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本是个不知名的小地方。

　 然而从2001年开始，这里开始著名，几乎成了“教育券”的代名词。全国各地到这里来考察、调研的人络绎不绝，专家学者纷纷致电致函要了解有关教育券的一切信息。

　 县教育局办公室王仲云主任向我“抱怨”：接待任务太重了，这两天就有两个县的考察团，我们这儿都快成接待站了！

　 几天后，我在浙江大学教育学院见到吴华副教授，他正准备将在4月初召开的全国“教育券”理论与政策高级研讨会。他说：我们只是给各地的教育系统发了会议通知，就有47个县市的教育部门表示“非常感兴趣”。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周其仁教授，在美国时听说中国有个地方实行了教育券，兴奋得不得了。回国后第一件事，就是马不停蹄去浙江，自己开车赶往长兴，“我一定要去看看是怎么回事”。

　 一张只值百元人民币的“教育券”，竟吸引了这么多人的注意，为什么？

　 “几百块的教育券，比给我一两百万还有用”

　 教育券的操作过程说起来很简单―――

　 政府将国家教育经费经过科学的计算和分配，折算成一定数额的有价证券（即教育券）发给每位学生。家长可为子女选择任何学校就读，用手中的教育券代缴等价值的学费，剩余部分自己承担。学校把收上来的教育券向政府兑换现金，用以支付办学费用，除此以外，政府不再直接划拨给学校任何经费。

　 2000年11月，时任长兴县教育局长的熊全龙到美国加州考察。恰巧，那时正是美国总统大选的投票期，为了方便，所有需要公民投票的方案都会一并进行全民投票表决―――“教育券”计划也正在此列。

　 “当时，长兴教育有两个弱处。一是没有人愿意上职业高中，职高入学率相对于普高只有0.73：1,而省里规定的标准是一定要达到1：1；二是长兴的民办教育形势不好。两所民办学校规模很小，招生很困难，但教育资源的缺乏又需要扶持民办学校，没有人去上学怎么扶持呢？”熊全龙说。

　 这时，罗斯密学区的一位日裔女领导人的讲话吸引了他：“公立学校能不能得到经费，将取决于学生家长是否愿意把学券交给学校……”

　 熊全龙隐约觉得这或许对自己正面临的难题有帮助：让学生自主择校，由政府付一部分学费，无论民办还是职高，只要有学生选，就有钱拿，办学的积极性不是一下子就提高了吗？学生负担少了，恐怕也会做选择的考虑？

　 回国后，他便开始计划如何在长兴使用“教育券”这个工具。2001年夏天，正式出台了《长兴县教育局关于教育券使用办法的通知》。规定：教育券主要面向民办学校和职业类学校的学生，2001年9月起，凡就读民办学校的义务阶段新生，可获得一张面额为500元的教育券；报名就读职业学校的新生可获得一张面额为300元的教育券。开学后，学校把教育券交到教育局，在审核确有此生到该校入学后，教育局根据教育券数额拨给该校相应的款额。

　 2002年，长兴县又将教育券的使用范围扩大到贫困生群体。自当年秋季起，小学阶段的贫困生每学期可获得一张面额为200元的教育券，初中阶段的资助金额为300元。

　 据县教育局的统计，2001年参加教育券计划的学生有1800名；2002年，这个数字增加到了3220名，其中包括316名家境贫困的中小学生，教育券总额也从65万元增长到156万元。

　 清泉武校的周校长说：“几百块的教育券，比给我一两百万还有用。不少学生通过这个政策感到：我们学校也是政府承认的，到这里来学习，从教学质量到生活设施都能够得到保证。”

　 长兴职教中心的彭校长介绍：职教中心招生率最低的是2000年，只有300多名学生。从2001年起开始回升。2002年共招生1256人，今年仅春季就招了820人，秋季招生的数量可能与此不相上下。

　 “当然不能说全部是教育券的作用。”彭校长说：“职高的招生情况和经济环境、就业形势都有很大关系。但去年我们做了个校内调查，因为教育券的因素选择上职高的学生大约占总数的15％。”

　 正当中国长兴大张旗鼓地实施教育券计划时，熊全龙却不知道，他取得“真经”的地方―――美国加州罗斯密学区，当时并没有实行这一制度，他离开4天后的全民投票中，教育券被否决，支持比例还不到30％；

　 他更不知道，在美国选举史中，教育券提案至少已被提出过10次，都以极大差距被否决，最接近的差距也有10％；时至今日，全美只有少得可怜的几个地方实行了这一制度。

　 “问题主要并不在于我们花钱太少……而是我们从每花1美元中所获得的太少”

　 周其仁教授是国内第一个到长兴考察的学者。2002年6月，他正在美国做访问学者，偶然的机会，在网上看到一条消息：中国浙江长兴开始实行教育券计划。

　 “我的第一反应是：那怎么可能啊？”一年以后，讲起当时的感觉，他仍抑制不住激动和兴奋，啧啧赞叹：“在美国50多年都难以广泛推行的制度，怎么会在中国一个小县城顺利成功了呢？”

　 58年前，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第一次提出教育券理论。半个世纪过去了，弗氏的其他建议―――“稳定货币供应的增长”、建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废除浮动汇率、“改征兵为志愿兵制”―――无不对各国的经济政策发生了重大影响，惟独教育券的命运一波多折。

　 弗里德曼在描述当时美国教育状况时说：学校国有化造成了某种意义的“技术垄断”。

　 “花费在学校教育上的钱数一直以异常高的比例上升……问题主要并不在于我们花钱太少―――虽则我们可能如此―――而是我们从每花1美元中所获得的太少。”

　 弗里德曼指出，这种国有化学校造成了某种“技术垄断”―――

　 在小市镇和乡村，儿童的数目很少，国家似乎没有理由成立一所以上的学校，孩子们若想上学，只有一种不得不选的“选择”。

　 而大城市里实行的按学区入学制度，“远远不是使机会均等，却很可能造成相反的结果。对于才能出众的少数人―――他们是将来的希望，目前的教育制度使他们超越原有的贫穷状态的行动变为非常困难。”

　 对于选择私校的家庭来说，他们本应得到的福利迫不得已地放弃了。因为他们别无表达对公立学校的意见的渠道，他们“必须服从教育经费的使用方式”。

　 从国家角度来讲，政府为每个孩子提供一个学校位置的努力，往往因经费短缺而面临困境，这也使家长在选择学校的自由度上受到了限制。

　 在此基础上，弗里德曼提出了教育券制度。

　 “我们的中小学亟需重建，”1995年，他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说：“这种重建只能通过引入竞争机制、吸引私立学校加入教育体系达到。这将为就学提供无限多的选择成为可能，从而通过有效的竞争对公立教育产生影响。”

　 “教育券必须是广泛的面对所有家长，其数额应当足够负担高质量的教育，并且不能对持券者的选择权附加任何限制条件，无论他们选择公立、私立还是教会学校。”

　 90高龄的弗里德曼始终致力于推广教育券制度，并和妻子成立了一个非营利组织―――“米尔顿和罗丝？弗里德曼教育选择基金会”，推动大众认识教育改革的必要性，以及教育券所带来的竞争对改善教育的作用。

　 进入20世纪90年代，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先后实行了教育券计划。1995年，佛罗里达州开始实行美国惟一的全州通行的教育券法案。

　 相比之下，教育券制度在美国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市掀起的波澜最大。

　 1995年时，地区联邦法院声明该地区教育正处于“严重危机”之中―――只有极少数家庭能够负担孩子到较好的私立学校上学，绝大多数的中低收入家庭不得不把市区公立学校作为惟一选择，几代人累积的结果，克利夫兰已经是“全国教育质量最差的地区之一”，大多数孩子达不到18条州定最低教学标准。

　 在这种情况下，克利夫兰开始实行一项叫做“加强学生教育选择”的计划，教育券计划便是其中的重要环节。按照收入水平不同，学生家庭可以获得从1875至2250美元不等的补助，选择公立学校的家庭还可以得到最高360美元的辅导津贴。

　 这一计划的实行使4000余名学生受益，但还是遭到了大多数人的反对。1996年，克利夫兰市纳税人将参加该计划的私立学校告上法庭，并指责政府将教育经费用于与宗教有关的事业―――参加这一行动的私立学校达56所，其中42％与宗教有联系；而参与学生的96％选择了这些学校。原告方指出，这有悖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即：政府必须在宗教事业中保持绝对的中立。

　 官司一打就是6年，一直打到最高法院。2002年6月27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5∶4的微弱优势判决克利夫兰计划并未违宪。大法官伦奎斯特说：“我们相信这一计划最终倾向于宗教学校的结果，是个人选择造成的，而不是政府行为的目的。”

　 这个结果令教育券支持者欢欣鼓舞。俄亥俄州议员约翰？保纳说：“这不仅是低收入家庭的一次胜利，更是有利于美国教育制度的一次胜利。”一直主张教育券运动的领导人克里特？波里特，则把它形容为：“这是自1954年反对学校种族歧视以来，美国教育界最重大的决策。”

　 但教育券的反对者对判决极为不满。美国健康教育劳工委员会主席爱德华？肯尼迪在判决后说：“不管判决如何，把公众的钱给私立学校是完全错误的，对于公立教育来说，教育券也根本不是个好主意，国会也同样不能禁止我们反对它。”

　 “每个孩子都能拿到国家发放的教育券，这本身就是一种公平”

　 作为效率工具提出来的教育券理论，首先遇到的对手是“公平”。

　 “公众税款怎么可以交给私立学校？这有碍公平！”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育体改研究室韩民主任介绍说，“教育券实行以来，这是最强大的反对力量。”

　 韩民是教育券计划的谨慎支持者，认为这一制度的实施应该通过长期的论证。

　 据他介绍，美国部分公众的看法是：将教育券发给所有人，使富裕学生也得到了政府补助，这有碍公平；对于选择私校的人，可以认为他主动放弃了享受国家义务教育的机会，补助显得多此一举；而私立学校的高收费仍使贫困家庭望而却步，客观上并不能帮助贫困生得到更好的教育。

　 “这纯粹是一种‘政府本位’的说辞。”浙大副教授吴华说。

　 “从形式上看，每个孩子都能拿到国家发放的教育券，这本身就是一种公平。虽然富人也得到了资助，可难道就因为人家有钱，就可以剥夺他们享受权利的资格吗？”

　 “从公民权利讲，义务教育权是不可剥夺也不能放弃的。我选择了去私立学校，不是因为要放弃权利，而是因为我不满意你所提供的服务，难道这就是放弃权利吗？从法律角度讲，哪一条法律规定了，国家有只在公立学校履行义务教育的责任？从道理上说，为什么我在哪里享受权利要由你来规定？

　 吴华进一步指出：“依靠合法劳动所得，或者在教育上高投入，选择较好的私立学校，我们没资格说这不平等。反过来，真正不平等的是，我们的教育拨款造成了用大多数人的钱为少数人服务的现状。比如：上海就建了十几所非常高级的住宿学校，那些钱是哪里来的？是全体上海市民的税款，但只为极少数的人服务，这是公平吗？”

　 韩民承认：我国的教育拨款有许多“不规范”的地方。

　 “理想的状态是，计算出生均成本，然后国家按照在校学生人数给学校拨款。而我们现在更多地处于一种‘人治’状态。除了相对平均的教师基本工资外，其他费用几乎‘无章可循’，完全要靠校长去跑，去要。”

　 韩民举例说：北京某区有一所高中，其基建经费就占了全区的几分之一。而这个区所辖地内，有几十所高中。教育局官员解释说：我们可以每所学校轮着拨。但韩民认为“并没有一种机制保证他的解释能够实现。”

　 我国东部某市还有这样一对例子。

　 一所普通中学维持正常运转的费用全年要130万元左右，可是学校一年得到的钱还不到10万。连这10万元“也是400多学生，每人每学期100元的学杂费凑起来的”。

　 同市一所重点学校正准备进行教育现代化工程改造，校长也在抱怨：“预算需要2500万元，上级已经拨了1000多万，可缺额的部分还要靠我去想办法。”

　 教育投入的地区性差别就更明显。东部省会城市一所重点学校一年的经费，甚至比西部普通县城一年的全部经费还要多。

　 韩民还指出：重点校声誉好，融资能力强，教师待遇相对高，有的甚至高出平均水平三至五倍，给普校招收教师造成很大压力。“目前的教育公平概念，不仅包括入学机会公平，还扩展到受到的教育质量的公平性，而我国在这方面问题很大。”

　 他担心的是：利用教育券解决这一问题，会不会造成重点校人满为患，而其他学校门可罗雀？好的学校势必会人员众多，机构庞大，效率降低；而无人选择的学校不得不关门倒闭，造成公共资源的浪费。

　 “因为，就目前的公众观点来看，对于学校的认识是单一的，大家评价好学校的标准就是升学率高。放开选择的结果很明显。”他解释道。

　 换句话说：如果用教育券体现公平，会不会从某种程度上又妨碍了效率？

　 周其仁觉得这不值得担心：“选择是教育券的核心。大家都指望着升学，正是目前单一教育体制造成的结果，因为没的选。一旦放开，会出现形形色色的学校，适应人们的各种需求。”

　 他举例说，他有几个学生在北京郊区办了一所专门针对所谓“差生”的学校。这些孩子调皮，却有极强的动手能力和丰富的想像力，学校对症下药，开设了三维电脑设计专业，“招生和就业情况好得不得了”。

　 “也许有的人会说，国家不再额外拨款，学费就会上涨，贫困家庭的孩子还是会受到限制。”周其仁说，“但是，目前的高学费正是因为没有合理的竞争。重点校凭着高升学率可以收几万元的赞助费；民办校，因为没人选择造成教育成本过高。这都不正常。只有通过合理的竞争，才能改变这种漫天要价的现象，从而在教育领域建立一个合理的价格机制。”

　 他继续说：“教育和其他产业一样。它的声誉要靠普遍质量，也要靠出精品。对于出色的孩子，全世界都有特例―――奖学金。不然，为什么那么多普通中国学生都能到美国去上学？而我们还应该看到，鼓励学校间的竞争，最终是为了创造多样化的教育局面，那时候受益的就不仅是贫困家庭的孩子！”

　 “效率的评价是很复杂的。”他解释：“具体到教育领域更是如此，你可能要到十几年后才知道现在教育的结果是什么。我们谁能知道现在学习的课程对将来有没有用？哪个学校认真地想过，为什么那么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从这点来理解，现在的教育就很有效率吗？在很大程度上，效率与公平是兼顾的，也是辩证统一的。”

　 “我们今天的问题不是使人们一致，而是我们受到过多的一致性的威胁”

　 教育券制度引发的另一大争论焦点是：教育是个特殊领域，竞争是市场行为，纵然公立教育体系有诸多问题，引入竞争就能消解一切弊端吗？比如，公立学校因为承担了国家义务教育的责任，不能够拒收任何学生；更多的人认为，似乎公立学校才能够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公民道德感、责任感。

　 CNN电视台曾在2000年做过一个教育券讨论，讨论中，观众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一位反对教育券的人士说：“这涉及到教育的核心―――责任。公立学校与私立学校最大的区别在于：公立学校负责地接收所有学生；很多私立学校不接收那些有学习障碍、有特殊语言需求、学习进步慢或者宗教信仰不同的学生，孩子们被远远地扔在了后面。”

　 支持者反驳道：“学校是学习和实施教育的地方，但我并不觉得公立学校比其他机构更负责。全美四年级的学生中，只有40％能够熟练地阅读，地理课和写作课上的统计与此大体相当，数学课更差一些。”

　 她解释道：各地的教育券计划不同。在威尔沃基，要求参加教育券的私立学校必须无条件地接受任何一个学生；而在佛罗里达并没有做这种要求，但每个孩子也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所以，根本不用担心在教育券制度中孩子们会没有学上。私立学校一样把帮助、教育孩子作为自己的任务，而它们也更想在一个公平的平台上从事这个工作。

　 周其仁在回答这一问题时说：“我们认为公立教育质量高，其实是指很少一部分重点校。但事实真的如此吗？我们大学里这么多作弊、抄袭的学生从哪里来的？我可以说，全是公立学校培养出来的。”

　 在参观湖州清泉武校时，他感触良多：每一个学生见到客人都会主动问好，让路；午睡时，由值日班长负责全班的纪律，不用老师操心；每一间寝室和教室都打扫得干干净净。

　 “这是我在公立学校从没遇见过的。就这点看，你能说私立教育不好？我倒觉得，私立学校更把将孩子教育成人当成最大的任务，而公立学校反而弱化了这点―――他们的目标只是让孩子上大学而已。”

　 目前没有国内关于公立教育评价的调查统计。在美国，虽然绝大多数民众声言支持公立教育，但在行动和认识上，他们却交了相反的答卷。据1995年美国公共计划基金会与教育领导研究中心发表的题为《教育改革：未完成的任务》的调查报告显示：

　 ●61％的美国人认为，私校有好的教学环境，只有18％的人认为公立学校较好；

　 ●53％的公众认为私校订有较高的学业标准，只有24％的人把票投给了公立学校；

　 ●只有33％的民众及29％的工商政府机构主管认为公立学校优于私立学校；

　 ●51％的老师认为私校较能规范犯错的学生，60％的老师认为私校较可能提供小班制；

　 ●认为私校提供较好教育的受访者有57％的民众、74％的工商、政府机构主管。他们表示：这是由于私校的教育方式有效，而不是私校收学生具有选择性……

　 或许用弗里德曼的话来总结这种状况会合适一些。公立教育制度在历史上有其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使得国家能够使用统一的语言，使生活在各个阶层的人民都有了受教育的可能，在社会中创造一套统一的社会价值标准。然而，“我们今天的问题不是使人们一致，而是我们受到过多的一致性的威胁。我们的问题是扶植多样化，而为了做到这一点，另一种代替的制度会比公立学校制度更为有效得多。”

　 “这有点像大锅饭，”周其仁打比方说：“最后的结果是大锅粥，大锅汤。为什么要用统一的标准制造那么多一样的人？国家放开了，允许私人办餐馆，大餐有人吃，街边的小吃店也没空着啊，最不好吃最没人去的，肯定是国有饭店。因为办好办坏对他们来说是一样的。”

　 “国家把钱直接发到公民手中，就是直接地对公民承担责任，这才是义务教育的本质”

　 长兴县实行教育券的消息传开，也有许多担忧的声音。

　 2002年底，《南方周末》刊登了一篇署名顾一冰的文章。文中认为：长兴作为全国百强县，实行教育券制度有其经济实力做后盾。但真正解决教育问题，还应该靠加大国家对教育的投入。

　 作者算了一笔账：2001年，我国教育经费支出达到1990年以来最高水平，但仅占GDP的3.19％，远低于世界平均的5.1％，更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而这点教育经费大部分又没有投入到义务教育中，具体到农村义务教育更是少之又少。

　 在周其仁文章《农村可实行学券制》后，也有不少网友跟帖表示质疑：农村学校多是一村一小，一乡一中，实行教育券，选择从何而来？还是应靠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解决问题。

　 韩民也提出：为了实现真正平等的教育，应该加大教育投入，尽快实行“真正免费”的义务教育。

　 “这是在传统的游戏规则中想问题。”周其仁和吴华都表示异议。

　 “我国教育经费紧缺，不是实质性的，而是机制性的。”吴华说，“不是我们没钱，而是没有合理的机制，让钱投入教育领域；也没有合理的机制，监督学校对经费的使用情况。”

　 长兴县是全国百强县，每年可使用的财政数目在3亿元左右，用于教育经费一般在35％左右，2002年达8600万元，今年有望达到1亿元左右。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熊全龙还是感叹“不够用”：有的学校要盖房子，有的要翻新操场，有的要进电脑设备，还要上因特网，实现“校校通”……

　 但是，实行教育券后，一个他们没预期过的结果出现了：2001年，浙江某公司投资4500万元，与县教育局联合开办了股份制的华盛虹溪中学，已投入使用；另一公司投资1.3亿元的大云昆中学正在兴建中；2003年底，投资1个亿的金林中学也将建成，占地300亩，计划设置60个班。

　 “长兴只是做了一点变化，怎么就会引来这么多投资呢？”吴华自问自答：“就是制度的变化让投资者看到了希望。有人愿意出钱办教育，分担国家的困难，为什么不允许呢？”

　 “我们必须看到，加大教育投入是应该的。但问题是怎样保证加大的投入真正地进入了教育领域，到了学生头上。”周其仁说：“在美国，按照资金投入，公立学校生均成本比私立学校要高出一倍，结果呢？我国恐怕也一样。一个城市里最漂亮的楼都是学校，这让我也感到很高兴，但那是‘建筑’，不是‘教育’。

　 “私校的高收费，是因为教师比例高。一个老师管十几个学生。他可以准确地知道孩子的个性，了解他的长处和发展优势。我们大多数公立学校根本没人去管具体的某个孩子。我去开家长会，大会训完小会训，小会训完班主任训。我只想知道：我的孩子问题在哪里？却没人来跟我讨论。

　 “实行教育券，国家投入并没有变。变化的，不过是原来政府用右手拨款给公立学校，现在用左手发学券给学生及其家长。同时，还能够吸引社会力量进入教育领域。”周其仁说：“都说农村办学条件差，实行教育券选择性小，那是因为没有放开办学观念。如果国家应该承担的义务全部发到农民手中，没有克扣，没有截留，自然会有人愿意替政府办学收这笔钱。农民每天都能赶集，可他赶的不是同一个集。学校也是一样，一旦放开了政策，选择性就会紧跟着出现。”

　 “所以，教育券的出现，更重要的意义是代表着政府从教育的微观领域中退出，代表着一种新规则的建立。”吴华总结道：“学校招多少学生、设置什么课程、聘用什么老师、用什么样的方式教学，政府全都要规定，学校的积极性怎么激发？”

　 “而政府的作用就是政策宏观调控。也只有在宏观调控领域，它才能真正做好。那么，政府的义务靠什么体现？就是教育券。把经费拨给学校，是国家通过学校承担义务教育责任；实行普遍的义务教育券，国家把钱直接发到公民手中，就是直接地对公民承担责任，这才是义务教育的本质。”

　 “只有依靠连锁的制度变化，教育券才可能发挥它的优势”

　 细看长兴县教育券，虽已实施两年，其作用范围仍然很小。参与民办教育券的，只有湖州清泉武校一家；职业高中类教育券，只有长兴职教中心和长兴技校。更广大的公立学校，除了“贫困生补助教育券”一项，并没有参与到“择校”式的教育券计划中来。

　 从金额上来看，300元、500元的金额并未经过科学计算。长兴职教中心每学期所收学杂费为1600元，还不包括食宿和代管费；清泉武校义务阶段的费用是每学期1600元，职高生为每学期1800元。相对于这些费用来说，教育券能够对家庭产生的作用极其有限。两年教育券全部经费占县教育经费比例只有7‰和1.8％，在这一过程中，公立教育的压力可以说几乎没有。

　 两年来，参与教育券计划的学生达到4600多人。然而这其中，处于义务教育阶段而选择民办教育的学生总数，加起来只有51人。换句话说，只有1.1％的受益者来自义务教育阶段的自主择校。

　 熊局长介绍说，长兴准备在2005年做到在非义务教育的高级中学中，广泛地实行选择性教育券。“最重要的是仔细核算一下生均成本，科学论证每个学生发放的金额。另外，我们还有发放不同面额教育券的打算，区别对待经济困难的和经济条件好的学生，争取最大限度达到公平。”他满怀信心，“那时候，三所民办高中都建好了，我们还有一所公立高中，公办与民办之间的竞争局面真的要展开了。”

　 至于在义务教育阶段广泛实行教育券，熊局长坦言“还没准备好，困难很大。”

　 吴华在这点上持不同见解：“真正易于实行的却是义务教育阶段，也更应该是义务教育。”他解释说：“一般的观点认为，在义务教育阶段实行教育券应该建立在教育资源分配相对均衡的基础上，也就是学校质量大体相当。可是，如果学校之间没什么差别，实行教育券还有什么意义呢？正是在这些学校水平不均的情况下，才有可能通过学生的择校，增强学校提供个性化服务积极性，提高那些普校的办学积极性，缩小学校之间的差距。”

　 但吴华承认这一行动需要国家的配套政策支持，比如“就近入学”制度就该适时取消。

　 周其仁也认为，教育券制度广泛实施，反应将是巨大的：从人事制度上，到教师工资标准上，从学费定价上，到政府与学校的关系处理上。“尤其会触动既得利益团体。美国最大的反对力量就来自于全国教师协会。”

　 事实上，教育券在世界各地都有其存在形式。

　 英国1996年开始在几个地区试行幼儿教育券计划：对4至5岁的幼儿每人每年补助1000英镑。目的在于减轻大多数幼儿家庭的经济负担，并以此来促进国民教育整体水平的提高。

　 据统计，日本公、私立幼儿园每人每年所需费用的悬殊近17万日元，为了减轻入私立幼儿园的家庭负担和确保教育质量，日本从1997年开始实施的《儿童福利法》中规定，给幼儿家庭发放“幼儿津贴”，根据家庭收入的不同领取不同金额的“教育券”。

　 意大利、加拿大及我国台北等地也均有类似的制度。捷克和哥伦比亚更是已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义务教育券制度。有关人士推定，去年美国高院对克利夫兰市教育券的判决，也必将大大加快其他各州在这一领域的改革步伐。

　 教育券似乎已成为许多人心目中改革教育、追求教育公正进而追求社会公正的希望。

　 “长兴点起的，不过是我国教育制度改革的星星之火。”周其仁说：“也必须要认识到，单单把教育拨款改成教育券是远远不够的，还要顺应教育市场的要求，进行一系列的变革。只有依靠连锁的制度变化，教育券才可能发挥它的优势。”

　 “但是，我们应该有这个决心―――革除一个领域的弊端，必须要依靠其游戏规则的改变。而教育券给了我们这个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