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洪洋先生听说辽宁省委书记闻世震月收入2000多元，就感到不安，并与自己的收入和开支情况相比，认为这样低的工资与部级干部所付出的劳动与所创造的价值严重不符，继而又说低薪会在他们心中形成（与社会名流、商人等）一种巨大的落差，甚至上升到低薪导致权力寻租的高度来理论（3月14日《中国青年报》“青年话题 ”）。

　 这是高官厚养、高薪养廉的翻版，我绝不赞同！

　 谈一个高层干部的收入，就必须计算他工资之外的合法“隐性收入”：按级别配给的住房（房贴）、小轿车、通讯费等。这些一般人享受不到的待遇，节省了干部的支出，也等于“涨”了干部的工资。如果某个干部的工资与职工或一般人员对等，那这位干部仍在享受“高”工资。与闻书记相比，练先生开列的通讯费、交通费就是多开支的。两人相比，闻书记的工资应为2500元，甚至更高。按这样的收入水平，闻书记的生活在当地应是上乘的，他很知足，过的根本不是练先生所说的“苦行僧式生活”。

　 我们不敢苛求干部人人都像焦裕禄、孔繁森那样克己奉公、挤血餐民，只期望每个干部在拿着不菲的工资和不错的待遇的同时，能够像闻书记那样与困难群众、工人比一比，然后说一声“我知足了”。

　 我认为，干部的工资必须适度，它该是本地人民群众生活以及当年本地 G DP涨落的“晴雨表”。当地消费水平提高了，当年的 G DP上升了，就该涨工资；相反，就要学习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做法，减薪去适合时势，真正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只升不降的工资渐涨模式，使很多干部不谙民情、不思进取，有必要改一改，应该建立能上能下的工资模式。

　 不仅我在费神操心干部的工资，所有的老百姓都在看着算着干部的工资，他们从中感知年景的好坏，感知干部与自己的距离，感知每一位干部的贪与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