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交通管理局规定的“29种交通事故必须私了”实施已近1个月了，尽管其间各保险公司纷纷表示“会积极配合这项措施的实施”，但由于缺乏前期的配套措施，再加上非相关业务以及风险性的突然加大，不少保险公司开始在私下里暗暗叫苦。而对于车主，虽然都不愿意遇到交通事故，但对私了同样有着自己的担心。
司机：私了不了咋办
“我对私了心里一点儿底都没有。”北方出租车公司一位姓孙的司机说，“如果事故双方开始时商量得很好，但把车移开后对方不承认了该怎么办？”他认为，只有在交警的见证下私了，才能更好地保护受害方的利益。“即使事故双方同意私了，但操作起来也可能会有难度。”一位私车车主说，“在北京近300万名驾照持有者中，有几个能把交通法规记得清清楚楚？事故发生后，无法分清29种责任的肯定也不在少数，到时候还得找交警。”“况且在事故处理上，我们对相关的法律常识也不熟悉。”这位车主说，出了事故该怎么赔？赔多少？这些不是光凭私下协商能解决得了。因此，有的当事方漫天要价，索赔款与实际应得相差甚远。“私了不了时该怎么办？”孙师傅说，现在还缺少一个私了的尺度，事故双方很难在短时间内协商好。如果当事人发现赔偿不足，再找公安机关报案，但现场已经被破坏，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受害方的利益如何得到保障？
保险公司：担心增加诈保
令保险公司最头疼的，是私了可能带来的社会道德风险的不断提升，保险公司将不得不面临由此可能产生的诈保风险。
平安保险公司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说，如果事故双方通过私下协商解决问题，有可能最终受损的是保险公司。这位人士举例说，一辆没上保险的车如果撞了一辆已上保险的车，双方为了减少各自的损失，可能会达成协议，即前者用现金赔付后者后，同时提出让后者的保险公司为前者理赔，如果这样，受损的只能是保险公司。“而在交警介入的情况下，事故双方责任明确，谁对谁错可在交警的监督下当即裁定。”这位人士说，保险公司要承担的风险会小得多。
对于保险界的这种担心，北京市交通管理局事故处的肖伟明表示，为防止骗保现象的产生，交管部门将同各保险公司搭建一个信息平台，以反馈各自的信息给对方，使双方对事故的处理情况均有备案。
成本也是各保险公司担心的问题。采访中，一位专门从事车险的保险业务员说：“谁都知道私了可以降低警方的成本，但是谁来降低私了的成本呢？”
这位业务员认为，以前事故责任由交警界定，各种成本由警方承担，现在交警撤出后，一些工作将不得不由保险公司来做，保险公司的成本由此可能会增加很多。
这位业务员解释说，以前发生事故后，要求双方当事人必须同时驾车到保险公司，才能为其办理理赔手续，但有时事故一方是公交车，或者是根本就不许上三环的大货车，当事人无法将双方的车辆开到保险公司。私了制实施后，由于没有交警在现场认定责任，只能由保险公司派定损员到现场。“遇到这种情况，责任明确的还好办。若是责任不明确，或者双方都有责任而需要交警处理时，定损员这趟就等于白跑了。”这位业务员说，5月份以来，他们每天都能接到好几百起要求私了的电话，定损员都快跑不过来了，公司目前面临的压力很大。
交管局：去年多数事故私了
北京市交通管理局事故处肖伟明说，此次提出的私了，是北京市交管部门会同北京市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保监会以及多家保险公司经过一年多的研究后出台的法规，具有法律效力。“如果一方出现反悔，另一方可直接拿协议书到法院起诉”。“况且，私了也不是没有原则的。”肖伟明说，私了除要符合规定中的29种交通事故外，还要符合4个条件，即必须是发生在本市道路上、在机动车之间、只造成车辆损坏且能行驶且双方对事实无争议。“实际上，此规定出台前，当事人对自行处理交通事故就已经有相当大的需求。”肖伟明说，去年北京交管部门共处理交通事故23万余起，而据保险公司统计，北京市发生的交通事故总量是交管部门处理事故数量的3至4倍。这表明，很多交通事故的当事人并未通过交管部门，而是直接向保险公司寻求理赔。
肖伟明还提醒司机，车主一旦遇到符合规定的交通事故需要私了时，务必要记住对方的车号，有条件的还可以拍照取证，以防任何一方反悔时，为诉讼提交证据。
专家：只适合法律知识普及地区
发达国家解决交通事故并非通过交通大队。据北京大学法理学专家张云秀教授介绍，国外交通法规定，轻微交通事故可在彼此协商后解决，大的交通事故则通过专门的交通法庭裁断。
而在我国，交警一直被视为交通事故的法官。事故不论大小，只有交警出面处理才能得到解决。“交警的这种角色定位使人们逐渐形成一种意识，即处理交通事故只是交警的事，而这一观念又使我国公民处理自身利益冲突的能力被逐步退化。”她说。
张云秀认为，行车中的小磕小碰本来就属于公民的私权，应当把轻微的交通事故还原为民事纠纷。张教授说，事无巨细全都由行政管理部门处理并不现实。
而对于保险公司提出的成本问题，张教授认为，私了对于警方而言的确减少了不小的成本，比这一意义更大的是，它培养了公民的私权意识。但她也提醒，这种做法只适合在法律知识普及较好的地区实施，否则反而有可能会增加各方的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