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淀区人大代表知识分子集中，改革创新意识最为强烈。人大常委专职化改革试点的任务落在海淀区人大，似乎有其必然性

　 本报北京3月10日电

　 3月10日上午，北京市海淀区人大办公楼。胡桂枝正密切关注着十几公里外的人民大会堂。那里，即将卸任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正在向十届人大一次会议作九届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我们希望从委员长的报告里得到启示，把试行近一年的人大常委专职化试验再往前推进一步。”说这番话的胡桂枝是海淀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胡桂枝注意到，今天通过的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和决定任命的办法中，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名额由九届人大的155名增加到175名。这实际上等于确认了此前全国人大常委会要增设20名专职委员的传闻。截至目前，公众对这20名专职委员的全部了解来自大会新闻发言人姜恩柱。姜恩柱介绍他们“主要是一些相对年轻的领导干部和专家学者，以改进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结构”。

　 人大常委专职化被视为我国人大完善制度的一项重要措施，成为今年两会上引人瞩目的焦点。类似的改革试验实际上早在8个月前就悄然启动了，先行者是海淀区人大。“但我们并非事先选定的试验田，改革是自发的。”胡桂枝强调说。

　 发轫

　 2001年7月底，全国人大办公厅研究室副主任尹中卿被邀请到海淀区人大讲课。据海淀区人大研究室主任翟小凡回忆，尹中卿在讲课中谈到了当前人大工作中存在的一些薄弱环节。其中包括，目前各级人大常委基本都是兼职，大部分在其原所在单位担任领导职务，社会活动也多，根本没有精力从事人大工作。而立法、监督等人大最重要的工作恰恰需要其组成人员全身心的投入。

　 这些问题普遍存在，海淀区人大也不例外。海淀区人大有29名常委，平均年龄55岁以上。除了6名主任、副主任外，其余的23名常委基本都是兼职身份，有的甚至身兼数职。“他们囿于自身繁重的工作或快要退休、精力不足等，无法对更多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在很多要讨论的大事上没有发言权，有的常委干脆就不发言。”胡桂枝说。

　 弊端显而易见，那么能不能改一改？课后的讨论中，胡桂枝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在区人大常委会中增设专职委员并逐步扩大其比例，实现人大常委的专职化和年轻化。“在场的所有常委意见惊人地一致，表示赞同和支持。”翟小凡回忆。翟也参加了此次讨论。

　 当年8月初，区人大开始就这一想法组织调研。调研过程中，改革者们得到了出乎意料的鼓励和支持。大多数海淀区人大代表对改革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海淀区知名高校、科研院所云集，同时也是各种高科技企业的密集地。“海淀的人大代表素质高，民主意识、参政意识、代表意识强，对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着超乎其他地方人大代表的自觉性。”胡桂枝认为，这是促使区人大最后下定决心启动改革实验的一股重要力量。

　 事实上，海淀的人大代表从来就是个“不安分”的群体。80年代中期，海淀区人大就发风气之先，创造了很多后来为各地人大所效仿的做法。例如人代会期间专门安排代表作大会发言，召集一府两院和政府各委办局的负责人进行现场询问活动等等。北京市人大一位副主任惊叹于海淀人大代表的创新意识，称之为“海淀现象”。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自下而上的改革，要么源于最贫穷的地区，要么发轫于最发达地区。海淀区人大代表知识分子集中，改革创新意识最为强烈。人大常委专职化改革试点的任务落在海淀区人大，似乎有其必然性。

　 定盘

　 经过近半年的调研，2001年年底，一份近万字的报告出笼了。标题叫作《设立人大常委会专职委员势在必行―――对区人大常委会设立专职委员的探讨》。

　 报告力陈增设专职委员的好处，可以“全身心地参政议政”，“使常委会的议政水平和会议质量得到保障”。此外，还有助于“促进地方人大干部与党政部门干部的双向交流。”一方面，党委可以把优秀干部有意识地放到人大领导与决策的岗位上磨炼，培养其民主意识、法律意识和公仆意识；另一方面也可以为人大干部施展才华提供更多的机遇。

　 改革者们同时为自己的创新找到了法律依据。在宪法和地方组织法中，分别作出了“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的规定，彭真同志曾解释为“实际上将使相当数量的委员专职化”。七届、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要点也分别提出“要实现常委会委员的专职化，这是加强常委会组织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

　 更现实的支持则来自于北京市一次人大工作会议。此次会议明确提出“要按照中央的要求，逐步调整完善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结构，使其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并逐步扩大专职人员比例。”

　 报告送到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于均波的案头。据报告的操刀者之一翟小凡回忆，于的批示让改革者们大为鼓舞。大意是：这是件好事，可先行试点。

　 调研报告引起了全国人大的高度重视。2002年7月2日，尹中卿等再次来海淀区人大调研。据胡桂枝回忆，尹赞同海淀区人大设立专职委员的基本思路和初步设想，并希望海淀区人大成为全国人大在基层推进此项工作、取得创新经验的典型。

　 尹中卿表示，从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来看，逐步实现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专职化、年轻化是必然趋势。他同时透露，全国人大常委会也把“人大常委会组织构成问题”确定为重点研究课题，研究考虑换届选举中提高常委会组成人员专职化、年轻化程度的问题。

　 尹中卿还针对改革提出了指导性意见。专职委员年龄不宜大，最好在五十岁以下，至少能够干满两届；应该是熟悉某个行业情况、具有丰富工作经验、对行使地方权力机关职权能提供意见，并且要符合海淀区的特色；专职委员的任务职责应与其他委员有所区别，要具备独立承担工作的能力，承办主任会议交办的各项任务、协助委员会开展工作；一旦被选上专职委员，就应享受正处级待遇，离任后也应保留相应待遇；区县级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专职化的比例，达到组成人员总数的二分之一为最佳。

　 2002年12月份，海淀区人大十二届人大五次会议上，封晓香、刘建发顺利当选。他们成为了海淀区人大常委会历史上首批真正意义上的专职委员。两人此前的身份都是海淀区某街道办事处主任。

　 探索

　 封晓香、刘健发已经上任近4个月。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改革者们碰到了一系列超乎预想的难题。翟小凡坦陈，“包括专职委员的工作方式、待遇在内的一些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第一个难题就是调整专职委员的心理落差。街道办事处是区政府的一级派出机构，两位专职委员此前都是街道办事处的一把手，正处级，手握实权。待遇上，车辆和人手的调度都不成问题。

　 到人大后，这些看起来不成问题的都成了问题。区人大无法为他们安排工作用车和司机，工作助手当然也就无从谈起。更为困难的是，他们需要适应从行政一把手到专职委员之间的角色转换。

　 第二个难题来自现行的组织人事制度。专职委员的产生要经过大会选举等法律程序。如果下届人大选不上，不能连任怎么办？是回原单位还是另行安排？“如果一个大学教授辞职来做专职常委，最后可能因此而落得两手空空。”

　 正因为如此，目前封、刘二位专职委员的工作关系至今只能保留在他们原来工作的街道办事处，工资、福利待遇也在那里领取。

　 翟小凡说，现在只能把专职委员推荐的范围限定在组织部门可以运作的人员范围内。而律师、民营企业家等符合条件的非公务员系列人员，则无缘专职委员系列。“如果人大常委会全是前政府官员，怎么能彻底实现优化组成结构的目的呢？”翟反问。

　 “刚到人大，两位专职委员都有点不知所措，不知道该干什么。”翟小凡认为，无法清晰地界定专职委员的工作方式，是试验碰到的最大问题。根据调研报告中的设想，专职委员直接归人大常委会领导，围绕常委会审议的议题开展调研。同时还可参加常委会和各工作委员会的活动，如视察、执法检查等，也可以他们本人为主开展调研。

　 问题是显而易见的。由于无法为专职委员配备助手，他们必然寻求各工作委员会的帮助。但各工作委员会又都有本职工作要做，如果放下手头的工作去配合专职委员，那么又怎么划分其责权关系？

　 由于原计划在今年下半年的换届中继续增加专职委员的人数和比例，事实上留给海淀区人大继续摸索的时间已不到半年。“听到全国人大也要增设专职委员的消息，对我们真是一个非常大的鼓舞，坚定了我们继续试验的信心。当然，我们也在密切关注全国人大，看看能够吸取哪些可行的经验。”

　 海淀区的改革迅速引起了其他地方人大的共鸣。据悉，朝阳区、东城区人大都曾派人到海淀区人大考察，学习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