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来看以下这则消息（为求简练，笔者作了删节）：

　 据新华网消息，4月16日下午，7位疑似非典病人由于没钱交押金，一直躺在内蒙古医学院附属医院急诊室的病床上，没人管。以下是记者与急诊室主任的对话。

　 记者：病人为什么得不到救治？主任情绪激动地说：我拿什么给他们输？

　 记者：按自治区 的有关部署，只要接到非典和疑似非典病人，不管有钱没钱都要先隔离治疗的吗？

　 主任又说：我拿什么给他们输？记者：是医院药房没有药，还是你们不给用药？主任：这里是医院，医院用药要办一套手续。

　 记者：上级明文规定对非典和疑似病人要先治疗再说，大政策管你的小政策，小道理应服从大道理。

　 主任：“谁说的谁来干。我们也有家人、孩子，我们也得为他们考虑……”

　 该消息后边附有一条题为《疫情如军情，岂能忘大义》的署名评论：“……内蒙古医学院附属医院因病人交不出押金而推诿拒治，居然将钱看得比人民生命安全还要重，不仅令人愤慨，更令人忧虑―――这样的行为如果得不到惩处，任其妄为，将直接影响这场抗击非典战役的成败。……卫生部已经明示：推诿拒收病人，要严肃处理，甚至要追究刑事责任。因此，我们关注、等待着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的调查处理结果。”

　 笔者也在关注处理结果，不过关注的角度略有不同。本文意在就非典危机处理，从政府经济学的角度做一些政策建议的分析。

　 经济学有一个基本假设：作为社会主体的个人是理性经济的，即他们的根本特征就是具有趋利避害的本能。作为经济学的分支，政府经济学当然不能忽略这个假设，而且也不能因为事件紧急、情况特殊就可以人为地改变这一假设。具体到上述事件，不妨让我们设身处地地想一想那位主任反复念叨的一句话：“我拿什么给他们输？”作为逐步淡出国家财政拨款体系的事业单位，医院似乎没有为病人免费治疗的义务。因此，按照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我们充其量只能对这种行为做道义上的批评，而不能进行法律惩处。可是，难道就任凭疫情的泛滥吗？当然不是。那么，“到底拿什么给他们输”，换句话说，上述7名疑似病人的诊治费用该由谁出？这就引出了下一个问题。

　 钱当然要由政府来出，因为这涉及公共卫生安全能否得到保障，无疑是政府部门不可推卸的责任。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在4月20日记者招待会上也明确了这一点，他甚至以多年财政部副部长的身份介绍了我国的大好经济形势，借以说明我国有充足的财力来应对非典危机。同时他还承诺：“为了控制疫情，花多少钱我们都在所不惜……但具体说需要多少预算，现在还很难编制出来，因此只能说是 X元。”这番话一方面从财政保障上表明了政府的态度，但另一方面也留下某些隐患，前述事件即是隐患之一。道理很简单：钱是由政府出，但是不是所有的钱都由政府出？还有，政府究竟该出多少钱（如果长期预算不好做，至少应该明确先期投入数额，否则就可能是一个无底洞）？另外，这些钱该怎么用？在会计准则上，是采取现收现付制（现金制），还是应收应付制（应计制）？如果这些问题没有回答清楚，还会出现一些可以预料的麻烦。具体到上面那家内蒙古医院，如果地方政府明确了财政补贴的会计准则，医院自然有章可循，那位急诊室主任也就可以凭具体的预算方案和会计准则来收治病人了。

　 另外，还应有一个合乎程序的拨款机制。截至4月28日，北京市地方财政已累计拨款4亿元，用于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疫情应急机制的完善。但是，这些钱来源于何处，怎么来的？人们看不到一个明确的答案。不错，防治非典紧迫度丝毫不亚于一场战争，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就忽略应有的程序。对于非常事件的财政保障，各国较为通行的做法是：“行政机关提交临时预算，立法机关通过紧急拨款”。可以说，正是通过这种规则化的程序，人们对于紧急事务的处理才会更加条理清晰。试想，如果我们也有这样一种拨款机制的话，政府就不得不事先做出一份详细的预算，就会想到哪些地方需要钱、这些钱该如何运用等具体细节。如果这些细节事先就想到了，又怎会出现本文开始的那番对话呢？

　 值得安慰的是，就在本文写作期间，湖北省政府4月25日宣布：治疗非典病人（包括疑似病人）一律免费，治疗费用由各级政府统筹解决，并且规定了由收治医院先挂账的会计准则；发现患者，各定点医院“一律无条件收治，不得以任何理由拒收”。北京市政府、山西省政府也都出台了一些相应的财政措施。北京市财政局称，只要是北京市政府批准的防治非典项目，财政局将保证在一天之内将拨款单送交央行国库；山西省财政厅和省卫生厅的联合通知对医疗费用的规定则更为详细。这些均表明，一些政府部门已经认识到，要打赢这场仗，将政府经济学的理论考量运用于实战中是不可或缺的。

　 然而，仅止于此还远远不够，中央政府更需要宏观上做通盘的考虑和安排。从政府经济学的角度看，当前较为迫切的问题包括：如何从中央到地方统筹安排治疗非典的财政政策；如何从财政上保证民工、农民等特殊患者得到救治；物价部门如何应对参差各异的收费标准和药价；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如何尽量减小非典对GDP增长的负面影响，等等。不论这些问题多么棘手、复杂，如果政府部门在出台相关政策的时候，能够将“理性经济人、具体预算案、程序化拨款”这些要素综合考虑进去，就可以使政策更加切实可行，也更有可能取得效果。（作者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公共政策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