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非是一种历史巧合？2002年4月17日，本报《冰点》栏目刊登调查报道《“程序”迷宫》，记述了被称为“职业打假人”的青岛市民臧家平举报假药却如“泥牛入海”的遭遇。

　 而今天，2003年4月16日，文章中的主人公却出现在北京市海淀区法院的被告席上，被公诉机关指控涉嫌犯敲诈勒索罪。

　 此案成为全国首例职业打假人涉嫌敲诈勒索案，臧家平也由此成为因打假涉嫌犯罪受审的第一人。

　 北京市海淀区法院3月28日第一次公开审理此案后，今天继续开庭审理。

　 臧家平原是青岛市公安局治安队检测中心职工，病休在家，后进行买假索赔，一度成为与王海齐名的职业打假人，被称作“山东王海”、“打假英雄”、“假药克星”。2002年，一种名为“藏汴宝”的药进入臧家平视野。臧称，这一年初，他购买了青海省海南藏药厂2001年12月生产的“藏汴宝”补肾丸，服用后出现头晕、眼睛充血等不良反应。

　 随后，他看到《青海日报》一篇报道，称青海省海南藏药厂在2001年5月29日已被吉林通化恒生制药有限公司整体收购，当年6月20日就办理了注销手续。

　 而臧家平发现，青岛的好多药房卖的“藏汴宝”，生产厂家都是青海省海南藏药厂，生产日期都在2001年12月至2002年1月之间。臧家平认为该产品可能是假药，便在去年“3？15”前夕向青岛市药品监督管理局举报。

　 其后，臧家平又在北京一些药店花上万元购买了“藏汴宝”，并向北京及国家药监部门举报。

　 北京市海淀检察院指控，去年3月至4月，臧家平以陕西医药养生保健品厂在媒体上宣传的“臧汴宝”是假药相要挟，先后在青岛和北京迫使该厂青岛市场负责人崔某、该厂副厂长宁某给其人民币13万元。同时，他还让宁某花3.5万元买他存有大量调查文章的笔记本电脑，而该电脑实际价值为7500元。

　 2002年4月29日，宁某在海淀友谊宾馆内将双方最终商定的7.5万元交给臧家平。臧离开宾馆时被公安机关抓获。

　 法庭上，控辩双方激辩的焦点是，臧家平买假索赔究竟是依法维权，还是敲诈勒索。

　 公诉机关认为，臧家平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威胁手段，以打假为名敲诈他人钱财，已不是正常消费者行为。其目的和手段超出了正常打假维权范围，无论其购买的药品真假，这种行为已构成犯罪。

　 臧家平的辩护律师邱宝昌则认为，已有证据表明，臧家平购买的“藏汴宝”补肾丸确为假药，公民打假、买假索赔，法律未作禁止性规定。臧家平没有使用任何威胁恐吓手段进行敲诈，向媒体反映情况是公民应有的监督之权，不存在要挟之说。

　 邱律师说，臧家平为调查打假在各地进行调查，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财力，向造假者索赔是行使民事法律权利。“至于这种个人打假行为应否支持、索赔数额是否合理，属于道德层面及民事法律调整范畴，而不应被认定为刑事犯罪”。

　 两次庭审中，臧家平都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他说：“是造假分子害怕被曝光，主动找我谈赔偿价，我没有敲诈行为。”在法庭最后陈述时，他哽咽着说：“希望法庭给我自由，让我能更自由地打假。”

　 今天，法院未当庭宣判。

　 这起令人始料未及的案件引起法律界人士的极大关注―――个人职业打假的法律界线在哪里？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刘俊海博士认为，“疑假买假”或“知假买假”的消费者，向商家、厂家行使惩罚性赔偿请求权，原则上应受到尊重。要慎重区别罪与非罪的界限。如果消费者滥用权利，构成敲诈勒索罪，应追究刑事责任。

　 刘俊海说，区别罪与非罪的界线，关键看消费者是否按法律规定正当行使权利。“消费者知假买假行使索赔权，可先与商家进行协商。协商不成，可去法院起诉。不能说向法院告状也是敲诈勒索吧？”

　 如果消费者索赔数额超出法律规定，该如何看待？对此，刘俊海博士举例说，你花1万元买了10条假皮带，向商家索赔20倍，即20万元，这是你的自由。商家同样有权拒绝。你起诉到法院，要按20万元标的缴纳诉讼费。如果消费者赢了，诉讼费由商家承担。如果法院确认只赔1万元，则消费者要自行承担19万元的诉讼费，就会大大地亏了。“所以说，法律既保护消费者正当行使权利，也防止消费者滥用权利。这就是法律的自愈功能。”刘博士说。

　 有专家指出，在当前整顿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中，要一如既往充分发挥政府专门打假机关的职责，也应抛弃“企业和消费者无权打假”的观念。应调动广大消费者和企业打假的积极性，利用民事手段达到惩治造假的目的。（本报北京4月16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