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媒体报道，自从上海发现第一例非典病人以来，一位张先生就整日惶惶不安。外出回来，要洗一下手。洗手时间越来越长，从3分钟到5分钟、10分钟，现在有时用清水冲了30多分钟也觉得洗不干净。上海市心理咨询中心的医生称此种现象为“非典强迫症”。

　 防非典要付出各种成本，也能得到“防”的收益，于是就 具有了某种经济意义和内涵。因此，讲求一下“防”的成本与收益的比例关系，是有必要的。一个具有充分经济理性的人，防非典也应力求做到成本最小化、收益最大化。而在这场全民性的防非典斗争中，更多的人在头脑清醒的前提下，盲目地认为防非典投入的个人成本越大越好。

　 非典是一种突如其来的流行病。当人们对其发病机理、传染途径和发展趋势知之甚少乃至手足无措之时，其感染和大规模流行的综合社会风险可被视为无限大，故那时付出再大的防治成本亦不为过。而经过几个月的防治实践和医学科学工作者的努力研究，如今非典的真面目已渐渐为人所识，计算“防”之收益也就有了越来越多的科学依据。在这种背景下，无论是个人防非典还是政府组织下的集体措施，讲求一下经济理性、算计一下防非典的成本收益率，应当说是必要的。

　 针对可能被感染而尚未感染的人群而言，关键是一个“防”字。假如某个人被感染，损失自然颇大，例如肉体遭受痛苦、危及个人生命安全、危及亲密接触者和本社区许多人的健康和安全、个人及家庭为此要承担极大的精神压力、政府为救治需要很高的综合付出等等。非典被“防”住了，就等于避免了上述一系列损失和代价，反过来这也是“防”的收益。值得冷静思考的是，假如某个人处在根本不可能被感染的环境中，即使为“防”甘愿付出极高的个人成本，“防”的实际收益也微乎其微甚至为零。

　 在近几天央视播出的《实话实说》节目中，针对目前所采取的隔离措施，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和北京大学心理学博士生导师王登峰认为，“目前一些城市防范过头”，因为“上街感染非典的几率为零”。

　 假如把“上街感染非典的几率”反推成一种“防”的收益，那么有理由这么认为：许许多多的人正在为一种“零收益”而盲目地付出成本。

　 排除少数单位被隔离或其他确定的原因，相当一部分人完全可以安全地正常上班。然而据说，北京市目前仍坚持正常上班者仅占“上班族”的一半左右。由此造成的单位损失和社会损失，可谓一笔不小的、不必要付出的防非典成本。

　 人所共知，隔离是最有效的防非典措施。因此，在科学组织、高效运作的前提下，为做好隔离而付出的成本可谓物有所值。而某些与隔离几乎无关的措施，就很值得商榷。例如，并无针对性的大面积消毒、推荐群众每天服用这样那样的预防药物等等。受非典启发而进一步重视公共环境卫生、培养人们良好的卫生习惯当然十分必要，但在并非传染区的针对非典的消毒则显得有些盲目，因为消毒操作不慎反而有害。

　 诚然，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人，把“防”的潜在风险估计得大一些，采取的防护措施稍微过一点儿，均在情理之中，而且不能算违反经济理性原则，但同时也应有个度的问题。度与经济理性有着更密切的联系。例如，救治、隔离非典病人的医护人员，其本身的防护异常重要。假如穿一层防护服从理论上说就能有效防止传染，那么穿两层防护服则有更大的保险系数，因此是可取的；但如果穿四层、五层乃至更多防护服，就违反经济理性原则，甚至会导致新的问题，例如由于严重不透气、大量出汗甚至出现虚脱昏厥而大大降低了本身的抵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