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树护着小树长
汽笛声声，响彻长江、嘉陵江。轮船上，年轻的军人泪流满面，目送着一捧捧骨灰、鲜花，撒向波涛滚滚的大江。
1999年8月21日，中国工程院院士黎螯悄然辞世。黎螯，中国烧伤医学的开拓者、奠基人，被学界尊为“一代名师”、“烧伤医学泰斗”。20世纪50年代末，他领衔创立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全军烧伤研究所，并于1994年荣获国际烧伤医学最高奖―――“伊文斯奖”。
大师辞世，举国瞩目。学术届有“大树底下不长草”的行话，解放军总后勤部首长也提出：“创始人去世，烧伤学科会不会垮掉？烧伤研究所能否发展壮大？”
送别的人群里，一位目光坚定、沉默无语的军人格外引人注目。他叫黄跃生，一个月前，刚刚从美国归来。
作为烧伤研究所培养的医学博士，1997年，黄跃生赴美国得克萨斯大学从事医学研究。后来，黎螯院士赴墨西哥参加世界外科医学大会，途经美国，已近80岁的黎螯找到黄跃生说：“快点回国吧，我们烧伤研究所需要新所长。”
当时，黄跃生犹豫了，因为，“这个烧伤研究所国内外知名，人才济济，我……能行吗？”
尽管黎螯眼神中充满了期许、慈爱，让黄跃生不忍回绝老人的好意，但直到黎螯院士离开美国，黄跃生也没有答应“这个充满期待的嘱托”。
随后，大洋苍茫，远隔万里，黎螯多次“鸿雁传书”，要求这位留美专家“回国担当重任”。
而今，带着德高望重的黎螯院士的嘱托，黄跃生回来了，却想不到，巨星陨落，恩师辞世。
1999年12月4日，黄跃生走马上任所长，他惊奇地发现，在黎螯这棵“大树”下，有一片黎螯院士精心培养的医学科研“森林”，除肖光夏、杨宗城、汪仕良等老教授之外，还有为数众多的青年专家，其中，9名博士导师、6名硕士导师。追寻着“爱国、创业、攻关、人梯”的“黎螯精神”，他们发出“大树虽倒，学科不垮”的誓言。
这誓言，同样震撼了正在大洋彼岸学习的彭代智。彭代智可以说是黎螯院士精心呵护的另一棵“小树”。早在1992年，黎螯院士领衔承担“烧伤早期损害与创面愈合机制研究”项目时，作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生命科学领域的第一个重大项目，黎螯将时年29岁的彭代智推向了重大科研领域的前台，负责这一项目免疫方向的课题。这一项目的成功，曾被评为1997年“全国十大科技新闻”。因此，彭代智30岁成为副教授，35岁成为教授，并承担美国科学院的研究课题，赴美军外科研究所进行科研工作。
现在，彭代智也回来了，汇入了这个充满青春气息、朝气蓬勃的军事医学团队。
小树成长挑大梁
1945年，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数十万人烧伤，其中吸入性损伤占85％以上。美国率先在世界开展烧伤研究，并成立专门烧伤研究机构。国外有关权威机构在上个世纪40年代就声言要攻克这一难关，但未能如愿。“谁解决了这一难题，谁就是赢家”。
而且，未来高科技条件下的局部战争，战舰、坑道、装甲车上，呼吸道烧伤的发生率极高，已经成为未来战争伤亡救治的瓶颈。为此，烧伤研究所组织100多名技术人员协作攻关。简陋的条件下，先后完成40多项100多个分题的研究，得到了数万个实验数据，最终破解了这道世界性难题，也使烧伤研究所跻身国际烧伤医学的领先水平。
吸入性损伤研究叫响了世界，38岁的副教授罗奇志说：“我们要继承黎螯院士的成果，这一研究是不会停止的。”为此，在黎螯去世后，他们还发表了一些论文，把研究进展告诉世界。
同样，“肠源性感染”的奥秘，一直为世界医学界关注，曾经有外国科学家为寻找其中的一粒细菌，花了近20年。当烧伤研究所博士彭毅志用电子显微镜，锁定了那例带荧光标记的细菌时，马上打电话叫来了其他研究人员，许多人兴奋得落泪。随后，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彭毅志报告了这一研究成果，提出了新论断。会场上，各国专家都睁大了难以置信的眼睛。美国著名烧伤专家戴切说：“我们的研究刚刚起步，你们却达到如此高水平，了不起！”
建树颇多，名声远播。美国烧伤学会前主席盛赞该所为“世界一流的烧伤研究所”；美国烧伤学会主席则称之为“国际著名的烧伤研究所”；美国前副总统蒙代尔说：“中国的烧伤治疗是先进的，我们要向你们学习。”
1985年，这个烧伤研究所发起创办并主办了首届中美国际烧伤学术会议，1989年举办了中美国际烧伤与创伤学术会议，1996年又发起创办了首届中日外科感染学术会议。
共为患者撑绿荫
目前，该研究所已成功救治不同程度的烧伤患者1.5万人，总治愈率达99％以上，远远高于世界许多烧伤治疗、科研机构。在无数治疗的病人中，梁强的故事最为动人。
那是一个初春，驻川某部战士梁强探亲返队途中，客车起火，危及24名乘客的生命。关键时刻，梁强挺身而出，勇敢地抱起火球一样的汽车内胎。由于内胎盛满汽油，正在燃烧，烧灼的剧痛，考验着梁强。穿过13米的狭窄通道，顺着后窗玻璃，梁强将“火球”扔到了7米外的地方。群众得救了，梁强倒下了。此时，梁强全身烧伤面积达85％，其中，三度烧伤60％。
十万火急，直升机穿云破雾，将梁强火速送往烧伤研究所。845天，经历了数十次大小手术，梁强创造了生命奇迹，顺利康复，重返部队。告别时刻，梁强说：“人们说我是英雄，但我觉得，真正的英雄是这些白衣天使，我只不过救了20多个人，而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知挽救了多少人的生命。”
“总有一种目光在望着我，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肩负着黎螯院士的嘱托，黄跃生和年轻的同事们，常常感受着压力和使命。为此，他们改变了传统医疗模式，不只立足“治病、保命”，而是探索早期救治与康复一体化模式。研究所的病床，1999年为40张，2000年为60张，2001年为90张，2002年为120张，医疗规模扩大了，患者增多了，为学科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为此，黄跃生和他的战友们描绘了烧伤研究所的新蓝图，那就是建成“医疗、教学、科研一体的国际一流专科医院”。名字，他们都想好了，就叫“中华烧伤外科医院”，那时，他们将向世界打出一张“中华牌”。而且，他们强调，绝对“世界一流”。
黄跃生心里有本账，40年前的“大炼钢铁”，出现了成批烧伤伤员。黎螯院士创建了这个烧伤研究所，当时只有3名军医，6张病床，20平方米的病房，却是我国第一批烧伤专科病房。而今，烧伤研究所拥有56名军医，120张病床，成为国内乃至世界最大的烧伤专科病房。
站在充满现代气息的医疗、科研、教学大楼里，他们的目标是：有一天，国内外的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发生烧伤以后，人们能马上想到这里。因为，这里是中国的烧伤创伤医疗中心，这里凝聚着几代人的心血和梦想。为此，他们还要“第二次创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