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与黄山试比高

　 首先得申明，笔者十多年来才游览过一次黄鹤楼，还是迫不得已陪亲友去的。尽管如此，当我看到该景点近日提出的门票涨价理由时，仍忍不住笑出声来。

　 “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横向比较”，如安徽黄山为82元，九寨沟为115元……黄鹤楼公园现行的门票价格处于中等偏下水平；二是“发展需要”，一系列改造项目预计投资总额将超过亿元。

　 虽说涨价已得到物价部门批准（自4月1日起成人从原价30元涨到现在50元），但仍不能掩盖“理由”的莫名其妙。众所周知，不同地区的水费、电费做横向比较，多少还有些可比性，起码它们的计量单位相同，价格低的地区以此为由提出涨价，还算有让人信服的借口。可是黄鹤楼与黄山、九寨沟怎么比较？是比名气大小，还是比面积多少，抑或比较地理位置优劣？显然黄鹤楼面积要小得多，而地理位置是很难作为涨价原因的，剩下只有名气了，不过好像也没有听说黄鹤楼的名气比黄山大。

　 近几年来，公众对某些经营公共资源的管理部门提价已司空见惯，抱有平常心态。但总得有个让人信服的理由吧。我并不反对涨价，但不能忍受稀里糊涂被人愚弄。

　 （武汉 肖祥林）

　 “家庭出身”还有意义吗

　 近日笔者收到某单位发的一份表格，要填的项目很多，当填到“家庭出身”栏时，不觉迟疑了一下。

　 记忆中上小学、中学时填写表格到“家庭出身”这栏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只是按照老师家长说的填上便是了。而现在不同了，再次面对时，便产生了些想法。

　 “家庭出身”是我国在那个特殊年代为着特殊目的而提出的，也曾起到过特殊的作用。听老人说，那个年代的人基本上是以“家庭出身”来分类的，贫农的身份是比较高的，富农则处处受排挤。笔者对当时人们以“出身”取人的普遍心态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今天，特殊年代过去了，特殊目的也不存在了，难道“家庭出身”还有继续存在的意义吗？在一个法治社会里，法律是否规定了不同出身的公民有着不同的权利和义务？法官在办案时是否也会考虑当事人的出身而作出不同的判断？假如答案是否定的，“家庭出身”这一栏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江西德安 邓宇）

　 媒体可以这样宣扬警察受赠吗

　 某市报有条图片新闻，画面中央是一位魁梧的警官伸手接受两位见不着脸面的“侧影”馈赠诸如银行支票之类的东西。文字大意为：××县私营企业 A公司和 B公司为感谢该县110全体干警为民排忧解难为企业营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生产环境，共同出资为该县110认购某种保险。

　 我觉得这个新闻有若干细处稍欠斟酌：

　 一，就该事件本身而言，110与 A和 B原无明显的孰重孰轻之别；若定要辨出高低，主角似乎也应是那两家破财做善举的私营企业主，况且文字部分的主语就是 A和 B！然而从图片上看，露脸的却只有110的代表同志。

　 二，110乃公安快速行动队伍，公安部门的同志一样也拿政府的薪俸，应保的险，相信国家也给保了。保一方平安系其职责所在，干好了是本分，不应该再由纳税人额外奖励。

　 三，以目前政府反腐败的决心看，该110似应婉言谢绝。俗话说得好：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此乃人之常情，不必多说。

　 （厦门 张亚）

　 谁是谁的父母

　 3月23日，中央电视台一位主持人在采访某省领导时，称这位领导为该省人民的“父母官”。

　 像这样把地方行政领导称为“父母官”的现象，近年来经常见诸新闻媒体。这说明在一些人的思想深处，还残留着封建思想的沉渣。

　 《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对“父母官”的注解是：“旧时指地方长官（多指州、县一级的）。”我认为这个“旧时”从最近的时间算起，也应该是1949年10月1日之前，如果再远一点则是1911年以前。那个年代，不论是封建官吏，还是国民党官僚，他们都视人民为子民，以“父母官”自居。但是中国共产党人从未自称为人民的“父母官”，始终把自己当做人民的公仆。因为谁都明白，人民是各级领导的衣食父母，如果不是人民的需要，何来这些地方行政领导？谁是谁的父母，这是不言自明的。

　 据我所知，即使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没有把地方行政领导称为“父母官”的现象，想不到的是，我们的一些新闻媒体和一些新闻工作者，竟连这个常识性的问题都不清楚。

　 （毛珀省）

　 检察官要“抢”法官“饭碗”？

　 湖南省望城县检察院和法院近日开始联合试行一种新的公诉方法。这种方法要求，在开庭审理刑事案件时，公诉人根据被告人的犯罪情况和社会危害程度，当庭对被告人应判多长刑期，应处多少罚金提出具体意见、建议，被告人可就此与检察机关当庭辩论。据称“求刑权”这一新的公诉方法的实施，将使检察机关的刑事审判监督起点前移，有利于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

　 试想，在法官裁决前，先给法官下一个具体意见，还称为“刑事审判监督”，法官会不会有压力？还有一些具体的问题，比如，公诉机关建议的刑期轻了，被告人显然只会向更轻的方向辩论，这也叫“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吗？

　 由于我国实行罪行法定原则，公诉机关的起诉裁量权要受到严格程序的限制，而起诉到法院后定罪量刑应该是法官的权力。因此，这样的“求刑权”是不是有检察官“抢”法官“饭碗”嫌疑呢？

　 （河南平顶山 何向东）

　 倡导也可能误导

　 一条小船装着20多个骨灰盒，船上人们手捧骨灰与鲜花一把把洒向钱塘江。这是笔者3月28日在浙江卫视上看到的一则报道。

　 不难看出，这则报道是针对当前农村土葬旧习依然盛行的现状，倡导一种全新的丧葬方式。

　 无疑，对沿袭了几千年土葬传统的中国老百姓而言，将骨灰撒向江河，是一次革命，其好处至少有三：不占墓穴，节约土地；轻车简从，减少操办丧事时的铺张浪费；移风易俗，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可是传媒在大力倡导这种做法的同时，会不会给人们造成误导，假如人们都将死去亲人的骨灰撒向江河，我们的江河将会遭遇一个前所未有的现实：江面上到处漂浮着花瓣，江水中大量溶解着骨灰。这算不算环境污染？可以想像，一旦把骨灰撒向江河的做法成为风俗或时尚，江河就会面临一场新的劫难。原因很简单：中国人多。

　 所以，笔者向媒体建议：在倡导什么的时候，尽量考虑得全面一点，细致一点，最好不要给人造成误导。

　 （宁夏中宁 洪孟春）

　 钥匙通用开错车究竟谁的错

　 家住大连西岗区上海路的吴女土认错了车，更巧的是手中的车钥匙竟将别人的轿车轻易打开，把车开走。车主报案，忙坏了警察，在道口堵截破案。经警方核实，吴女士确是忙中出错，没有明显过错。错就错在两台同样颜色的轿车，钥匙可以通用（3月30日《南方都市报》）。

　 既然吴女士没有明显的过错，那是谁的过错？

　 毫无疑问，在这个过程中有人遭受了损失，遭受损失的不但有“丢车”的车主，也有认错车的吴女士，当然还有社会公共资源（比如警力资源）。那么责任又在谁呢？当然在厂家。假如不是厂家生产通用钥匙，能发生这样的事吗？既然发生了，厂家是不是应该向当事人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

　 （广东潮州 洪巧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