国只有不多的几十名诊所教师，他们可是中国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关于诊所式法律教育

　 诊所式法律教育（Clinical Legal Education）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法学院普遍兴起的一种新的法学教育方法。其特点在于仿效医学院利用诊所培养实习医生的形式，通过诊所教师指导学生参与法律实际应用。选修诊所课程的学生限定在三年级以上本科生、第二学士学位生、研究生。每期课程的学生限定在30人以内。

　 2000年秋季开始，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我国首次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复旦大学和华东政法学院7所院校开设了法律诊所选修课，建立了自己的法律诊所。此后，中山大学、西北政法大学、四川大学也陆续开设了该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