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来自一支特殊的山地苗族支系，她们中的大多数不识字、不懂汉话。过去7个月，她们用笨拙的双手拍摄的图片，却让专业摄影师们自叹“要失业了”―――
面对着眼前一支支的“大炮筒”，18岁的王艳与杨大妹，以及另外3位农村妇女―――26岁的杨兴芬、36岁的杨昌萍、50岁的陈永秀，看上去没一丝不适应。过去的大约7个月里，一直在用镜头对准他人的她们，已经逐渐习惯了同样成为他人镜头瞄准的目标。
几天前，她们刚刚从贵州省西部、海拔1700余米的六盘水市六枝特区新华乡新寨村来到省城贵阳。3月7日，一个题为“她们和她们眼中的世界”的摄影展在省文联荟文堂开展。展出的80余幅图片，全是从她们拍摄的1000多张照片中精选出来的。这在当地引起了轰动。
5位妇女都是苗族。她们的族群，属于苗族中相当特殊―――目前全世界仅存5000余人的一个支系，学名“箐苗”，俗称“长角苗”。其重要的特征之一，是妇女们头上以木角作支撑、用毛线编织而成的重达数斤的盛装角饰。上世纪90年代中期，由挪威政府资助，贵州省在包括新寨在内的“长角苗”聚居的12个村寨，建立了中国第一座整体保护的（人文）生态博物馆。
本来，这个业余摄影群体应该是6个人。因为剧烈晕车，45岁的王成芬遗憾地未能成行。倒是原打算这两天成婚的杨大妹终于说服了极不情愿的未婚夫，得以如愿。新寨距贵阳210公里，如果是高速公路，不过两小时车程，但换了崎岖的盘山公路，则得熬上至少8个小时。
除了读过小学6年级的王艳和读过3年级的杨昌萍，其余4位妇女都不识字，也不懂汉话。由于2002年得到了进修一年幼师课程的机会，王艳还是村里惟一到过贵阳的女人。
“长角苗”妇女的每一天，基本上都是从藏在各家厨房的黑色水桶开始的。天没亮，她们便背上桶，出寨向东蜿蜒走去。1公里开外，有一道山崖，崖半腰伸出根塑料管，汩汩地向外冒水。这是全村1300人的共用水源。
自古以来，背水就是女人的专利，男人从不沾边。一桶水装满了，足有七八十斤重。女人们每天得跑上四五趟，牛马多的人家，甚至要背八九趟。除此之外，割猪草、种洋芋（土豆）、洗衣、带孩子……这些活儿统统归女人承包。等到夕阳西下，她们又得钻进灶间，架锅引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对于年人均收入不过210元、只有3台电视机的新寨人而言，照相无疑是件神秘的事儿。只有走上12公里，到了热闹的集上，才有一家生意清淡的照相馆。一张照片3块钱，相当于20斤洋芋的卖价，手头紧巴巴的人们大多没这闲钱。
拍这些照片之前，6位苗族农妇没有摸过相机，而且几乎连相都没有照过。2002年8月底，当6位城市女性志愿者走了9.5公里山路，带着一脚泥泞，将4台带广角镜头的傻瓜相机和一堆专业用的胶卷放在她们面前的时候，几经动员才勇敢地从姐妹中站出来的她们手足无措，紧张得谁也不吱声，脸都憋红了。
6个对6个，很像是传统的“一对一帮扶”。不过，就连乡、村干部都搞不懂的是，这次手段如此稀罕，居然是教妇女照相。
8个月前，6位志愿者―――贵州省环境科学设计研究院副院长瞿丽雅、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晓航、副研究员李青、贵州电视台记者王丹、贵州画报社记者武敏、贵阳晚报社编辑王燕达，参加了由福特基金会资助、温洛克国际农业开发中心组织在贵阳举办的一个名叫“中国妇女能力建设和农村发展”参与式项目的培训班。
培训的过程中，她们接触到了一个陌生的词汇“社会性别”―――因为男人、女人在生理性别上的差异，人们往往受传统观念、习俗的影响与束缚，认为男人就应该干什么，女人就不应该干什么；这种社会角色的习惯约定，常常会抑制有热情担任某项角色或从事某项工作的男人或女人去做他们愿意做的事；相反，则会鼓励没有激情担任某项角色或从事某项工作的人，硬着头皮去承担社会分配给他们的角色或从事他们内心极不愿从事的工作。城市尚且如此，广大农村更不用说。农村妇女在社会和家庭中的从属地位，最终会影响男女的共同发展。长期以来，人们更多关注了生理性别，而对“社会性别”缺乏必要、足够的关注。
毕业后，“温洛克”要求学员分组，各自设计一个项目，主题为“农村和妇女能力建设”。实际上，就是要进行一场试验，以期提高农村目标人群对“社会性别”意识的敏感程度。
“它完全像一出悬念剧，结束前，你无法预测结果到底会怎样，无法预测它对妇女们未来的生活到底意味着什么。但我们相信肯定会有意想不到的东西。”谈及最终被敲定的眼下这个计划，担任组长的瞿丽雅说。
摄影教师武敏将摄影教程简化为：推开镜头盖、眼贴取景框、稳住手、按快门。“拍照技巧显然不是最重要的。就像她们绣花一样，喜欢什么，就拍什么。”一周前，在备展时遭遇歹徒抢劫被打得鲜血横流依然紧紧护住相片、至今头上还缝着20多针的李青认为，“关键在于，所有画面都是透过她们自己的眼睛拍下来的，每一幅画面都是她们自己的选择。”
王艳总算第一个把相机抓在手里，另外几个妇女也开始费劲地听她和杨昌萍将武敏的话翻译成苗语。
两个娃娃的母亲杨兴芬一直忘不了她头回从相机“框框”里看到的世界：“一个个人都圆圆的，和平时不一样，好清楚，好漂亮。”这天，她对着一个正在犁地的男人按下了快门，“可他说：‘照来干哪样？照来要当兵呀？我这么老了，不能当兵了。’人家不愿照，我也害羞得很。”
拍简陋的茅草房，拍荷锄的老翁，拍穿着对襟单衣、插着长角状头饰的箐苗女人，拍基层的选举，拍自己身边熟悉与不熟悉的一切……就这样，6名“摄影师”纷纷伸出被蜡染颜料染黑的笨拙双手，摸摸索索试探着投入了她们的工作。
按动快门前，杨大妹的眼睛总紧紧贴着取景框，再三比划。她拍得很省，花了差不多一周才完成一个胶卷。照完相，每次都会很小心地将相机装在一个塑料盒子里，然后紧紧攥着，好像生怕它会远去。
尽管不乏奚落，但大多数人看到“昂贵”的相机掌握在寨里女人手中，还是非常兴奋。上镜头时，他们都表情紧张，很是配合。
隔上个十来天，几个城里女人就会来一次新寨，带走照好的胶卷，把冲出来的照片拿给“摄影师”们欣赏。第一次看到自己的作品，陈永秀不停地揉着眼睛，兴奋得合不拢嘴，好不容易挤出几个有限的汉字：好！好！
鼓励之余，“为什么要拍这张照片？相片上的人有什么故事？”是城里女人问得最多的话。“记录下来，就是一幅完整的乡村风情画。”杨晓航说。
这些朴实的记录最后成了影展别具一格的图片解说。
王艳的照片最多，并且喜欢关注各种热闹场面，比如乡场上的交易、后生女子们的“跳坡”对歌等等。过苗年的时候，来了好多背高级相机的外国人和记者。王艳也拿着她的“傻瓜”挤进人堆里，头上的角饰和箐苗盛装格外打眼。
“那些记者觉得奇怪，都来问：‘你也会照相，真是可以啊。’我不仅会，还偷偷把他们照了下来。”她很自豪。
2月13日，志愿者们第10次来到新寨。新寨历史上最特别的一次大会在村小学的场坝上举行。场坝中央，坐着女人们，平日这个社会的主流―――男人们则只能站在场外围观。
“你家有几口人？”“娃娃哪个管得多？”“你觉得累，会不会对男人抱怨？”“你们空闲时有哪样玩的？”几位城里女人对这些涉及女人与男人关系的家长里短很感兴趣。进而，她们又掏出纸笔给农妇们，不会写字，就画图，把男人、女人每天分别要做的事画出来。
难得这样的机会表达自己，场坝上一片议论声。“赶场？我们一年难得去一两回，大多数都是男的去。”“男的回家，还可以喝酒、吹牛（聊天）。”
会议的最后，志愿者请这些因从小绣花而擅长画图的女人描绘自己的愿望。好几个人的画面思路和杨大妹的一样：有一幢两层的水泥房，贴着瓷砖，家里有电视，房前有清水流过，不用走几公里去背水……
30岁的王燕达与27岁的王丹认为，“这些照片和那些画就像无数面镜子”。此前，她们一直以为农村妇女最关心的可能是贫穷、收入之类的生计问题。现在才体会到，还有很多更让农村女性感兴趣的东西，她们心中世界的丰富程度，某种意义上并不比城里人稍逊。
事实上，从苗族妇女们拿起相机的那一刻，她们寂寂无言的生活仿佛就有了改变：过去见到生人往往躲开的她们开始愿意与人交谈，并积极诉说自己的生活状况；而且，就连王成芬的丈夫也竟然表示了，男人同样可以去背水，只要能挣钱，女人也可以去做她们没做过的事情，不一定非要在家做饭、喂牛、做农活……
“看了相片，我哭了。”“温洛克”项目官员、菲律宾人ROSE女士说，“起先，我们对城市职业女性如何与农村女性‘对接’还充满疑虑。事实证明，只要努力去发现，隐藏在农村妇女中的能力不可估量。”“她们向前迈出了一步，这步伐不会停息。”影展的前言，如是写道。
“你们是不是想让我失业？”在展厅里走了一圈后，一位以拍摄人文风情著称的当地摄影师对王燕达嚷道。另一旁，好几位专业摄影师则依然在“坚韧”地将几位苗族妇女拉来拉去，让她们举着“傻瓜”，与自己拍摄的相片呆在一块儿接受“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