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灯越拨越亮，理愈辩愈明。经济学大厦高耸入云，内部学派林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执一端，争论不休，是常有的事。在货币理论中，有两大流派，一为凯恩斯学派，一为货币主义学派，它们就像中国武术流派中的少林、武当，各怀绝技，泾渭分明，却又难分伯仲，不相上下。两派之间的争论，丰富了货币理论宝库；政府的经济决策也因而有了更多的理论支点。

　 1936年，凯恩斯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提出了见解独到的货币理论。他认为，货币具有价值贮藏功能，不论是放在腰包，还是锁进公司保险箱，都不会像储存粮食，担心发霉烂掉。即便隔上三年五载，拿出来照样能花。货币用于交易，流动性最强。这一点，其他资产望尘莫及。比如债券、股票，必须先转换成货币，才能购买商品和劳务。此外，正因为如此，人们对货币情有独钟，生活中不可或缺。凯恩斯强调货币流动性的作用，故而他的货币理论，又被称做流动性偏好理论。凯恩斯将人们持有货币的动机，分为三类：一曰交易动机。倘若你1号发工资，总不能在这一天，把一个月的吃穿用度，全都安排妥当。而是要留出一部分，以便日常花销。二曰谨慎动机，这也是生活常理。人是肉体凡胎，难免有个小病大灾，倘若手头一个子儿没有，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保管碰上一回，便乖乖改掉不留钱的毛病。三曰投机动机。一年365天，发财指不定在哪天。手里拿着钱，瞅准机会投进去，往往会发一笔意外之财。

　 由于流动性偏好，产生了货币需求。但人们的货币需求，并非长年累月，一成不变。影响货币需求量的，主要是利率。不过，对不同的货币需求，利率的作用大不一样。众所周知，银行利率高了，储户拿到的利息就多。但利率再高，人们也不可能为了多得利息，不吃不喝，把钱都存进银行里。用经济学语言来说，就是交易动机产生的货币需求，对利率变化不敏感。同理，利率是升还是降，跟你生不生病，撞不撞车，没有必然关系。出于谨慎动机的货币需求，也不会因利率调整，发生多大变化。交易动机和谨慎动机，究竟需要多少货币，取决于人们的收入，也就是说，人们会量入为出，根据自己的财力，留出日常花销和救命、应急钱。但是，利率对投机需求，影响却非比寻常。人们持有货币，等待赚钱机会，要付出成本，其代价是损失了银行利息。当银行利息高时，利息损失大，持币成本提高，故而人们会减少货币需求，多往银行存款。反之，当利率降低，持币成本减少，人们会把更多的存款提现，寻找其他的赚钱门路。利率如果一降再降，利息收入已微不足道，人们就有可能把存款都取出来，捂紧钱袋，等待时机，投机性货币需求无限扩大，经济社会便会落入“流动性陷阱”。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利率与投机性货币需求，呈反方向变化。那么，它对企业的投资活动，又有什么影响？企业贷款投资，是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贷款要支付利息，利息算进投资成本。利率高，投资成本高；利率低，投资成本低。如果利润率既定，那么，利率过高，企业一算成本，根本划不来，投资意愿消减；利率下降，企业觉得有利可图，投资热情高涨。企业扩大投资，不仅能增加产出，而且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增加国民收入。国民收入提高，又刺激了社会的消费需求，如此良性循环，推动经济快速发展。反之，如果企业投资乏力，经济便会停滞不前。利率魔力无边，如果能控制住利率，便牵住了货币需求的牛鼻子。因此，凯恩斯认为，政府可以通过货币供给，调控利率，必要时，可以实行利率管制。他给政府的建议是，经济萧条时，应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扩大货币供给，降低利率，刺激经济回升；经济过热时，则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减少货币供给，提高利率，抑制经济过快增长。货币政策要逆经济风向，相机抉择。

　 凯恩斯的货币理论，在西方盛行多年。可是，他所倡导的货币政策，火候不易把握，实施起来，经济忽冷忽热，波动不定。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另立山头，创建货币主义学派，与凯恩斯学派分庭抗礼，唱起了对台戏。弗里德曼反对货币需求“动机”说，提出了持久收入理论。他认为，货币不仅包括现金，还包括银行存款。货币和股票、债券一样，只是财富的具体形式。弗里德曼指出，财富可以用持久收入来计量。它是个人、家庭能预期到的长期性收入，不仅比较稳定，而且随着经济发展不断增长。持久收入可以用于各种消费和投资。人们选择持有货币，是因为与其他资产相比，货币能够取得更大的效用。从短期看，股市牛气冲天，人们会多买股票，减少银行存款；股市低迷不振，又会增加银行存款，减少股票投资。但这是短期的情况。从长期看，利率、股市等各种资产，平均收益趋稳，人们会根据持久收入的多少，权衡各种资产的风险、收益，确定各种资产持有比例。因而，在长期中，货币需求相对稳定。按照上述推导，持久收入保持稳定增长，那么人们的货币需求，也会随着收入增加而递增。既然如此，中央银行天天调利率，货币供给变来变去，实在是多此一举，自寻麻烦。

　 对凯恩斯的货币政策，弗里德曼大张挞伐。经过深入的统计分析和实证研究，他得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从中央银行货币供应变化，到经济作出明显反应，存在着12―18个月的时间差，正是由这种时滞效应，使得中央银行难以掌握权变的货币政策所需的信息，货币政策老是慢半拍，在扩大或收缩货币供应量时，不是做过了头，对经济刺激过度，引发通货膨胀；就是做不到位，致使通货紧缩迟迟无法缓解。其结果往往是事与愿违，好心办了坏事。为此，弗里德曼主张，政府应该摒弃“权变”理论，以静制动，实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根据弗里德曼的分析，现实中货币数量增长的比例，应当适应两方面的要求，一是物价上涨的需要，一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要求。货币当局只需盯住两个指标：经济增长速度、人口和劳动力增长比例。货币供给年增长率，大致等于两个增长率之和，就可高枕无忧，垂拱而治。

　 有趣的是，凯恩斯是英国人，他主张的货币政策，二战后曾被美国奉为金科玉律。弗里德曼是美国学者，他的货币理论，却在英伦三岛声名远播，撒切尔夫人用它治疗过英国的经济顽疾。两派在相互指责中，整合借鉴，互补短长，推动了货币理论的丰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