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以中等收入者阶层为主的社会，是一个国家城乡结构的必然反映。如果一个国家的城市化水平达不到50％以上，那么中等收入者阶层就肯定还是少数群体。改革开放20多年来，约有1.3亿农民转变成乡镇企业工人，另外还有约1亿的农民工及其家属进入城市。如果让我们做一个假定的话，恐怕还要再使两亿农民转变成 市民，我们才有理由分析一下，我们的社会分层结构，是否已经达到中等收入者阶层为主的状况。这还只是个前提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因为根据不同的职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进城的农民工有可能逐步上升为中等收入者阶层，但也可能沦为城市新贫民。现在的进城农民工，其总体的经济社会地位，是高于家乡的农民而低于城市的市民。根据我们对农民工的一项抽样问卷调查，有49.5％的农民工认为，与家乡农民相比，他们属于中上层或上层，但与他们打工城市的居民相比，有61.1％的农民工认为他们属于中下层或下层。起码要使进城的农民工多数达到城市的中等生活水平，整个社会的中等收入者阶层才有可能真正扩大。发达国家的农民，是一个很有社会结构指标意义的群体，在学者的研究著作和社会分层研究的统计分析中，农业劳动者是很少被作为中产阶级来看待的，但家庭收入和生活水平的统计分析却表明，他们属于中等收入和生活水平。如果说发达国家的中下社会阶层，是传统政治左翼政党的选民基础的话，那么农业劳动者却通常是传统右翼政党的选民基础，他们的社会态度也通常倾向于保守。在各种文学作品中，他们也常常被作为家庭、婚姻、宗教信仰等传统价值的化身，与中产阶级的追求现代生活价值的趋向形成鲜明对照。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等收入者水平的群体与中产阶级的概念，是有一定区别的。但减少农民，使农民达到中等收入者水平，又是整个社会能否实现中产阶级成为多数的有参照价值的关键性的象征指标。

　 中等收入者阶层还是一个反映社会职业结构的概念。中等收入者阶层为主的社会结构，是与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相联系的，这个发展阶段从就业结构上看，既不可能是农业劳动者占多数的社会，也不可能是体力劳动者占多数的社会。从产业结构上说，中等收入者阶层为主的社会，必然是第三产业的比重超过50％的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等收入者阶层与“中产阶级”（middle class）又是有密切联系的，按照国外一些著名学者的说法，中产阶级的扩大必然与“服务阶级”（service class）的兴起相联系。在很多情况下，他们是同一社会事实的不同表达而已，中等收入阶层的扩大要依托于社会职业结构的转型和一些特定社会职业阶层的成长。金融、房地产、旅游、保险、商贸、传媒、法律、咨询、策划、社会服务、公用事业等领域的职员，科教文卫体等领域的专业人士，政府和社会管理部门的公务人员，企业里的管理者和专业技术人员，农业的专业户等等，一般是中等收入者阶层的社会职业主体。收入水平只能说是界定“中等收入者阶层”的基础指标之一，而不是惟一的决定性因素。比如，香港目前出现一个人们谈论很多的“负资产阶层”。过去香港的房价奇高，港岛上的一个单间套房，售价也要100多万元，传统中产阶级的最大期求，就是有一套自己所有的满意住宅，所以多数中产阶级家庭的主要投资，通常是按揭供楼，即通过贷款和分期付款方式购买住宅。在亚洲金融风暴以后，由于香港房地产价格大大跌落，房屋的市值大幅度缩水，过去按500万元价格分期付款的住宅，现在市值可能不到300万元，但你又不得不继续供楼，每月仍然要按过去购买的价格分期付款，从而导致资不抵债，沦为“负资产阶层”。但是，这个“负资产阶层”与企业破产、职工失业又有很大不同，尽管生活质量特别是心理上也受到很大影响，但他们的职业、消费偏好、生活方式等，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他们总体上仍然属于他们过去属于的那个中产阶级，当然他们对于政府政策的社会态度，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再比如，在中国的珠江三角洲，由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出现了很多“城中村”，村里的原住民在地价和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的过程中，通过自己出租屋的丰厚收益，达到了大大高于城市工薪阶层的收入水平，但几乎没有人认为、他们自己也不自认为属于“中产阶级”。因为他们没有真正实现进入中产阶级的职业转变，他们的意愿、社会态度、生活方式和消费偏好等，与中等收入者阶层也相去甚远。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中国，中等收入者阶层也只能是一个具有国别的概念。这就像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贫困阶层标准一样，大多数国家都根据自己的国情制定自己的贫困标准。比如，中国目前农村贫困人口的标准是，年人均纯收入在600元以下，城市享受最低生活保障金的标准是，家庭人均月收入在150―200元（根据城市的不同）以下。按照这个标准，中国农村有3000多万贫困人口，城市有2000多万享受最低生活保证金的人口。但是，如果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国际贫困标准，每天家庭人均消费低于1美元的就算贫困阶层，那中国的贫困阶层就会达到几亿人。如果单纯以收入定义中等收入者阶层，那么这个阶层的规模和比重，在很大程度上就依赖于你主观确定的中等收入线，在中国目前的收入分配格局中，中等收入线上移，则人数规模会较小，而中等收入线下移，则人数规模会迅速扩大。比如假定中国现在城镇的一个中等收入者的月薪为2000―3000元人民币，而且假定他没有特殊的额外家庭负担（例如家里没有需要支付高额药费的卧床病人），这在中国目前的城市中可能是一种中等偏上的生活水平。但同样的收入在发达国家中，那就只能是一种低收入生活。德国或法国的一个中等收入家庭的生活状况，在希腊和葡萄牙就是中上收入生活水平，在发展中国家就是高收入阶层生活水平。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亚特？森的研究成果表明，贫困的标准并不仅仅在于收入和消费水平，更重要的是对生活方式、婚姻、职业等的选择自由度。

　 总之，所谓“中等收入者阶层”，由于有了“阶层”二字，它就不再是“收入”的单一指标可以准确定义、说明和描述的概念，而是一个包括收入水平、生活质量、职业、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结构特征的综合指标的概念。对中国来说，要在未来几十年逐步实现中等收入者阶层成为社会的多数，就必然要在经济快速、稳定、持续发展的同时，也注重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实现社会城乡结构、职业结构的转换；在实行市场公平的初次分配制度的同时，实行社会公正的再分配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