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战争”开始

　 A．“选择了这个职业，就要承担职业风险”

　 疾驰的救护车，就像都市海洋里一只漂浮的小船，融入夜色。此刻，是2003年5月1日23时，整个城市都睡去了，罗怡和他的同事们却开始了一项艰巨的工作―――第二天凌晨3时之前，将全市14所医院134名“非典”（SARS）病人，转运到位于北京市北郊的小汤山“非典”专科医院。

　 罗怡，北京市急救中心急救科主任，50岁。刚刚过去的24小时，北京市新增确诊“非典”病例122个，疑似病例96个。

　 “两个月前，我们就这样奔波在路上了。”罗怡说。

　 灾难的来临，是悄无声息的。2003年3月初，第一例“非典”患者出现在北京301医院。当时，人们对广东“非典”流行的情况略有耳闻，但涉及具体治疗，还是知之甚少。这是一位来自山西的老人，他的两个孩子从广东归来后发病，老人就踏上了赴北京的求医之路。尽管没有确诊，但罗怡所在的急救科，还是将这一病人从301医院转运到302医院。此时，没有采取任何防护措施，司机、医生浑然不知所面临的危险。幸而他们没有因此感染。3月9日，救护车进行了前后隔离，车用担架采用一次性包装，并进行消毒。

　 3月12日中午，罗怡刚刚吃完饭，北京市急救中心召开紧急会议，宣布将“第一次正式转运‘非典’疑似病人”。“我必须去”，作为急救科主任，罗怡毫不迟疑，第一个报名。这是一次正规的转运，由于知道是呼吸道疾病，罗怡为自己准备了口罩、手套、一次性帽子。

　 来到北京市东郊的大黄庄，50多岁的病人已在等候。这位疑似病人与来自山西的首例“非典”患者及其家人有过亲近接触。此后，他在北京东郊找了一套房子独自住下，没有接触其他人，3天后，就出现发烧症状，打电话给急救中心。

　 罗怡默默地给病人递过一只口罩，看见他面无表情地戴上。罗怡将他送往佑安医院。当时，北京正值全国“两会”期间，大街上到处是车水马龙的繁忙景象。“没人知道，这天，我们的工作意味着什么。”当时，罗怡不能对任何人说起此事，包括家人，这是一条纪律。

　 罗怡感到深深的困惑。他知道，这位来自山西的首例病人已经去世。在自己26年的从医生涯中，这样的烈性传染病，还是第一次遇到。医务人员感染率居高不下。对此，罗怡十分坦然：“选择了这个职业，就要承担其所具有的职业风险，这没什么可说的。”

　 目前，200多人、90台车，每天奔波在城市的各个角落。由于疲劳，罗怡的嗓子有些沙哑，他最担心的不是自己的身体，而是同事的安危。

　 日子一天天流逝，罗怡亲身经历着这一疾病像幽灵一样蔓延、传播，1个、10个、100个―――罗怡和同事负责转运的“非典”病人越来越多，甚至，仅仅4个小时，他们转运病人数字是“134个”，而49天前，这个数字是“1个”。

　 “这场战役不可能十天半月就过去，我是准备‘长期作战’的。”他说。

　 B．“有我在你身边，你一定能好起来”

　 报名的时候，徐雪觉得“跟打仗似的”，没有多想，便跟护士长刘金萍拍着胸脯说：“没关系，让我去”。

　 徐雪，21岁，北京同仁医院干部理疗科护士。“刚开始，我并不知道接触‘非典’病人有多危险。”

　 4月初，经过了一天培训，她就来到了收治“非典”病人的温泉胸科医院。从5所医院抽调的40名护士，一同接受了这个突如其来的任务。

　 一进病区，徐雪和同伴就接手了50名“非典”患者，一天后，又送来50名“非典”患者。带班的领导熬红了眼睛，三天三夜没休息。病房成了战场。

　 徐雪有点傻眼：仓促上阵，病区连更衣室都没有，地上喷洒的大量消毒液几成泥浆，防护服、盐水、药水都装在一个个紧急运送的大纸箱子里，找起来手忙脚乱。医疗用品频频告急：药没了，营养液没了，隔离衣没了，手套没了。

　 很快，通过后勤部门的努力，这些医疗用品像天上飞来的一样，出现在病区。

　 徐雪最重要的工作，是照顾病人。上了年纪的重症患者，大小便失禁，清理、穿衣、换床单都要徐雪承担。作为烈性传染病，“非典”患者病重时无亲人护理，去世时无亲人送别。面对这一切，21岁的徐雪感受着前所未有的精神压力，一天下来，累得饭都不想吃，但为了增强抵抗力，徐雪逼着自己吃饭。

　 同仁医院干部理疗科护士长刘金萍来电话问：“怎么样？”徐雪说：“特别累，特别苦。”说着，眼泪就禁不住往下流。刘金萍嘱咐：“你一定坚持。”徐雪哽咽着：“我一定坚持。”每次给父母打电话，徐雪都不敢多说一句话，“怕控制不住自己。”她说。

　 徐雪在4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第一次上夜班时，我被3层隔离衣、两个20层的口罩憋得喘不过气来。紧张的抢救，严重的缺氧，头像裂开一样地疼。当我摘下3层防护手套时，一股针扎般的疼痛让人难以忍受，双手变成了黑紫色，指甲盖都黑了。浑身的难受，自己竟有了一种濒死的感觉。坚持，坚持，再坚持，我不断地告诫自己，病人需要我们，只有坚持，才能战胜这场灾难。”

　 在病区，徐雪遇到两个特殊的患者，她们是空军总医院的护士，由于护理“非典”病人而感染。惺惺相惜，徐雪把发给自己的水果让给她们，不断地安慰她们：“没问题，会好的。”还有一个18岁的女大学生，曾经上呼吸机抢救，病情较重。有一次，输液的时候，她悄悄地恳求徐雪：“我想上厕所，你能帮助我吗？”徐雪提着输液瓶，陪她进了厕所。女大学生脸色惨白：“姐姐，我害怕。”徐雪耐心地劝慰她：“别害怕，有我在你身边，你一定能好起来。”姑娘的眼里满是泪水。

　 一位70岁的老奶奶因“非典”去世了，徐雪和同事默默地料理尸体。徐雪知道，患者死后的传染力极强，便用一块洁白的毛巾，盖住了老奶奶的面容，并给她的口腔塞了棉块，将尸体放进两层防水的尸袋里。几个护士抬着老奶奶，都觉得心里特别沉重。“在以往的日子里，在和平时期，病人辞世，都是亲人穿衣、送别。在‘非典’的特殊时期，我们何尝不是奶奶的亲人呢？因为我们是她在这个世界最后的陪伴者。”徐雪回忆这些情景，历历在目。

　 14天后，徐雪被撤下一线。那天，坐上回驻地的汽车，戴着厚厚的口罩、帽子，她哭了一路。

　 第二章 困顿之城

　 A．“画地为牢”

　 4月的一天，一名在校博士生不断接到千里之外的母亲电话，让他尽快返家。犹豫再三，他坐上了去火车站的公交车。一路上，他惊奇地发现，北京的街道上，车少了，人少了，就连平日里熙熙攘攘的天安门、王府井，也少有人影。“北京，在‘非典’疫病的摧残下，像一个患了重病的姑娘，在春风中颤栗。”

　 和他一样，4月的一段时间里，一些人选择了离开。在北方交通大学，一座15层公寓楼，4000多名学生，由于“非典”，只剩下373人。计算机学院一个班29人，只剩下9人。

　 在北京西客站，日客流量达30万人次，超过了最为繁忙的春运客流量。为此，西客站加快安检速度，限制站台票，并为执勤的民警、环卫工人发放了6500个口罩，6000副手套。

　 来京务工者、东南沿海地区来京经商者、大学生，是离开北京的客流主体。

　 问题很快出现了。4月17日，宁夏发出通告，提请乘坐177次列车的乘客注意：如出现发烧、咳嗽等病状，及时到定点医院治疗。随后，甘肃、青海、湖北、江苏、陕西、山西、山东、黑龙江等省纷纷发布通告，提醒与“非典”疑似患者乘坐同一班火车、同一节车厢的旅客，尽快体检或就诊。很多省市的通告都指向了同一地点：北京。

　 为此，北京市委、市政府致信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政府，希望予以理解和支持。

　 教育部、建设部、北京市委、市政府纷纷发出通知，要求在京大学生、民工就地学习、工作，不要返乡。已离开北京的，也不要返回。为了减少流动，北京市提出楼自为战、村自为战、社区为战、工地为战、学校为战，北京市负责人形象地称之为“画地为牢”，以减轻疫情蔓延。

　 在这个“非常”的春天里，回家成为一个鲜明的主题。娱乐场所、宾馆、饭店纷纷关门，许多手机短信息传播着这个街上行人渐少日子里的“‘非典’民谣”：“月色浓浓如酒，春风轻轻吹柳。桃花开了许久，不知见到没有。病毒世间少有，切忌四处游走。没事消毒洗手，‘非典’莫能长久。闲来想想朋友，祝愿幸福永久。”“‘非典’的春天里，有朋友声援是种力量，有朋友忠告是种安全，有朋友惦念是种幸福……”

　 一位社会学者说：“过去，没有任何时候，人们如此真诚地祝福彼此健康。”

　 这是一个人们互相寄予最多祝福、最多关怀的春天。

　 B．寻找“非典”

　 从4月7日起，吴江就很少休息过，每天马不停蹄地寻找“非典”。

　 吴江，38岁，北京市疾病控制中心流行病调查队队员。一位北京姑娘，家人被确诊为“非典”患者，随即，医院安排她“医学隔离观察”，她十分不解，情绪激动地辩解：“我没病。”趁医生不注意，竟然偷偷跑掉了。

　 仲春的热风里，吴江开始寻找这个亲密接触过“非典”患者的姑娘，邻居、单位、朋友、同学，吴江找了十几个单位，走访了数十人，从海淀区到崇文区，再到东城区。对方一听他的身份，经常避之不及，恨不能躲得远远的。偌大的北京城，那位姑娘像是与吴江玩起了“捉迷藏”游戏，明明马上找到了，偏偏就扑空。最后，吴江找到她时，她已经发烧，成为“非典”疑似患者。

　 由于不被理解，吴江常常感到伤心。

　 一位外籍教师出现症状，听说自己要被隔离治疗，激烈反对：“我不是‘非典’，到医院传染上‘非典’怎么办？”吴江从感染者的危害到法律规定，耐心进行了解释。这位教师终于被说服，并详细回忆了自己与他人的接触史。

　 “我是疾病控制中心，你曾经与‘非典’疑似患者有亲密接触，现在，他发病了，你需要隔离观察。”这句话，吴江不知说过多少遍。尽管与疑似患者是好朋友，对方也往往会说“我就是见过他一面”，或者“我只跟他吃过一次饭”，为此，吴江要细说“非典”对个人、家庭、同事、朋友乃至社会的影响。

　 4月9日晚，吴江和同事接到任务，到西直门长途汽车站查找一名从河北来北京的“非典”疑似患者。

　 10多分钟后，吴江对河北驶来的两辆客车上的乘客进行了排查，一无所获。

　 从信息中得知，这位“非典”疑似患者是一位10岁男孩，发烧，在老家用抗生素治疗无效。吴江把目光锁定在一辆到达多时的长途客车上。司机回忆，确实有一位男孩，乘坐过这辆车，途中甚至呕吐过。吴江紧急追踪，发现男孩和家长在新街口下车。

　 疫情就是命令。很快，命令下达到北京市西城区流行病调查队，他们将男孩在新街口拦住，紧急送往医院，结果，这又是一个“非典”疑似患者。

　 一天，北京120急救车将一位发烧病人送往医院，途中，这位病人突然拉开车门，跳了下去，随即，打了一辆夏利出租车，又打了一辆富康出租车离去。随后，北京交通台播出了寻找通知，第二天，找到这个人时，他的发烧症状已消失。类似这样的寻找，吴江参与了多次。

　 像吴江一样的流行病调查队员，北京共有2500名，他们走街串巷，探访四方，找出每一个疑似患者，挖出每一条感染渠道。有人称他们是“防治‘非典’战场上的侦察兵”。

　 C．“生命中，有过一次与重大疫情作战的经历，我们会变得更加坚强”

　 4月15日，北方交大出现了第一例“非典”疑似病人，是一位名叫丹尼尔的外籍教师。从此，20岁的北方交大电气学院学生黄少芳开始了一段自己“终生难忘的日子”。

　 4月18日，黄少芳走到宿舍楼前，看见几辆救护车停在门口，10多位同学因出现发烧等症状而住院。此时，黄少芳感到：“‘非典’离我们的生活原来这么近”。4月21日，北方交大宣布封校，控制人员进出。此前，黄少芳的同学陆续离校回家。全班28人，只剩8个人。黄少芳的家远在福建莆田，想到路途遥远，同时，也不想在此危难时刻离学校而去，便选择了留下。此时，4000名学生住宿的交大嘉园 A、 B、 C座，只有373名学生留下。

　 4月25日，黄少芳所在学生公寓被宣布为隔离区。隔离前夜，学校众多师长前来探望，没戴口罩，“那一刻，我体会到亲人一样的关切和嘱托。”黄少芳说。

　 借来《中华上下五千年》等书籍，他开始了隔离区生活。

　 这天中午，黄少芳领来饭菜和香蕉，感到“伙食比平时好多了，以前，怎么舍得买这么多好菜”。此外，学校还送来了水果、日用品和影碟，《霸王别姬》、《英雄》等都是黄少芳喜欢看的，他知道，这些东西都是老师们自己花钱买的。

　 4月27日，黄少芳的手机储值卡只剩下3分钱，他想办法让同学、老师帮忙解决了这一问题，以保持与外界的通信联系。“生命中，有过一次与重大疫情作战的经历，我们会变得更加坚强，更加成熟。”

　 4月28日，12名同学被确诊为“非典”。

　 4月29日，黄少芳和同学们领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他明白，此刻，他们不仅受到学校的管理，还承担着法律的责任。

　 这天，他参与了隔离以来少有的义务劳动，将地砖搬到指定地点。这天，黄少芳上了电视，被许多昔日的同学看到了，他们发出短信：“有阳光的地方，就有我默默的祝福。”

　 同学林至煜留言：“被隔离的同学，希望抗击‘非典’战争胜利的时候，能看到所有的人，一个都不能少。”

　 为此，黄少芳眼里闪动着泪光：“大家都有一颗充满关怀的爱心，正是这种真情支撑着人类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灾难。”

　 第三章 为凯旋而战

　 A．小汤山，小汤山

　 列车开动的时候，王琦禁不住热泪长流。

　 王琦，解放军203医院呼吸科医生，32岁。4月25日，她接到命令，将与全军1200名医务人员一样，从各地奔赴北京小汤山。那里，经过7天7夜奋战，一个被称为奇迹的专门治疗“非典”的野战医院正在建成。

　 为了应对北京疫情的不断扩散、“非典”患者日渐增多的局面，在已有的定点医院的基础上，有关部门果断决策，用最短时间建成了中国第一所“非典”专门医院，地点设在风景秀丽的北京小汤山。经中央军委批准，全军紧急征调1200名医护人员支援北京。疫情如火，军令如山，王琦成为1200人中的一员。

　 4月26日，她在齐齐哈尔登上了去北京的火车。27日晚，在火车上，她流泪写下了一封信：

　 “亲爱的爸爸、妈妈，我可爱的女儿玮玮：

　 现在，我正在开往北京的火车上，明天天一亮，就赶到小汤山医院，奔向抗击‘非典’的战场了。此刻，我深知抗击‘非典’任务的艰巨、危险，但是，越是这样，越需要有人挺身而出、勇往直前。我是军人，又是医生，责无旁贷。爸爸、妈妈，你们总是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我照顾孩子，真的，此时，我的内心充满了对你们的感激，你们不但给了我生命，把我养大，还悉心照料我的女儿，谢谢你们。

　 我亲爱的女儿玮玮，妈妈是去做一个很光荣、很伟大的事业，等你长大了，就会明白的。女儿，我也真心盼望，妈妈能带着胜利的消息，回到你的身边，继续过这种快乐、美好的生活。”

　 王琦和爱人两地分居，听说她赶赴防治“非典”一线，4月27日凌晨，爱人匆匆赶到北京火车站，在站台上，近3个月未见面的夫妻，匆匆见了几分钟。王琦把自己留给家人的信交给他，就集合奔赴小汤山了。

　 和王琦来自同一医院的，还有3名年轻的护士，她们都刚刚领了结婚证，还没有举行婚礼。

　 5月1日23时，小汤山医院迎来第一批134名“非典”患者。有时，护士就跪在地上，甚至，不顾危险，摘下防护眼罩，为患者治疗。有的年轻护士，不吃不喝连续工作8小时。

　 这些患者没有亲人陪护，王琦经常接到患者家属的电话：“一切都交给你们了。”由于医护人员感染居高不下，王琦很沉静地说：“作为医生，我是有这个心理准备的，即使随时被感染，也不能放弃自己的职责，也要全力挽救危重患者的生命。”

　 拥有1000个床位、投资2.4亿元的小汤山“非典”医院，春风拂面，草色青青。在王琦眼里，这是一个非常的阵地，她不知道，将坚守多久，也不知道防治“非典”斗争凯旋在何时。

　 B．“一个有效率、果断的政府会给人民带来信心”

　 “一个有效率、果断的政府会给人民带来非常强的信心。”4月30日，临危受命到北京市任代市长仅仅10天的王岐山说。这位曾经的下乡知青，本是一位学者型官员，此刻，奔波在北京的大街小巷，被称为“救火队长”。

　 小汤山医院建起来了，一些三级甲等综合医院被紧急改成呼吸系统传染病医院，王岐山依然不想对防治“非典”的前景进行预测，因为，“在感染源没被切断的情况下，预测数字类似于赌博”。

　 为此，北京市频频向全国求购短缺防治物品：4月30日，需要无纺布隔离服和布质隔离服，16层棉纱质口罩和 N90、N95医用口罩，床边 X光机，医疗救治用护目镜；5月4日，需要无纺布一次性鞋套10万只，无纺布一次性帽子10万只。这是因为有更多的医务人员、工作人员投入抗击“非典”一线，造成部分防护用品的短缺。防治“非典”斗争的严峻形势可见一斑。

　 5月6日，北京市137万中小学生在放假两周后，继续放假两周，有关部门利用广播和网络指导中小学生的假期学习。

　 很多考试不得不推迟，很多会议不得不取消。“非典”还会猖狂多久？面对这样的危机，政府能否抗得住？对此，王岐山以自己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说过的一句话作答：“人不自信，谁人信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