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蒙城县副县长、著名相声演员牛群上安全套广告乃近日一大新闻。有人批评他“瞎折腾”，时评人陆布衣则撰文祝贺牛哥“上套”。批评者自有其道理，而祝贺者当然也有其祝贺的理由：一是“上套”是一种十分高尚并值得许多人学习的行为，“高尚”就高尚在牛哥以自己的勇敢一下子挣了210万元。这些钱并不是进个人腰 包，而是用于“五子牛特殊教育”项目；二是牛哥“上套”行动证明，只要将老百姓的事放在心上，这个官是做得好的。究竟以怎样的思路和价值标准来看待牛哥“上套”这件事呢？笔者可以毫不掩饰地说：以十分敏感的身份为安全套这种敏感商品做广告，牛哥确实够勇敢的；但正像真理向前迈出一步就会变成谬误一样，这种勇敢已经导向了“瞎折腾”。

　 当代中国社会初步具有了包容性和多元化特征，给了人们越来越大的自由度，这无疑是了不起的社会进步。牛哥本系相声演员，先是挂职副县长（并非作家体验生活），继而通过正式程序“转正”，而且无论在挂职期间还是“转正”之后，一直都在做着许多本不适宜真正官员做的事（尽管这些事显得很无私很高尚且对当地人民有益），可谓公民自由度扩大的一个最好的例证。然而，在我们为此感到欣慰的同时，却容易忽略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与现代商品经济社会的充分自由和个性张扬相伴随的，恰恰应该是“契约精神”以及规范和严谨。

　 如今牛哥既然是正式的副县长，该身份对其所有个人行为当然就具有了内在的规定性。或者说，副县长这一职务与当地党政组织乃至整个政府官员系统之间，隐含着一种契约关系。这种“契约”虽与商业伙伴之间的契约合同有别，但在严肃性、“刚性”上是一样的。例如，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副县长每天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都在这种契约的规定之内。身为正式副县长的牛哥为安全套做广告的行为，怎么看都在这种契约之外。

　 判断一种行为的对错是非，依据不外乎以下两个：一是世俗眼光，或者说是某种约定俗成，某种普遍认同的道德标准；二是依托既有的法律、纪律等体制规范标准。从前者看，即使中国社会超前20年，一位政府官员的个人形象被印到安全套包装上，也会怎么看怎么别扭。这是因为，古往今来官员都有其毋庸置疑的尊严和禁忌，且这些尊严和禁忌是官员这种特定社会角色所必需，不能一概被视为糟粕，与解放思想更是两码事。从后者看，政府官员不能直接从事商业活动系国际惯例，各国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性和体制约束性。为商家做广告与做纯粹的公益广告有着本质区别，因为商家通过名人广告可获得商业利益，当然应支付广告费，于是构成一种交换关系，牛哥为安全套做广告无疑是经济行为或者说是商业行为。至于所得广告费如何支配，则是另一码事。尽管所得210万元将全部用于“五子牛特殊教育”项目，而该项目又是公益事业，但仍有理由认为这笔钱是牛哥个人挣来的，只不过不曾据为己有，而是用于捐献。

　 从以挂职副县长身份办企业、以个人名字作饮料商标，到如今为安全套做广告，牛哥确实走得越来越远了，足以令许多喜欢其艺术、景仰其人格的人感到担心。尽管至今并无多少人怀疑牛哥是在沽名钓誉，但仍有必要对其行为的随意性和非规范性提出善意的忠告。这种警告的意义不仅对他本人有益，而且对整个社会也有着重要的思考意义和认识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