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3月25日下午的3点51分，我和摄像师乘飞机赶到了武汉市同济医院。就在几个小时以前，同济医院的陈忠华教授突然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他们接到了一个特殊的病人，这个病人经过确诊，整个脑部已经完全死亡，但是，心还在跳！

　 放下电话我就买了机票！从去年上半年开始我和陈忠华教授就有一个约定，一旦发现特别吻合的相关病例，陈教授就立刻通知我。

　 “父亲死死地捂着额头，满头冒虚汗，当时就不能说话了！”

　 患者叫毛金生，是武汉市一位名声很好、受人尊重的街道干部。

　 2003年2月8日12点，武汉市吴家山东西湖村的一家酒楼上，正进行着一场结婚典礼。在婚礼上，61岁的毛金生喜悦地接受儿子和儿媳的感恩，并表示真诚的祝福，他送新郎新娘三句话：“真心相爱；早生贵子；白头到老”。没想到，天有不测风云，留在结婚录像上的这几句话成为他留在人世间最后的声画资料。

　 在毛先生家的客厅里，毛金生的儿子毛子俊哽咽地向我们回忆了父亲突然发病时的情景。

　 “因为我是刚刚结婚，”毛子俊说，“晚上回来我和家人都想看一看我们结婚那一天的光盘，看光盘的时候还好好的，我们坐着还有说有笑。父亲从头到尾把光盘都看完了，看完起身去上厕所，出来以后就捂着额头。”

　 毛子俊赶忙抢上前去，将老父亲一把抱住。

　 “父亲死死地捂着额头，满头冒虚汗，当时就不能说话了！一开始送到当地一家小医院，但是那个医生只给打了一点苷油，没采取任何的急救措施，父亲舌头就往里头慢慢地缩，旁边一名护士把父亲的舌头往外拔，后来稍微好了一点，我们就赶紧转院，直接就转到同济了。”

　 2003年2月23日上午7点多，毛金生被紧急转到同济医院。这天上午，同济医院神经内科值班的医生是36岁的青年大夫卜碧涛。卜大夫一页一页查病历，发现毛先生长期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和糖尿病。

　 “当时是早上8点钟到的我们病房，”卜碧涛医生告诉我们，“我们正在查房，发现这个病人是中度昏迷，我们反复呼唤他的名字，他完全不知道。”

　 迅速做脑CT检查，毛老先生是高血压和糖尿病导致的脑干大出血。所谓脑干，就是脑的主干，它由脑桥、延髓和中脑共同组成。人体生命的第一生理特征为呼吸功能，而主宰呼吸功能的中枢神经区域正好位于脑干，人体有12对脑神经是由脑干发出来。脑干出血，其后果是灾难性的。

　 “这种情况继续在恶化。”卜碧涛大夫说，“在入院后第二天，准确地说应该是第二天的下午5点钟，病人突然心跳停止，呼吸也停止。”

　 在全力抢救两天以后，病情一日三变，急转直下，毛先生很快由中度昏迷转为深度昏迷。自主呼吸停止，脑供血停止，脑电波也基本消失。

　 2003年2月25日下午4点，在同济医院神经内科急诊室，我们见到了毛金生，老人家个子高大，安详地躺在靠走廊的48号床上，脑部、口鼻和胳膊插满了各式各样的管子。所有的指标似乎集中到一个结论：他可能已经脑死亡！医院专家组对他采取了两大特别措施：一、用呼吸机帮助毛金生维持正常呼吸；二、使用心血管药物维持毛金生的适当血压。

　 张苏明，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常务委员、同济医学院临床神经医学研究中心主任、同济医院神经内科主任，是一位经验丰富、学识深厚、意志顽强的脑神经专家。张苏明当时正在外面讲课，听到毛金生可能已经脑死亡的消息，他扔下学生就往医院赶。

　 如果真的是脑死亡，那就要把情况如实地告诉家属。张苏明主任心情有些紧张。

　 毛金生如果已经“脑死亡”将意味着什么？在国内大名鼎鼎的同济医院，对一例患者宣布死亡何需如履薄冰？究竟什么是“脑死亡”呢？

　 脑死亡的“哈佛标准”

　 千百年来，心跳呼吸停止、“气绝”一直是诊断死亡的传统标准。然而1950年前后，呼吸支持技术和循环支持理论的出现改变了格局。

　 有专家发现：少数特别的患者，中枢神经已经受损，但借助呼吸机和心血管药物的支持，呼吸和心跳都能够维持相当长一段时间。但大量临床研究发现，对这类患者所有的抢救最终都归于失败，所有患者都难逃一死。人们逐渐认识到，原来关于呼吸和心跳停止的死亡观点是不全面的。大多数死亡绝不是瞬间事件，而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它可能从呼吸和心跳停止以前就开始了。上述认识成为人类早期探索脑死亡问题的最重要的理论基础。

　 1968年，美国哈佛医学院首先公布了著名的“哈佛标准”，确定不仅呼吸和心跳不可逆性停止的人是死亡，包括脑干功能在内的所有脑功能不可逆性停止的人也是死亡。“哈佛标准”成为人类重新认识死亡的技术里程碑。

　 目前，全世界已经有包括中国在内的80个国家承认脑死亡标准，其中美国、英国、日本在内的13个国家正式立法，规定脑死亡是宣布死亡的正确依据；在我国，对“脑死亡”正式立法的工作也已经取得重大进展，脑死亡立法标准（草案）已经由中国卫生部六易其稿，正在向全社会广泛征求修改意见。

　 2003年2月25日下午，在毛金生的病床边，我见到了陈忠华教授。陈教授正在仔细观察毛金生的各项体征指标，表情坚定而略显憔悴。

　 陈忠华，英国籍学者，是剑桥大学“跨国”医学博士、同济医院外科教授、著名脑死亡问题专家、同济医院“脑死亡协作组”的负责人。张苏明主任在得知患者可能脑死亡的消息后的第一时间就给他打了电话，陈教授从头到尾参加了同济医院对毛先生的关于脑死亡的各项诊断。

　 “昨天这个病人有高血压，”陈忠华向我介绍，“高血压的病人到了晚期的时候都有很多血管的病变，血管的弹性变低，变脆，当他激动的时候或者有特别的情况，血管会破裂。昨天这个出血部位是脑干，脑干是人的生命中枢，它主管呼吸。昨天我们看到的第一眼就是呼吸停止，没有自主呼吸了。”

　 哈佛标准规定，诊断脑死亡必须符合4大具体指标：1、无自主呼吸；2、深昏迷；3、脑电波平坦；4、包括瞳孔完全放大在内的脑干反应消失。上述指标要在相隔6小时、重复检查两次结论一致才能定论，而且必须排除深低温和药物控制才能成立。

　 经过同济医院医生12小时的诊断和观察，深度昏迷了20个小时的毛金生符合脑死亡的全部标准。

　 然而我们在现场分明看到：毛金生的心脏一直还在搏动，而且还相当规律！为什么在脑死亡以后，心脏还会继续跳动呢？陈忠华教授指出，在相当多的情况下，脑死亡会发生在心死亡以前，这正是脑死亡问题要破解的最关键的环节之一。

　 “心脏是一个自己可以独立收缩的器官！”陈忠华说，“比如说你睡觉的时候，心脏还在按照它自己的规律在动，除了神经调节它以外，它还有自己的一套系统，它受到双重管制，也就是说它是可以独立跳动的，在没有脑的支配下，心脏还可以跳动很长时间。”

　 陈忠华教授指出，“脑死亡”这个概念已经被严格定义并有明确指向，它指“包括脑干在内的全脑功能不可逆和永久的丧失”。这一理论的科学依据在于：以脑为中心的中枢神经系统是整个生命赖以维系的基础，由于神经细胞一旦死亡就无法再生，于是，脑死亡就重重地开启了死亡的大门！毛金生作为一个完整的生命系统可能已经开始解体，随后将要发生的，就是通常所说的“生物学死亡”，也就是心脏停跳和各部位细胞的逐渐衰竭和死亡。

　 一旦发生了脑死亡，纵有杏林国手，也必无力回天。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

　 “这种权力如果被滥用的话，那就有可能出现严重的后果”

　 关于脑死亡，在学术界已经争论了30多年。有人说，只有在医学中，我们才接触到这样残酷的一个事实，死亡还是有不同标准的！人们对死亡的本身无可奈何，但死亡的标准却居然被操之人手。

　 概括起来，目前我国国内关于脑死亡问题主要有三大争论：

　 第一，心脏还跳为什么不继续医治？心死亡跟脑死亡究竟哪个更科学？

　 第二，提倡脑死亡是为了节省不必要的医疗资源吗？

　 第三，目前支持脑死亡立法的大多是医学界尤其是器官移植人士，他们鼓吹脑死亡是否是为了追求器官移植的功利目的，这就衍生出另外一个更复杂的伦理问题：我们是否可以以牺牲一个“价值较低的生命”而换来另外一个“价值较高的生命”？

　 王涌，法学博士、律师，他认为推行“脑死亡标准”至少还面临一个问题：会不会剥夺了公众对于死亡的判断权和知情权呢？

　 “你摸一摸他的胸脯！”王涌说，“你在他的嘴上、鼻子上，你在那儿摸一摸，你就可以判断他的呼吸和心跳是否停止了。也就是说，这种‘死亡’具有公示性，任何人都可以进行判断的；而‘脑死亡’它具有隐蔽性，我们无法判断一个人是否脑死亡了。那么这种隐蔽性，在我们的制度设计上会带来很大的问题。”

　 王涌的担心是，久而久之，会不会形成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呢？

　 “我们实际上就把死亡的宣判权完全交给了医生，”王涌说，“那么这里就涉及到医生作为这样一个群体，在这个问题上就具有着巨大的权力。这种权力如果被滥用的话，那就有可能出现严重的后果。”

　 中国政法大学的舒国滢教授则用一个极端的例子来表述了王涌博士的这种担心，比如医生和家属在特殊的条件下有可能形成合伙谋杀。

　 “因为生命有几个很重要的特征，”舒国滢教授说，“第一个就是它的个体性；其次是它的不可重复性；第三个是它的自然性。一个生命的出生和死亡，都应该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一旦生命被技术化，死亡被人为地控制，我觉得这很值得担忧。”

　 王涌和舒国滢先生的这种担心，相当有道理。

　 “北京的一位教授，他有这么一个担忧，就是假设脑死亡立法或者是承认脑死亡的话，会不会出现这么一种情况，就是当在特别的情况下（比如利益），病人的家属跟医生勾连起来，这样就有可能导致出一种极端的效果，那就是谋杀？”在拍摄期间，就上述问题我专门请教了陈忠华教授。

　 “任何一个法律，都可能会被钻空子的，没有一个法律在颁布以后，没有一点漏洞可以钻的。”陈忠华说，“并不是每个医生都有权利去实施这种诊断，他必须是脑神经的专家；通过了专门训练；具有足够医疗经验和崇高的医疗道德；经过专门的技术认可，符合这么几条的医生才能做。所以呢，国家在遴选这些专家的时候要慎重！”

　 从1966年脑死亡概念提出之时，医学家们就已经考虑过要在最大程度上避免哪怕是最微小的错误。在英美等西方国家，对脑死亡的诊断是由一个成员来自不同专业的独立的委员会联手做出的。在这样严格的制度安排下，哪怕是最微小的出于不正当利益的考虑都不可能影响到诊断的最终成立，使对“脑死亡”的所有评估都只能依据于临床事实。

　 然而尽管美国、日本、芬兰、英国等国家已从法律上规定脑死亡是人死亡的标准，但脑死亡并未作为死亡标准由我们国家立法。那么毛老先生在还有心跳就宣布他已经死了，合适吗？

　 问题的关键在于：由于脑死亡在我国还没有被正式立法，如果同济医院贸然宣布毛金生已经死亡，那就要直面一个巨大风险，这个风险就是：他们将要把“一个还没有被我国法律认可死亡的人体”确认为死亡！

　 这一风险，足以让最大胆的医生都倒抽一口凉气。

　 张苏明主任告诫所有参与会诊的专家：仔细，一定要仔细！

　 2003年2月25日下午4点21分，由张苏明主任主持，陈忠华教授以及同济医院神经内科杨明山教授、卜碧涛教授、神经外科副教授陈劲草、麻醉科副教授张传汉等专家迅速会聚到一起，组成了阵容强大的脑死亡诊断专家组，对毛金生进行第二次脑死亡会诊。

　 在毛金生的病床边，专家组十几个成员围成一圈，每个人手里都捧着一本卫生部发下来的《脑死亡标准草案》第三稿的复印件，本次脑死亡诊断将完全按照《草案》规定的步骤和指标来进行。

　 会诊之前，张苏明主任告诫所有参与的专家：仔细，一定要仔细！

　 第一步是对脑血流量的检测。如果患者表现为上下波动的震荡血流，就表明大脑内部压力过高，血液受阻进不了大脑，从而导致脑部缺血和缺氧，这可以解释毛金生当时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剧烈头痛。

　 医院的殷小平大夫把脑血流图机掉过头来让我看了个明白，果然是不折不扣的震荡血流，曲线沿着横坐标上下起伏。殷小平告诉我：“出现这样的波形，就往往提示已经脑死亡。”而脑细胞在缺氧几分钟以后就会先后死亡。

　 第二步是脑电图的绘制。生活状态中的脑细胞会频繁发出各种电信号，这些信号能被脑电图机探测、侦知和记录，要是脑电图显示为毫无电活动的平坦曲线，就可以判断绝大部分神经细胞已经坏死。仪器显示：毛金生的脑电图，即使在放大好多倍的情况下也相当平坦。

　 第三步测试是直接试探脑干反射还是否存在。“脑干反射消失”表明作为基本生命活动中枢的脑干功能已经不运转，最常见的就是瞳孔对光反射的消失。张苏明主任亲自做了对毛金生的瞳孔对光反射，一束笔直而强烈的手电筒光线对毛金生的左右双瞳来回掠过：“强光刺激没有任何收缩反应，所以表明他的瞳孔双侧是散大，光反应是消失的，说明他中脑的反射已经完全没有了。”

　 第四步，卜碧涛大夫借助器械刺激毛金生的皮肤，以观察他有没有肢体的一点原始的保护性动作。遗憾的是，最终没有发现任何形式的肢体回缩运动。用一枚小铁锤反复敲打毛金生的膝盖和按摩脚掌，也没见任何反应。

　 第五步是“咳嗽反射试验”。在十多名专家的监督和指导下，护士把一根吸痰的管子，从毛金生的呼吸机插管当中，很深地插入他的支气管，看看毛金生有没有一些咳嗽的动作。

　 “唐记者你看，”卜碧涛大夫站在一边给我做简单的讲解，“现在已经插入很深了，深度14厘米，已经到了支气管了，但是他根本没有任何咳嗽的动作，这表明他的咳嗽反射消失了，这也是脑干完全受损的表现之一。”

　 第六个步骤是“呼吸停止试验”。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由于呼吸停止有可能轻微损害患者的大脑，所以这项测试必须有十分把握，而且要安排在最后一项进行，从显示器上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呼吸机提供给患者的呼吸频率，是每分钟20次。

　 卜碧涛大夫一示意，护士轻轻拔掉呼吸机插管，大概5秒钟以后，仪器上显示的呼吸频率数字开始直线下降：“18,16,14,12,”数字蹦到12的时候突然消失为零。

　 在上述检测中，深昏迷通常是大脑功能严重障碍的主要表现；自主呼吸的消失是脑细胞广泛受损的结果；脑电图平坦表明脑细胞因为长时间缺氧而坏死；瞳孔散大显示脑干已经失去正常功能。这些指标完全符合哈佛标准规定的所有内容。

　 2003年3月25日下午5点30分，同济医院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心内科、陈忠华教授、麻醉科等部门的顶尖专家再次汇集一堂。专家们为一个小时以前的检查评估进行仔细讨论并得出结论，毫无疑问，所有的证据都指向同一个结论：毛金生先生已经脑死亡，不可逆的脑干死亡。

　 专家们在各种检查报告单上签上自己的名字。

　 从会诊开始到检查结束，同济医院用照相机和摄像机完整地记录了整个过程。这些录像带、照片以及各种检查报告单据，都是院方为将来可能出现的意外麻烦而保存的证据。

　 “我们不懂科学，但我们尊重科学，尊重教授们这个诊断结果”

　 然而死亡不仅仅是一个生命现象，更是一种文化―――它承载着生命、科学、法律、人权、伦理等诸多复杂问题。

　 中国人对于心脏死亡已经有着相传几千年的严重心理依赖，真正接受脑死亡的概念又谈何容易？在中国历史上，常常会听说死人复活的故事，所以要对死者守灵，在中国传统习俗里，有的地方对死者守灵长达七七四十九天！

　 要担心的问题很多：亲属会不会愿意放弃治疗？妻子同意吗？儿子同意吗？女儿同意吗？在中国脑死亡还没立法，家属将来不服医院的诊断怎么办？会不会打官司？社会上、学术界对脑死亡标准还充满不同意见，万一有人借题发挥呢？

　 在这样关键的时候，张苏明大夫突然想到了一个人！

　 就在与同济医院一墙之隔的同济医学院，有一位泰山北斗式的人物，一直被武汉人看成是“医神”，那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脑死亡问题专家裘法祖教授。很多疑难症状，只要裘教授确诊了，人们就都能认可。这天下午，张苏明带上对毛金生两次脑死亡诊断的所有重要资料，冒雨去找裘教授。

　 在同济医学院，张苏明大夫向裘法祖院士详细陈述了全部诊断过程以及细节，并展示了毛金生的所有病理资料。

　 在长达1个小时的汇报里，84岁高龄的裘教授始终十分专注地倾听，最后，老人十分坚定地冲张苏明主任扬一扬手。

　 “我一百分之一百同意你这个意见！”裘教授说，“因为他确实已经死亡了。脑干死亡就等于脑死亡，脑干死亡后，中枢已经没有了；自主呼吸没有了；瞳孔反射没有了；瞳孔扩大了，对不对？脑电图也平坦了，就是脑死亡，不用再抢救了。”

　 2003年2月25号晚上9点30分左右，我跟随同济医院的一群大夫们对毛金生做了最后一次的全面会诊和评估，并继续录像。

　 这是对毛金生30多个小时内的第3次脑死亡检测。与前两次不同的是，这次检测是对死者家属公开的。尽管按国际惯例对脑死亡的诊断只要相隔6小时重复检查两次就够了，但同济医院的医生们还是决定努力到最后一刻。

　 涌到病房来的家属越来越多，来看望的包括了亲戚、好友、同事和邻居，以至于堵塞了整个楼道！从医生凝重的表情中，大家似乎意识到了什么，纷纷上前来拉一拉毛金生的手，摸一摸还在跳动着的心脏，或对着各种陌生的仪器指指点点。

　 检查的结果与前两次专家会诊的结果完全吻合。

　 2003年2月25日晚上10点31分，在神经内科三楼会议室，张苏明、卜碧涛、陈忠华等向家属代表耐心陈述了毛老先生已经彻底脑死亡的详细情况，并介绍了脑死亡的基本知识，然后诚挚地征求死者家属的意见，是否可以停止无意义的医疗活动。

　 一袭黑衣的毛子俊双手抱头趴在桌子上，悲伤万分，说不出话来。

　 但会场只短短安静了数分钟，一位家属打破了沉默。

　 “我代表家属感谢神经内科的全体医务工作同志们，特别要感谢卜（碧涛）教授和那位医生（殷小平大夫），对我们这个家属的病在治疗过程当中的关怀和治疗。我现在同意这几位教授讲的，放弃治疗！”

　 因为太过意外，听了他的话，神经一直绷紧的专家组成员都吃了一惊。是医生们对患者的无私抢救和专业精神赢得了家属的尊敬和信任。

　 另外一位50岁左右的家属接下来也发言，语气诚恳：“几个专家说的这个意见，从报纸上都看见过的，现在判断死亡的标准，就是以脑死亡为标准，以前都是以心脏停止跳动为判断死亡的标准，是不是？我们不懂科学，但我们尊重科学，尊重教授们这个诊断结果。”

　 媒体对脑死亡知识持续不断的宣传普及起到了奇迹般的效果。

　 “至于以后的治疗，报纸上也提到过，一旦脑死亡，以后的治疗是没有意义的。今天这个，我们也没有什么思想准备，家属们心情都很沉重，我们也谈不出什么道理来。我们尊重医院里医生、教授的这个意见。”

　 在场所有专家的担心被证明是多余的。两个女医生的眼睛当场湿润了。

　 家属们的深明大义和充分理解，支持的将不只是一个信念。

　 张苏明医生充满敬意地和毛金生的儿子、妹夫、妻弟等谈了话，慎重地写下了停止医疗活动的协议书：“毛金生因脑干出血导致脑死亡，死者家属同意停止针对毛金生的所有医疗活动，同意拔掉呼吸管，同意录像”。

　 毛子俊郑重地签上名字。

　 23点05分，毛金生的呼吸帮助设备被停止，拔管以后病人没有任何自我呼吸。21分钟以后，心跳完全停止，患者进入心脏死亡。

　 几个女性家属在过道里哭成一片，张苏明大夫上前一一劝慰：“老人家事实上早就走了，就在他脑死亡那一刻、那一瞬间，他事实上已经走了，我们把这个悲痛的消息比较迟地告诉大家，就是因为我们必须用一整套科学的方法，证实他确实是脑死亡，才能够这样宣布。”

　 一层层崭新洁白的床单将老人轻轻地裹起来，担架被簇拥着向太平间抬去。这时候挂在病房墙上的一个石英钟突然敲响，表针恰好指向了子夜12点。毛金生―――湖北省武汉市吴家山一位普通的街道干部，就这样不出一声地在中国“脑死亡”立法的发展史上，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此一事件对于中国公众重新界定生命、尊重科学、推动脑死亡立法进程，具有不可磨灭的作用”

　 2003年4月9日晚，也就是毛金生先生去世的第43天，同济医院对外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向社会公布这一不同寻常的诊断过程。陈忠华教授、张苏明教授、卜碧涛教授等耐心仔细地介绍了全部经过。

　 之所以推迟了一个多月公布，同济医院向新闻界陈述了三个理由：第一，从一开始院方就是把这件事当成科学事业做，而不是把它当成新闻事件来炒作；第二，死者刚刚过世的时候，亲人悲痛万分，仓促宣布有悖常理；第三、当时参与跟拍全过程的中央电视台记者制作节目需要时间。

　 2003年4月12日8点30分，一个周六的晚上，我们对毛金生先生脑死亡诊断的独家跟踪、拍摄、制作的30分钟电视节目《目击脑死亡》在中央电视台播出。

　 “脑死亡在中国大陆第一次被公开会诊并宣布！”这真是一个石破天惊的消息。陈忠华教授在电话中激动地告诉我，他偶尔上网一搜索，全球总共有一万三千多家网站刊载了毛金生事件。

　 有一家英国媒体评价说，此一事件对于中国公众重新界定生命、尊重科学、推动脑死亡立法进程，具有不可磨灭的作用。生命的可贵就在于她只有一次，但当死亡确实来临时，中国人正在一点点学会罢手收兵！而同济医院则令人羡慕地充当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陈教授很欣慰。他在电话里告诉我，感觉到自己真的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即使遭遇最坏的结果（比如诉讼、坐牢），他也会感觉非常自豪。这真是一份学者的痴情！在电话里，陈教授和我再一次相约：这项事业不能断，要继续寻找和宣传下一例合适的脑死亡病例。

　 毛子俊呢？

　 毛子俊全家的生活都乱套了。

　 他后来和我通过两次电话，他说他和家里人一夜之间遭遇重大压力：包括亲戚、街道里的人，说闲话甚至说瞎话的不少。出门的时候，那些街坊邻居，看他们的眼神都跟以往不一样。

　 就在4月11日，毛子俊的新婚才两个月的妻子在外面遭遇非议，说“你家公公人都死了还要上报纸？”“老人家尸骨未寒啊！”“是同济医院给你们家钱了吗？”面对闻所未闻的指责和捕风捉影，新娘承受不住，当场晕倒在单位地板上。

　 但毛子俊的叔叔、舅舅都支持此事，特别是母亲，她是深明大义的。而面对街坊邻居的非议，毛子俊选择了顺其自然，“就当没听见、没看见，我们也不想解释，就让时间来慢慢淡化吧。”

　 “其实我早知道，父亲早已经去世了！”毛子俊突然告诉我，“我父亲的自主呼吸停顿了以后，第一天上午开刀把气管切开的时候，我就提前知道真相了！但我只能自己心里明白，我一直不敢跟家里人说，跟外面任何人我都不敢说。至于你们当时提出采访、摄像，我是这样想的：因为这个脑死亡在中国，可能还没有被接受吧，我觉得应该为社会多做点贡献，也为医疗事业多做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