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越来越多的“无障碍”设施使伤残人、老人和儿童平等参与社会活动变得方便。但由于“无障碍”设施设计施工不到位和人们对“无障碍”认识上的不到位,其功能还是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
以盲道为例,目前,北京已铺设盲道504条(长807.8公里、面积7.3万平方米),是北京无障碍设施建设中进展最快的项目
之一。按理,北京的4万视觉残疾者应该感到方便,但他们却颇有微词。 北京仁伟钢琴调律服务中心的盲人调律师陈燕,每天都要出门为客户调钢琴。她告诉记者,除了每年“助残日”参加活动有可能使用盲道,平时从来不敢走。“因为怕走到河里,掉进坑里,撞到电线杆上。”她说:“这些由于设计失误造成的障碍在北京的街道上随处可遇。”
记者按照陈燕提供的线索走了几个点,都有“陷阱”存在。其中,位于北京市残联前面的过街天桥无障碍坡梯就截断了盲道。盲人如果沿着盲道“大胆往前走”,必撞“南墙”。
记者曾问过几位正在施工铺设人行便道(有盲道)的工程施工人员,铺“花砖”(盲砖)是干什么用的,得到的回答是:好看;不知道。
74岁的退休干部林老先生患有类风湿,行走不便。老人家每天早上都要到附近的公园锻炼,可自从通往公园的地下通道改为“无障碍”,通道的地面也改为了豪华的抛光大理石之后,林老不得不绕开地下通道上公园。
林老说:“抛光大理石沾水就滑,我们这些老胳膊老腿的,谁敢在上面走?”
而据记者了解,北京的不少地下通道中铺设的都是抛光大理石。
去年,北京的“无障碍”设施改造项目达到1600多项,其中为方便让坐在轮椅上的老人、肢残人自由出入公共服务机构,很多地方实现了门前坡化。但由于很多无障碍坡道没有按规定修建,致使许多坡道成为了“聋子的耳朵”。
一方面“无障碍”设施建设设计施工不到位,而另一方面,人们对“无障碍”的认识还有待提高。
一次,陈燕路过长安街。“长安街是北京最早建成的无障碍街,我想在这条街上使用盲道应该没问题吧。”
但陈燕判断失误。“走着走着,一辆自行车就从后面把我撞倒了。而且骑车人从地上爬起来就嚷:‘一直喊让路,没听见?!’”
陈燕很纳闷,这盲道怎么变成“自行车无障碍道”了!
记者注意观察了很多设有盲道的人行便道,发现被占用的现象极为普遍。有的地方甚至被划为了临时停车位,而被坡化的马路牙子为汽车上下人行道提供了方便。
肢残人贺丽珍是北京市残联的心理热线咨询员。去年,北京的一家无障碍大商场开业。开业当天,北京市残联就赠送了6辆轮椅,以便残疾人和老人逛商场时使用。
贺丽珍当时特别高兴,向很多残疾朋友宣传这家无障碍商场。
但没过几天,当贺丽珍兴冲冲到该商场去购物时,6辆中的4辆已经不知下落,剩下的两辆也被放在了仓库里。
贺丽珍追问原因。得到的回答是:“平时没几个人坐轮椅逛商场。”“经常到国外出差的人如果留心会发现,在国外见到的残疾人要比国内见到的多。”贺丽珍说:“这不是因为北京的残疾人和老人少,而是因为我们走不出去,或者是不敢走出去。”
17岁的张弛与重度肢体残疾的父母住在一个简易小楼底层,房间不足30平方米。
为了能让父母到外面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张弛很想把父母“拖”出去转一转。因为“无障碍”的诱惑力正在变得越来越大。但去年底的一次遭遇让他们一家感受到了“无障碍”带来的障碍。
去年11月里的一天,学建筑装潢艺术专业的张弛全班要到玉渊潭公园写生。此前,张弛得知该公园是“无障碍”的,而且残疾人可以半票。在征得老师同意后,他和父母开着残疾人摩托车一起来到了玉渊潭。
一家三口买票进园,却被剪票员拦住了。剪票员说,为了保护公园内的环境,摩托车不能进园,只能租用公园提供的轮椅,每辆须交押金500元,还要出示身份证和残疾证。“我当时就懵了。1000元是我们全家一个月的全部收入,平时我们哪会把那么多钱带在身上!”此外,张弛对出示“两证”的要求也颇有看法:“人就在面前还不能证明吗?”更让他不能理解的是,在园内奔来跑去的汽车难道就不污染环境吗?
结果是,张弛独自一人进园写生,父母在园外坐等了3个小时。
春天来了,但他们一家还没有集体出门的打算。张弛的妈妈说:“无障碍设施是有了,但如果人为的障碍还在,我们还是出不去。”
专家指出,光有无障碍设施是没有用的,能不能形成无障碍环境主要来自人们是否有“无障碍”观念。而这一点,正是目前我们最缺少的,也是无法回避的。(下期请看《无障碍设计教育缺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