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生了病，也会像很多人想的一样，先考虑吃中药而尽量不用抗生素。我以为这样更安全和少副作用。然而情况可不像很多消费者想的那样乐观―――中成药大量取材于动植物，过度利用、采集、捕猎野生动植物使很多物种数量骤减，它们不断进入世界濒危、极度濒危名录。人们很难想象―――曾遍布中国北方的甘草（草 药）如今竟也难觅踪影。最让专家忧虑的是采挖甘草严重毁坏草原坡地植被，造成水土流失和一系列生态问题。

　 显然，卖药人、吃药人都面临这一生态危机。

　 究竟有多少动物被作为药用？《神农本草经》中记录了65味，《本草纲目》中有461味，中国药材公司编的《中国中药资源》中竟然列出了1574种。然而人们注意到，最权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已经把允许入药的动物数量大大减少，只有78种。

　 中药生产企业是野生动植物资源最大的使用者之一。中国中药企业十分庞大，全国有1059家，排名前50位的企业的年收入就有244亿元。这些企业多在生物多样性丰富地区，在西部大开发中，还将兴建更多大规模的中药厂。这类企业可观的赢利前景与濒危野生动植物保护形成发展与保护的矛盾。

　 一些物种的濒危，引起国际上对中药中野生动植物用药越来越严重的关注。许多专家提出对涉及危及物种的药，需重新认识和了解，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保护那些被过度开发的物种，不要让它们灭绝。

　 1993年，卫生部在《国家药典》中删除了虎和犀牛，1995年，药典正文中不再列入熊、豹和玳瑁。目前《国家药典》所列78种允许入药的动物中，无脊椎47种，脊椎31种（包括4种蛙，4种蛇，3种龟鳖，1种蛤蚧，8种海马，11种兽类）。

　 随着国际市场对中药的认可和普及，出口需求增长，国内中药行业工业化生产规模越来越大，使野生资源的消耗急剧增加。中国人不再像祖先那样几钱草药一个处方回家煎药，常常是一次一把、一天几样地吞服。以甘草为例，我国一年就要消耗4万吨以上，其中85％来自野生。虽然人工种植甘草技术已经成熟，但需5年成长期和成本投入，而收购价格与野生甘草一样，显然不如去挖野生的来钱快。日本一家企业干脆每年直接到内蒙古向农牧民收购，他们出高价收，当地人很愿意把好甘草卖给他们。这家企业所收的2000吨甘草制成甘草甜素后，其产值相当于我国甘草全年1.8万吨的出口总价值。令人惊异的是这种非常大众化的并不“珍贵”的植物竟然也可能濒危。

　 曾经遍布淮河以南半个中国的石槲（ hu）是“脉络宁”的主要原料，来自国家林业局的消息说，石槲现在我国几乎没有“经济产量”了，所需的1万吨药材基本靠从越、泰、缅、老等国进口。由于有不少药用植物还无法人工栽培，人们担心不被限制的市场需求随时都可能让这些物种消失。国家濒危动植物管理办公室的周亚非说，其实，管理跟上的话，如果能够像对松茸管理那样，严格限制出口量而抬高单位价格，完全能够保护好这一濒危资源。

　 东亚野生物贸易研究委员会中国项目专家徐宏发说，不可持续的资源利用方式直接危及中药的发展。中国目前出口的中成药中与麝有关的有片仔癀、安宫牛黄丸、六神丸、麝香保心丸等，用赛加羚羊入药的有银翘解毒片、天津感冒片、长城清心丸等，龟、蛇类多用来制膏、酒或蛇粉，海马则被做成三鞭丸、海马补肾丸、海马强壮丸等等。而这些动物都已经在国际濒危动植物种贸易公约限定的附录中。

　 之所以对这些动物禁用或限用，并不是药有问题，而是多年来过量采集、过度利用和栖息地的破坏，逼得人类向大自然作出让步。“传统医药”要发展，就必须减轻对自然资源的压力，保住那些濒危和将面临濒危的物种，同时研究有效成分，减少原料入药，控制中药里重金属的含量，降低残毒，科学修订配方。

　 东亚野生物贸易研究委员会在国内17个国家级中医药原料市场上，不断发现有国家重点保护的羚羊角、豹骨、穿山甲片、金钱白花蛇等药材违法出售。在更大的流通范围―――对众多流窜于药农、中间商、药厂之间的乡间收购人的管理、监督更是跟不上，漏洞很多。很多人仍认为“动植物资源本来就是野生的，谁采到就归谁”，并不知道这些资源属于国家保护范围，个人无权利用。中草药资源也是“国宝”，受法律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