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昆明刚刚结束的“云之南人类学影像展”上，当我采访杨光海先生时，他淡淡地说：“如果不是这次电影节要放映这些片子，我是不再参加社会活动的。我在北京密云县买了几间农舍，过起了种花种草种蔬菜的田园生活，不再去想我的影视生涯。”

　 这位71岁的老人衣着朴素，脸上带着谦和的微笑，举手投足间让我很 难将他和新中国民族志电影第一代导演和摄影师联系起来。可这就是他，一个对中国人类学电影有重大贡献的人，却和他拍摄的片子一起被人们遗忘了。

　 这批被遗忘的片子共15部，是由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民族研究所与八一电影制片厂、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等单位合作，于“文革”前1957年至1966年间拍摄的，是新中国第一批关于少数民族的纪录电影，当初称为“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影片”（简称“中国民族志影片”）。它们记录了50年前中国一些少数民族的生活状态，包括生产、节庆、婚葬、建筑等，是后人研究这些民族的珍贵资料。这批影片是中国人类学电影的奠基之作。西方人类学电影学者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但在中国，这批影片却很少被人提及，即使在今天电影研究和评论已经很活跃的时候，关注这批影片的人仍寥寥可数。甚至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接触纪录片的年轻人，也误以为80年代之前，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纪录片。

　 这些纪录片之所以被遗忘，很大程度缘于受历史局限，片中有大量的阶级分析和意识形态宣传，它们是为中央政府制订少数民族政策作参考而拍摄，并不是因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而拍摄。加之当时这批影片作为内部资料从未公开放映过，所以长时间以来，它们都静静地躺在民族研究所和博物馆里，身上落满灰尘。而与这批片子有关的创作者们，也几乎无人知晓。

　 在这15部片子的摄制人员表中，都有一个名字―――杨光海。他或是摄影，或是导演，或是导演兼摄影。拍片时，杨光海是从八一电影制片厂借出来的，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八一厂的人有条件到边疆。

　 杨光海参与拍摄的第一部片子是《佤族》，但在此前他根本不懂什么是民族学，他只能当一部新闻纪录片来拍，而且必须严格按照拍摄提纲。后来，杨光海又拍摄了《独龙族》、《苦聪人》、《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丽江纳西族的文化艺术》。这些片子都是在云南拍摄的。杨光海等人为此付出了巨大的艰辛，尤其是拍《佤族》和《独龙族》时。

　 “我们首先要和头人沟通，打消他们的顾虑，向每家每户赠送盐和茶叶。为取得他们的信任，还要吃生蛆的牛肉干巴以及煮着内脏的稀饭。回来后我上吐下泻，差点死了。”杨光海说，那时交通很不方便，每次他都是搭货车或邮车进山。到独龙江拍独龙族就更麻烦，坐了货车坐马车，然后再跟马帮走几天几夜，光路上的时间就要一个月。拍了两个月之后，要赶在大雪封山前走出来。那时正是困难时期，没有足够的粮食，体力消耗又大，生病的时候，只能捡别人丢弃的菜叶煮着吃。

　 但是千辛万苦拍回的片子，却遭到了中央民族学院教授、著名民族学家林耀华的质疑。“他问了我很多问题，我都答不出来。后来，我又把片子带到云南，请专家提意见，然后又到山里去补拍。”从那以后，杨光海开始拜林耀华为师，学习民族学知识。

　 由于当时中国从来没有人拍过人类学纪录片，没有东西可以借鉴，杨光海的片子出来后，他在创作手法上的实践，很快成为榜样。人们反复看他的片子，学习他影片的结构。但杨光海很快有了突破，1963年在《鄂伦春族》的拍摄中，他不再面面俱到地去拍，而是选择了四季狩猎来表现鄂伦春族由家族公社到农村公社的变化，其中记录了他们的婚姻、丧葬、服饰、手工艺品以及萨满教等，更注重了民族学的内容。这是杨光海最满意的片子之一，它被国外专家称为“一部典型的民族志影片”。

　 “我很喜欢《鄂伦春族》这部片子，它和西方的纪录片大师Flaherty在30年代拍摄的片子有相似之处，但杨光海从未看过Flaherty的片子，这让我很惊讶。”德国人类学家瞿开森说。瞿开森在由云南大学与德国合作成立的“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里担任副所长，目前，他正在研究中国民族志电影发展历史。他也研究杨光海，因为杨光海是“文革”后为数不多的继续拍摄人类学纪录片的导演和摄影师。

　 今天，当杨光海说起1957年至1966年间拍摄的这批片子时，他总是说“我没办法，我很遗憾，很惭愧”，因为受历史的局限，他无法按自己的想法去拍片和编片，他必须按照别人写好的调查报告去拍摄，但这些写报告的人不参与拍摄，所以他们的文字材料很片面，杨光海常常和他们吵架。编片和审片就更难，因为领导说过：“没有一个红太阳在片子里我就不舒服。”

　 “老杨的压力很大，他不敢说。”瞿开森十分同情杨光海当时的处境，他说，老杨拍的镜头很精彩，可解说词一讲就让人不舒服。在瞿开森看来，1957年至1966年间的这些片子大多不符合人类学要求，因为拍片子本身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拍片人的目的是带有阶级性的，他们与被拍人之间的距离很远。他们那时强调的科学，并不是现在的科学。

　 “他们是先写剧本，用故事片的分镜头拍摄方法来拍。”瞿开森说，由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很多民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多历史现象和社会结构已不存在，必须采用复原拍摄。复原拍摄就必须用故事片的手段，被拍摄的人就成了演员。而且那时胶片控制得很严格，一般是三个镜头里取一个，不可能像其他国家那样有10∶1的片比，他们当然不敢多拍，必须安排。

　 “意识形态的影响肯定是存在的，但如果仔细分析这些片子，你会发现它们在人类学方面的价值。它们让世界知道中国20世纪50年代就有人在拍人类学影片，影片中保留了很多文化方面的东西。从纪录电影史的角度来看这批片子也是很有价值的。”瞿开森说。

　 迄今为止，杨光海从事影视人类学已有40多年，共拍过人类学影片30多部，他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拍摄的影片，全部被德国、日本等国有关机构收藏，并被译制成英文版，广泛传播研究。专家认为，杨光海“在中国早期人类学影片的拍摄实践和较早沟通中国影视人类学与国际学术交流等方面作出了贡献，也为中国影视人类学在国际影视人类学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打下基础”。

　 遗憾的是，杨光海和他从事的这项工作在国内并没有受到太多的重视，直至退休前，他仍然是二级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