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期间，首席大法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参加山西代表团的审议时，有位代表向肖扬院长提议：公安部最近公布了“五条禁令”，在社会上反响很大，影响很好。法院是不是也可以借鉴这种做法？肖扬院长回答说，《法官法》中明确规定有“13个不得”，比“五条禁令”管得还要严格（3月13日《工人日报》）。这充分 反映了大法官的法律至上理念。

　 今年以来，以公安部“五条禁令”为开端，迅速在全国各地形成了一股“禁令热”。各地各机关相继发布“禁令”，有的“五条”，有的“六条”，还有的“七条”或“八条”，大有席卷全国之势。江苏省某市在一天之内就有63个部门发布“禁令”。目前“禁令热”方兴未艾，不断地扩大着发布主体、适用范围和对象。

　 按照一般逻辑，既然“禁令”立竿见影，于公于私都有利，作为司法机关的法院没有理由不发布几条“禁令”。然而我们的首席大法官却没有这样想，他想到的是法律，而不是显赫一时的“禁令”。

　 不可否认，“禁令”具有针对性强、内容简洁、明确易记、见效迅速等特点。然而，“禁令”也有自身的不足和弊端。一是“禁令”稳定性差，任意性强，因人因时而立，也因人因时而废；二是“禁令”内容简约，涵盖性差，“严打”味道浓厚，忽视程序；三是“禁令”法律位阶低，效力参差不齐，同时助长部门权威，易形成各自为政；四是“禁令”，易造成“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损害法律权威，削弱法律地位，影响公众对法律的信仰。

　 其实，从各地各机关发布“禁令”的内容来看，一方面，所“禁”内容都是法律、法规和规章有明确规定的，“禁令”只是对法律、法规和规章内容的重申；另一方面，“禁令”内容仅是对法律、法规和规章所禁内容的“摘录”，并不全面。而这些法律、法规和规章原本一直在发生法律效力，并没有失效。既然法律上有规定，为什么还要再用“禁令”治理呢？笔者认为，除了“禁令”可以起到“现管”的作用，可以树立部门和行业、系统权威，产生轰动效应外，根本原因在于“禁令”所禁方面积弊太深、积重难返，久禁不止，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了。问题的症结是，有关部门并没有持之以恒地严格执行法律、法规和规章。然而，令人感到忧虑的是，我们的机关在消除未严格依法办事带来的恶果时，却仍然没有想到加强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学习、宣传、教育，而是普遍拿起了一个与法律几乎不可同日而语的“禁令”来进行治理。“禁令”确实能发挥“短平快”的作用，但它作为一种治理方式，除了形成法律效力被截留，法律权威受损害，强化部门权威，造成“法治割据”，促使人们遗忘法律规则外，想不出它还有哪些更好的后果。因为，“禁令”一出，人们自然首先执行“禁令”，至于其他更多的应该遵守的行为规范则被扔到脑后，从而架空了法律、法规和规章。久而久之，人们只关注“禁令”而不关注法律，只知有“禁令”而不知有法律，只相信“禁令”而不相信法律，这才是“禁令”最严重、也是最可怕的后果。这与法律至上，大力树立法律权威的现代法治精神是相悖的。

　 总之，在实行依法治国，迫切需要彰显法律权威之时，“禁令”之于法律应该是弊多利少。小平同志早就说过“还是法制靠得住些”。希望我们的决策者在遇到问题时，多想想法律，多在法律贯彻实施上下功夫，法律才是富国强民、保证长治久安的有力武器，因为法律比“禁令”管得还要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