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月17日起，春运已正式启动。有关部门预测，春运的客流量将超过18亿人次。在这场全国人口大流动中，外来工返乡团圆的人数，估计没一个部门能说清。然而，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伴随着劳动力在市场中的大流动，社会财富也在流动中迅速生成与增加。

　 上周从报上读到，四川省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村外出劳 力约有1000万人。该省一位副省长对媒体说，全年（主要集中在春节前）流入四川的劳务性净收入大抵有500亿元。

　 全国目前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总量有多种说法，保守的数字是1亿人左右，也有说1.5亿人左右的。就按下限计，全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的年总收入（净数）也在5000亿元左右。这在哪儿都不是个小数。对于远谈不上富裕的中西部数以亿计的农民而言，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大数。

　 社会财富在流动中生成，劳动者也在流动中分享财富。伴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大流动，分享财富的不仅仅是外来务工者：

　 他们在为家乡带回劳务收入的同时，也大大降低了务工地社会生产与服务的成本，有形无形地增加着东部发达地区的资本积累与产业竞争优势。

　 孤立着看、静止着看或短期看，中西部地区相对廉价的劳动力为东部发达地区积累着“超额”的利润与财富。至少在眼下，由地区发展不平衡所形成的区域财富分配存在着不容回避的落差。

　 但是，水往低处流的自然法则和人往高处走的社会法则，并不适用于社会财富的走向。正如一位叫“窗下人”的有识之士所言，财富注定是流动的、变迁的；财富注定是无主的、共享的。虽说财富拥有者害怕“财富共享”，但财富一旦形成，它就注定在更绵长的时间段里，为社会所共有。

　 有实例为证：去年温州商人的产业与商业投资，就为所落脚地的中西部地区创造GDP500亿元。也有数字为证，仅仅近两年间，由浙江流向毗邻安徽与江西两省的民间资本就超过300亿元。至于浙江省“九五”以来流向西部地区的民间总资本，最保守的估计也已超过了上千亿元。

　 人流、资金流为社会创造财富，其所必然相伴的区域间文化交流、信息交流与观念碰撞，同样为社会生成财富。如果说，眼前由此带来的财富，总体上说东部受益比例高于西部的话，那么反过来，由文化、信息交流与观念碰撞所生成的财富，主要的受益面则集中在中西部。通过务工生涯的历练，务工者受到市场经济与先进文化的熏陶，开阔眼界、增长才干，每年都有一批务工者回到家乡创业。

　 这说明，发端于中西部的务工潮，涌动到一定的阶段，必相伴相生出创业潮，从而为中西部地区生成新财富。人们期盼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良性循环，即此。

　 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市（镇）转移，是中国社会工业化进程中的一个必然趋势。另一方面，在工业化前期和中期（中国社会目前总体趋于工业化的中期水平），人才和资本向发达地区集聚也是一个必然趋势。

　 目前越来越明显的东部部分产业资本随产业梯度转移趋势，以及商业资本随市场扩张的“西进”都说明，只要各地的政府都有一个放则活、放必活的心态，主动拆除阻碍流动的樊篱，整个社会的劳动力（包括人才）和资本都会在流动中激发出活力与灵性，假以时日，全社会的财富蛋糕必越做越大。

　 反之，面对人流、物流、资金流的自然流动，面对资本扩张的“野心”，不少地方仍然在时时设卡、处处提防、得少为足、划地自缚，惟恐“别人吃馍，自个儿喝汤”，实在是得不偿失。

　 譬如，不少民工流出地仍然向民工收取动辄数百元的“出省费”。民工返乡时，部分县村乡三级又以“管理费”之名向返乡民工“课税”。再譬如，虽说中央政府去年初就明令禁止民工务工地滥收各种“外来民工管理费”，但仍有不少地区我行我素，明着不成就改成暗的，有些则干脆采用加大“罚款”起点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