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正史、野史和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曾签订过《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30多个不平等条约的李鸿章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卖国贼”，而眼下中央电视台热播的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中，李鸿章却成了一个雄才大略、励精图治、忧国忧民、忍辱负重的“爱国者”。这下惹恼了无数热血观众。互联网上，愤愤不平、义 正辞严的留言铺天盖地。报纸上，也有不少批评性的文字。一位观众“慷慨激昂”地对记者说：“电视剧中塑造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是必须的，但如果把已被中国历史认定的大卖国贼，变成一个人性化的‘正面人物’，那么许许多多忠良正义之士、为新中国舍身取义的革命先烈，我们的电视剧又该如何跟他进行区别呢？”（5月8日《扬子晚报》）

　 李鸿章究竟是“卖国贼”还是“爱国者”，绝不是像我这样对历史知之不多的人所能断言的。所以，我不敢说上述这位观众一口咬定李鸿章为“大卖国贼”是错误的。但对语中的“已被中国历史认定”这几个字，却无论如何不敢苟同，尽管我深知强烈抗议《走向共和》“美化李鸿章”的观众大都认同这一点。

　 中国历史什么时候“认定”李鸿章是“卖国贼”？没听说过。我只知道，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典籍汗牛充栋，关于李鸿章的记载和评述也众说纷纭。但在那些莫衷一是的各种记载中，不管是在李身前死后，清朝官方都没有说他是“卖国贼”，而且还给他封了个“文忠”的谥号―――要说“卖国”，卖的也是“大清国”，清统治者应该最有切肤之痛、最有发言权；而即使是在维新变法时期为时势需要而极力丑化过李鸿章的梁启超，在李死后不久而著的《李鸿章传》中，也把李与中外十几名良相相提并论。梁承认：“以数次和议为李鸿章罪……亦旁观笑骂派之徒快其舌而已。”在百年之后出版的历史著作《晚清七十年》中，胡适的高足、著名史学家唐德刚先生也说：“没有这个李宰相，八国联军期间，大清帝国没那个好下场！”实际上，在中国当今历史学术界，为李鸿章翻案，也早已是老生常谈。换句话说，李鸿章死后百余年，对他的“美化”和“丑化”一直并存，何曾有过“定论”呢！

　 不独对李鸿章如此，很多历史人物也是如此。秦始皇已死两千多年，但直到今天，人们还在争论他究竟是“暴君”还是“英雄”。世人对历史人物仍然处于“再认识”之中，不可能有一个“万世不易”的评价。立场不同、角度有异，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世易时移、阅历渐广，也可能改变以前的看法。而对历史人物或事件的评价，关键取决于对其人其事了解的多少。随着时间推移和了解增多，以前的评价往往需要修正。而有时候，为了某种特殊的需要，故意扭曲历史、重新评价的事情，在历史上更是屡见不鲜。“历史有时像个小姑娘，可以随意打扮。”就是说给“历史工具论”者的。历史教科书常常被认为是最权威的“历史”，我相信，在视李鸿章为“卖国贼”的人中，大多数也都是受教科书的影响。但是试看二十多年来的历史“统编教材”，关于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评价，不也是在不断地修改吗？事情总是处于发展变化之中，而上述影响历史评价的种种因素也会无穷无尽。所以，历史是永远也不会有“定论”的―――这才符合唯物主义历史观。

　 中国有句古话：“是非功过，任由后人评说。”武则天死后留下一块“无字碑”，就是这个意思。她的做法是明智的。的确，任何人的功与过，都不是仅凭“金口玉言”就能定夺的，都要接受后人的评头论足。任何一代“后人”如果下了“定论”，就等于剥夺了更多“后人”评说的权利。实际上，这也是做不到的。哪怕是刻在碑上、形成了“决议”，甚至写进了宪法的“定论”，后人也有可能“颠覆”它―――就像《走向共和》“颠覆”李鸿章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