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涛拍岸不平凡

　 ―――一位国情专家的民间盘点

照片：1998年，本届政府的全家福

　 据民间传闻，有一次，国务院领导与有关专家见面。总理朱镕基曾经发问：“哪位是胡鞍钢？”胡鞍钢应声示意。朱总理笑曰：“有媒体说你是我的智囊，可我们还不认识……”

　 这些天，著名国情专家胡鞍钢引起海内外舆论高度关注。因为，根据多年跟踪研究，他对本届政府5年施政方略进行了综合评价。其中，他认为，本届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令世界称奇。

　 胡鞍钢愿意用数字说话：根据世界银行最新报告以及3月1日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报告，中国经济总量已经登上了一个新台阶――2002年，超过10万亿元。而改革开放初期，是3600亿元；1990年，1.85万亿元；1996年，达到6.8万亿元。

　 本届政府任期的5年里，中国经济总量平均增长率是7.7％，而同期世界增长率是2.1％。中国人均 G DP增长6.6％，而全球为0.8％，其中，2001年还是个负数。

　 世界银行报告同样证明，全球经济衰退的浪潮中，中国经济“风景这边独好”：全球经济增长率2001年为1.1％，2002年1.7％；而中国经济增长率2001年是7.3％，2002年为8％。

　 在世界经济的惊涛骇浪中，中国何以做到“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胡鞍钢认为，判断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要分析其承受外部冲击的能力――计划经济时期，世界经济对中国经济影响不大；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周期与世界经济周期也没有太大关系。但是，近10年来，中国深深卷入了世界经济全球化，使很多人深感不安。

　 可过去几年，全球经济衰退，中国经济的表现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保持了宏观稳定，其经济波动系数5％，是世界上最低的，相对高增长的中国经济而言，尤为可贵。

　 由此，胡鞍钢感慨：“中国经济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增强了。”5年前，中国经济也出现过较快增长时期，但经济大起大落，还伴随高通货膨胀。本届政府首次实现了无波动、无通胀的相对稳定增长，实现了改革开放20年来始终追求但一直未能达到的目标。

　 胡鞍钢认为，2002年中国经济增长8％，不是高估了，而是低估了。你看，投资增长率、工业实物增加率等数据，都高于8％；煤炭增长18.9％；电力增长11.7％；钢增长19.7％；计算机增长50％；移动电话增长49％；发电设备增长58％。此外，最重要的，存款额增长18.1％，居民收入增长17.1％。由此，个别国外的权威调查机构也得出判断，“中国经济增长率高于8％。”

　 “踩刹车”到“踩油门”

　 胡鞍钢说，5年来，通过宏观调控的实践，可以作出评价：“中国的扩大内需政策比较成功。”因为，2001年，美国、日本、欧洲经济下滑，进口锐减，导致全球经济衰退。此时，回望中国政府5年前开始的扩大内需政策，显得高瞻远瞩。

　 再往前说，1996年通过的《九五计划纲要》提出，“控制国债发行规模，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实施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直到199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依然强调“适度从紧”。

　 此时，本届政府履新。面对着亚洲金融危机影响，果断决策，由“踩刹车”改为“踩油门”：为解决国内需求不足，转向实施“扩大内需政策”。就此依托“大国优势、本国优势”，带动自己的内需，既符合中国国情，又成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全球经济衰退等外部冲击的“重要法宝”。

　 胡鞍钢说，其实，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实行过扩大内需的政策，包括日本，但都没有成功。

　 由此，中国经济运行机制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可以称之为“改革红利”。1998年，私人投资、社会投资不足，就以政府投资就带动了私人投资、民间投资。5年中，政府发行国债6000多亿元，却带动了3万亿元的社会投资。2002年，国内投资增长高达12.1％，其中，民间投资增长了15.7％，创历史新高。

　 胡鞍钢说，中国经济的不俗表现，得益于科学、理性的施政风格。以往，制定五年计划，都是不公开、不透明的，是少数人、少数部门在决策。而本届政府制定《十五计划》，开了一个先例―――公开作业、广泛参与，还建立了网站，发动全社会提出看法、意见。这是50多年罕见的。

　 此外，重大决策实行专家咨询，决策前尽一切可能听取意见。这一政府职能转变的风向标，表明政府决策能力增强。胡鞍钢说：“我经常到国外调研，对此感受很深。中国经济的表现越来越成熟，得益于政府决策的成熟、理性、建设性。”

　 兑现科教兴国诺言

　 本届政府任期内，扭转了教育、科技支出占 G DP比重持续下降的趋势，并出现大幅上升。其中，教育支出1997年占GDP的3.40％，2001年上升到4.83％，2002年可能超过5％。胡鞍钢认为，这实践了“科教兴国是本届政府最大任务”的诺言。

　 2002年，我国高等学校（含成人高等学校）在校生近1500万，有望超过美国；研究生在校数5年增长了66％，已经超过美国。而用于科研、开发的经费，也比5年前增长一倍，由1996年的占GDP的0.6％，提高到2001年的1.1％，首次突破1％的目标。

　 此外，专利、论文数量增长超过了 G DP增长率，比如，2002年，申请专利增长24％，批准专利增长16％。过去5年，还结束了2000多年来农村教育“农民自办”的历史，农村教师首次“吃上皇粮”。

　 “社会稳定器”从无到有

　 胡鞍钢认为，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是“本届政府最大的政绩”。社会保障，被视为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社会稳定器”、“社会公平调节器”。

　 过去5年，中国经济经历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结构调整，涉及面极大，下岗人员增多，累计超过6000万人，超过法国的总人口数。其中，仅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就有2700万人，还有国有事业单位、集体单位下岗人员。如此情况下，进行社会保障的制度设计、建设，就成为必然。

　 1998年4月，本届政府履新之初，就提出建设“三条基本保障线”―――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线、城市失业保险线、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

　 2000年的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列出“社会保障”章节。随后几年，社会保障资金支出，成为国家增长最快的财政支出。其中，九五期间，累计社会保障支出达4458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支出2001年相当于1998年5.1倍。

　 “没有这样的投资，买不到这样的社会稳定。”对此，胡鞍钢予以高度评价。他认为，这也是如此大规模的结构调整，社会依然保持稳定的根本原因。当然，结构调整仍然在继续，要把“三条基本保障线”逐渐过渡到正规的、现代的社会保障体系，还有待下一届政府继续努力。

　 反腐从制度入手

　 1998年，本届政府就将“廉洁、高效”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并从制度建设入手，从源头上解决腐败问题。

　 长期以来，“收支一条线”成为痼疾，很多政府部门出于部门和少数人利益，一手收钱，一手花钱。1998年之前，曾多次试图改变这一状况，但收效甚微。此时，本届政府大胆要求，34个中央部委实行“收支两条线”。

　 政府采购、公开招标、国库直接支付等，逐渐进入制度建设。此外，严禁公安、武警、军队经商，让其“吃上皇粮”，波澜壮阔的农村税费改革，波及全国三分之二的省份，每年减轻农民负担300亿元。

　 另外，本届政府还从审批型的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减少了1100多项审批权限。第一批，减少789项；2003年初，又取消了400多项。

　 此外，本届政府“可圈可点”之处，还在于对垄断行业，引入竞争机制。电信、电力、民航、军工、石油、石化等垄断行业进行改革，大量减少“垄断租金”。“中国之所以突然成为世界上移动电话最多、固定电话最多的国家，与制度创新，特别是打破垄断，引进竞争机制为主要特征的改革有关，应该给予充分肯定”。

　 胡鞍钢说，这些改革，在5年前尚未提出，5年后，也没有进行完。打破垄断，列入本届政府的重要日程，并形成了社会压力。从国际上来看，即便在西方，垄断行业、公司改革也常常十几年、二十几年“改不动”。但在中国，改革速度如此快，政府推动作用“功不可没”。

　 尚有未完的挑战

　 胡鞍钢说，还有许多未能解决的难题，有待下届政府继续努力。过去5年，农民收入增长16％，而城市人均收入增长40％，1998年，城乡收入差距是2.5倍，2002年达3.1倍。

　 此外，机构改革任重道远。本届政府为此付出巨大努力，削减了机构，但运行成本却提高了。比如，1元行政支出，产出 G DP，1996年是57元，到2002年，已降到27元。所以说，机构减少了，效率提高了，行政管理的宏观效益却并未改善，反而更加昂贵。“此举，也说明政府行政支出增长太快。”胡鞍钢呼吁，削减赤字，首先削减行政开支。今年，深圳提出行政开支零增长，中国政府未必实现零增长，但不能高于 G DP增长。“车开得越来越豪华，楼盖得越来越漂亮，但还要记住中国国情，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有相当多的贫困人口，大量的农村人口”。

　 目前，农村贫困人口不到3000万人，但这是“中国标准”―――按照国家贫困线计算的。如按照世界贫困线，中国还有1亿多人。因此，重新界定贫困人口标准，制定反贫困计划，提高反贫困资金投入，有待完成。

　 他认为，中国相当多的贫困人口，处于发展的边缘地带。作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中国需要更加公平地发展，更加具有人文关怀地发展。从国际角度看，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应有利于穷人、有利于提高中低收入人群。

　 此外，由于经济增长仍然受到需求不足的制约，中国人口三分之二在农村，却只消费了三分之一市场消费品（全国商品零售额）。“需求不足的核心，是居民消费不足；居民消费不足的核心，是农民消费不足。”因此，继续实行扩大内需的政策，需要向农村倾斜。

　 胡鞍钢回忆，1990年，他曾经作出预测，认为中国发展有三种可能：一是经济持续增长，政治安定，社会不断发展；二是经济衰退，社会混乱；三是介于两者之间，但运用社会资源的能力不断下降。

　 当时，胡鞍钢判断，第一种可能“很难实现”，第三种出路“最有可能”。然而，13年过去了，他发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朝着第一种可能、最好的方向发展。

　 “为什么会预测错呢？因为，我们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估计不足，对政府决策智慧、魄力，以及公众的学习能力估计不足。”

　 本届政府5年的实践，让胡鞍钢觉得，“前景充满希望”。（本报北京3月5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