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位自称“长期关心中国文物并业余从事研究不辍”的人士，对失踪了半个多世纪的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提出最新搜寻思路―――它们极有可能在韩国釜山，专家认为从理论上讲是有可能的。但在没有进一步翔实调查前，这个说法显得有些虚无缥缈。

　 1929年12月2日，中国考古学家裴文中先生等人在北京郊区周口 店发掘出一个完整的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随后的1933年，贾兰坡先生等在周口店发现山顶洞人头骨及尸骨化石若干；1936年，贾兰坡先生又发现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3具。这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震动了全世界。但在随后爆发的日本侵华战争中，这些头盖骨化石及尸骨化石（以下简称“北京人”）神秘失踪。

　 半个多世纪以来，“北京人”的下落一直为各国人士所关注。有关“北京人”去向的线索众多且扑朔迷离，其中以“北京人”早已被毁、葬身海底、尚存留于中国或日本等几种观点最具代表性。上世纪末，以当时还在世的考古学家贾兰坡为首，部分科学界和新闻界人士一度掀起寻找“北京人”的浪潮，被当时舆论称为“世纪末的大寻找”。

　 此次对“北京人”下落提出最新假设的这位文物研究爱好者、北京某公司负责人童增认为，上述所有推断都经过了几十年的努力，可“北京人”仍音讯全无。新世纪的寻找要拓展新思路，关注一些被忽略的线索。

　 韩国联合通讯社2002年8月7日的一则报道引起童增的注意。这则消息称，日本统治朝鲜半岛期间，曾在韩国釜山港建造了一座规模庞大的地下鱼雷生产工厂，日本投降前，原打算将从中国掠夺的450吨黄金、36尊金铜佛像及一些国宝级文物，经由釜山港运回日本，却因美国海军封锁海上航路，而把这批宝藏贮藏在此。童增将该篇报道披露的信息和日本侵华战争进程联系起来，据此他推断，“北京人”就在这批宝藏中。

　 童增分析说，首先，从史料看，当时“北京人”肯定掌握在日本人手中。童增指出，裕仁天皇就“北京人”曾做过如下批示：令北支派遣军总司令部负责追查“北京人”。“北京人”失踪前，日军奉天皇密令，多次派所谓的“学者”和密探一直盯住“北京人”，千方百计想搞到它。“北京人”由协和医院“模型大师”胡承志移交给美国人后，转运“北京人”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几乎全被日军抓获，他们难保不会交代出“北京人”转移的秘密线路。当时日本还指派了一个名叫锭者的大侦探，负责搜寻“北京人”。大约在两个月后，忽然传出在天津找到了“北京人”。据传，当时还特地叫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代表、人类学家魏敦瑞的女秘书前去辨认，但是她一到天津，刚下火车就被拦截住了，说是在天津找到的东西与此无关，要她返回北京，以后搜索也就停止了。

　 日本人突然停止追查，童增认为，这正说明日本人已然得到“北京人”，否则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对此，童增还举出一个“旁证”―――一位40年代时任比利时驻华公使的儿子，曾在1994年对到访的陕西学者说，其父当年亲见“北京人”运走时被日本抢去。

　 童增分析，日军夺到“北京人”之后，“北京人”不可能再流到民间。因为日本人深知“北京人”的重大价值，日军保管和运输肯定极其秘密，再加上日军当时占领的中国北方地区，没有什么大战役，“北京人”不可能在激烈交战中遗失。

　 日军为何没把“北京人”马上运到日本？据童增分析，与日本当年的侵华政策有密切联系。

　 日军当年的侵华政策有一条是，拼命掠夺中国的财产来维持日军在中国的供给和军费开支，用中国的资源来打中国。这些被掠夺来的包括黄金、文物等在内的中国财产，都集中到日军在华的两个司令部即“关东军司令部”和“中国派遣军司令部”，作为在华打仗的经济支持。“北京人”极有可能随其他文物藏在华北地区的“中国派遣军司令部”，1943年这批文物随司令部移到南京。侵华战争快结束时，日本军队集中了一大批黄金和文物由上海运往釜山，其中就包括“北京人”―――童增说，还有另一种可能是，包括“北京人”在内的国宝级文物，由南京送到日军最后一个集散地沈阳，然后与关东军在东北掠夺来的黄金和文物集中起来运往韩国釜山，等待机会运往日本。

　 后来，战争态势并没有像日本预想的那样发展，日本人这才考虑把在釜山的“北京人”运往日本，但由于海上封锁，无法成行，只好与其他宝藏一起暂留于釜山。至于埋藏宝藏的釜山军事设施，童增分析称，是日本19世纪末侵占韩国后，为进一步发动侵略战争，于20世纪30年代所建造，其中包括一座规模庞大的地下鱼雷生产工厂。

　 童增称，目前，韩国民间正在探寻这批宝藏，并声称已经发现了通往这批宝藏的秘密通道，美国的一家专业地下勘探公司也介入其中，宣布勘探结果证明了这条通道的存在。作为中国人，我们对此不能等闲视之。

　 童增认为，日本政府应承担当年战争责任，有义务提供这些宝藏的各种线索和有关档案资料，协助寻找这批宝藏，并早日揭开失踪60多年的“北京人”化石的谜底。

　 对童增的推断，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周口店古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高星博士认为，“这确实是一种新的线索和思路”。

　 高星主任指出，所谓失踪多年的“北京人”，远不止裴文中先生于1929年第一次发现的那一具头盖骨化石。装有“北京人”的两只箱子曾有一份物品清单，早就公布于众，其中，除裴文中先生发现的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外，还包括1936年贾兰坡先生发现的3具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以及贾兰坡在1933年前后发现的部分山顶洞人头骨化石及尸骨化石。

　 高星主任介绍，失踪多年的头骨及尸骨化石是人类祖先的原始标本，其文物和科研价值极为重大。因此，有关它们的任何搜寻线索都不应错过，任何可能性都应认真加以剖析研究。

　 高星主任说，“北京人”丢失多年，各界极为关注，各种线索也很多。有关部门对一些线索也曾进行跟踪，但都无甚进展。总体上，“北京人”下落，存在3种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是，依据已故著名考古学家贾兰坡先生推测的那样，“北京人”已不复存在―――当时日美刚宣战，野蛮的日本兵会将怒火发泄到和美军有关的一切物品上去，“北京人”极可能被毁掉了。

　 第二种可能性是，“北京人”葬身海底。

　 第三种可能性是，“北京人”还在陆地上的某地。对这种可能性，高星主任认为，存在于中国或日本的可能性最大，“至于说‘北京人’在韩国的可能性，在没有进一步研究核实的情况下不能被排除。”

　 高星主任认为，童增的这一最新假设，正如他自己所言，意义在于“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和思路”。童增的推断是根据韩国的一则报道进行的联想，其推断确实有一定历史依据。例如，关于日本人如何千方百计搜寻“北京人”的这段历史，童增的叙述“基本属实”。因此，“北京人”当时肯定落入了日本人手中，这一点是可信的。但是，有关人员的回忆至此戛然中断，两只箱子的去向，成为半个世纪的悬案。

　 高星主任指出，在东南亚地区，多年来一直不断传出日本当年战败撤离曾埋下大量宝藏的传闻，甚至一些国家的人还曾就此进行挖掘，但最终证实大量传闻都是子虚乌有。就童增的这一推断，最起码需要进一步核实有关韩国釜山的这段历史。“从理论上来讲，日本从中国掠夺的文物转移到韩国，是有可能的。但在没有进一步翔实调查前，这个说法显得有些虚无缥缈。”

　 高星研究员指出，截至目前，有关“北京人”的下落，多年来媒体已有相当多的宣传，各界学者也是呼吁不断，但寻找“北京人”的努力，仍大量停留在“民间操作和口头上的宣传呼吁上，付诸实际行动还是太少”。

　 高星认为，作为一名业余文物爱好者，童增能把一则韩国报道马上和“北京人”下落联系起来，是件“难能可贵的事”，“足见他对‘北京人’和中国文物有很深的感情”。高星说，如果社会上有更多像童增这样的热心人士对国家文物投入更多关注，寻得“北京人”下落的希望就会加大。

　 而同时，高星研究员认为，寻找“北京人”，单纯依靠来自民间人士或学者的呼吁，解决不了关键问题。涉及到如此重大的文物，需要政府切实重视并进行组织性工作，譬如涉及到日本、韩国等的搜寻线索，就非采取外交途径不可。“然而，目前搜寻‘北京人’工作仍停留在媒体宣传和学术呼吁上，实际作为还是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