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事实已经证明，当4月20日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后，疫情逐步受到了遏制，失控的局面开始发生了转折。

　 在这之前，不少人都是在不知情、没设防的状态下一个一个倒下的。其中包括一些救死扶伤的医务工作者。

　 一位医务干部说，他经历的一个老同学从病到死的整个过程不堪回首。当他看了中央决定免去两个高官的电视，竟激动地流了泪：“可把他们撤了，要不还不知得死多少人！”另一位医生说：“政府纠错了，我们该上了！”

　 作为新闻记者，面对SARS这场灾难，我们本该介入得更早，本该让更多的世人警醒，但是我们没有做到。尽管能够找到许多原因为自己的怯懦开脱，但在不该逝去的生命面前，一切都显得那么虚伪、无力。

　 这篇备忘录里记录的不仅是两个家庭的命运。

　 从一线采访回来，总也抹不去那些悲伤和痛苦。我们想说：

　 只有活着的人痛定思痛，那些死者的灵魂才能安息。

　 只有记住所有死去的人，抗击SARS的胜利才有意义。

　 本报记者贺延光讲述――姚宝全一家的非典遭遇

　 在抗击SARS的日子里，人们已经熟知医务人员全力救治患者的情景，但恐怕很少有人知道，当一个危重病人终因抢救无效不幸死亡时，房间里的空气突然凝固了，精疲力尽的医生，久久地站在遗体旁，他们虽然与亡者素不相识，却为一个生命的逝去痛苦不堪―――这是我们在北京地坛医院采访时亲历的场景。

　 一个星期后，我终于找到了当天在场的医生郭利民，他是ICU病区的主任，在我拍的一张照片中，他处于画面中心，是一个背影。

　 “您那天掉眼泪了吗？”我问，当时人们都戴着防护镜，我看不清他的眼睛。

　 “怎么能不落泪。你还不知道，刘子军，就是那个麻醉师，跑到走廊，都忍不住哭出声来了！”

　 刘子军告诉我们，有一次抢救一位妇女，和她一同住院的12岁的儿子跪在我面前哀求：“叔叔，你一定要救活我妈妈呀！”最终，人还是没救过来。从此，不知怎的，每当我做手术时，耳边总响起了那个男孩儿的哀求声。

　 这段时间，北京地坛医院的医务人员没有不掉泪的。很多人都跟我们说过，病人太痛苦、太无助、太让人同情了！你们知道吗，他们一旦进了SARS病房，如活不过来，至死也见不到一位亲人啊！

　 SARS，对中国是一场严峻考验。

　 SARS，对一些不幸家庭，更是一场灭顶之灾。

　 2003年5月14日，我在地坛医院外面，又一次见到上面讲的那个12岁的男孩，他胖乎乎的，站在警戒线里，此时身上没有了病号服，只是戴了个大口罩。

　 我问：“怎么，出院啦？”他点了一下头。

　 “谁接你？”我又问，同时心里紧了一下，我知道他妈妈已死了多日，医院没敢告诉他，只说你妈转院了。“你不认识我啦？那天在病房里，你趴在床上玩游戏机，我给你照相，你还说，可别把我当标本啊！”

　 孩子笑了：“想起来了，是我爸爸来接我。”

　 我过去和正在办手续的他爸爸聊了起来。

　 他叫姚宝全，39岁，戴着大口罩，双眼黯然无神，穿的衣服像是多少天没洗了。他知道了我认识他儿子，赶忙把我拉到一边，悄声说：“你可别跟孩子透露他妈的事啊。”

　 电视台的记者也过来了，并将镜头对准了他问：“这么长时间，孩子一个人在医院，你能放心吗？”老姚说：“国家下了这么大力量，我能不放心？再说，同病房的一位张大哥和一位马大哥对我这儿子可照顾了。以后他们出院了，我一定去见见两位大哥，要好好谢谢他们！”

　 这时，旁边推着自行车的一位妇女突然问正在换衣服的孩子：“你是姚隶吧？”又说：“我是给你病房的张大爷送饭来了，我是他爱人。”老姚听见了，急忙走过去，手中的塑料袋也没放下就赶紧双手作揖，冲她一个劲儿地说感激话。

　 老姚带着孩子走了。望着一个父亲手牵着儿子的背影，我鼻子里酸酸的，不知为什么又追上去，把老姚拉到旁边低声说：“姚师傅，你得坚强些啊，家里其他人还好吧？”

　 姚宝全叹了口气：“我们家11口子，8个住了院。”“啊？！”我好像有了预感：“除了你爱人，其他人……”老姚说：“孩子他妈走了，我爸我妈也走了，地坛还住着我俩哥和一个嫂子，胸科医院还住着一个嫂子。这段时间，我光跑医院都跑不过来。”老姚眼睛红红的，没有眼泪。

　 我呆呆地愣在那儿，说不出话。

　 灾难本不该降临到这个普通家庭。

　 4月5日凌晨，73岁的母亲上厕所摔了一跤，家人很快将老太太送到就近的人民医院，躺在急诊科通道的病床上输液，由姚宝全的两个哥哥、两个嫂子和自己媳妇轮流照顾着。顶在班上的老姚已听说了“非典”的事，赶紧告诉家人：“别在医院呆了，弄些药回家打都行。”

　 12日，躺在家的母亲开始发烧，一家人又慌忙把老人送到人民医院。姚宝全赶到时，母亲和两个哥哥都戴上了口罩。二哥摆着手让宝全回去：“这儿已经有非典了，你什么都没戴！”母亲病成这样，我怎么能走呢？宝全赶紧叫媳妇出去买来口罩，一人戴两个，把二哥替换下来，又叫自己媳妇呆到外面去。

　 此时的人民医院已是人满为患。急诊科的观察室早已住满了人，通道两边的病床上、椅子上一个挨一个，躺着的、坐着的，还有蹲着的，全是病人和家属。“不算来的，也不算走的，呆在走廊的至少有百十人，乱糟糟的，没法形容。”老姚回忆起来面有惧色，“谁体质弱，谁准能染上病。”

　 母亲输了一天液，大夫让回家，说：“能走的尽量走吧。”

　 这时，宝全媳妇匆匆过来，神色慌张地对丈夫说：“我听那边的大夫对一个人说，你家属得的就是这个病（非典）！她那孩子十七八岁，也发烧咳嗽，咱们赶紧走吧。”

　 回到家的老太太高烧依然不退，连喝水都往外吐。想起都发怵的哥哥嫂子说：“别上‘人民’了，咱去‘平安’吧。”平安医院是个区级医院，离家也不远。

　 14日，老母亲在“平安”输了液，还是不见好。大夫建议：“最好上大医院。”当天，住在爷爷奶奶家的老姚的儿子开始发烧，体温38摄氏度。

　 15日，万般无奈的家人又将老人第三次送到人民医院。

　 继续输液，又照了胸透。二哥急得找着了医生问是不是非典，医生说：“是。”大哥、二哥、大嫂、二嫂一听都哭了：“咱几个谁也跑不了了！”

　 昼夜在单位顶班的姚宝全因此躲过了一劫。

　 当日，70岁的老父亲也开始发烧，家人再不敢去“人民”了，将他送进北大医院留观室的隔离病房，这儿的人也是满满的。

　 16日晚上，仍在单位上班的姚宝全接到大哥电话：“母亲正在人民医院抢救，这儿由我们盯着。你赶紧回来，直接去北大医院，你媳妇、儿子也要住院，人家怀疑他俩也是。”姚宝全一下懵了。愣了一回儿神，走时又想起找领导请假。他跟副厂长说，咱俩距离远点，我要是，别再给你们传上。领导说，快回家吧，你每天要跟我通一次电话。

　 路很远，这个工人咬咬牙，花了50元钱打的，急火火地赶到北大医院，终于在感染三病房找到了媳妇和儿子。老姚一看，娘俩一人拿着一张胸片，媳妇的脸色都不对了，她已意识到什么了吧。

　 “这是我最后一次这么近的距离和媳妇见面。”事隔一个半月，姚宝全想起当时的情景，声音哽咽，低下了头。

　 我们沉默着。过了一会儿，我问：“以后再也没见过你爱人？”

　 “见过一次，但距离太远。”老姚说。

　 从那天起，姚宝全天天要到北大医院，但病人已被隔离。老姚站在铁栅栏外，离病区有五六十米，翘首望去，望眼欲穿。有时站累了，就在马路牙子上坐一阵儿。

　 老姚说，栅栏外，有个穿白大褂拿电喇叭的老大姐挺好的，他要找媳妇儿子，都是她帮着用喇叭喊。喊出护士，护士再进去叫人，有时叫不出人来，可能他俩正在治疗。那次看见儿子出来了，一手还举着输液瓶子，我就喊：你一定要多吃饭，多吃菜，需要什么，就赶紧说！儿子朝我说什么，我根本听不着，只瞧见他冲我招手。

　 那天晚上，媳妇出来了，也举着个吊瓶。她让人传过话来，要我明天早上赶快到医院交钱，还在发烧，没钱就不能用药了。老姚跑到岳母家凑了7000元，又赶回医院门口等，坐在地上就睡着了。

　 17日早8时，守着母亲的大哥给姚宝全来电话，说父亲和大嫂也在这家医院急诊室，快去看看吧。老姚这才知道这儿还有自己家的两个人，当找到他们时，俩人都输着液。“我已觉得我们这一家人都是非典，因为病情太相似了。”姚宝全腹中空空，哪有时间吃东西，两头来回跑无数次。

　 下午4时多，大哥又来了电话，说妈去世了。“我接完电话，心里堵得什么都说不出来，还不敢哭，得瞒着父亲、嫂子，怕他们看出来。”姚宝全说，“后来，我实在忍不住了，急忙走到外面，可往窗户里一看，老爷子那输液管又掉出来了，又赶紧冲回去。”过会儿，老姚又跑到媳妇儿子那儿，人没见着，但里边传来话，要点酸奶、饼干什么的，说孩子想吃。“那阵儿，急得我连哭的时间都没有！”

　 17日晚上7时多，听大夫说要把这拨人转走，大哥也从人民医院赶过来了。姚宝全又买了一堆口罩刚走到门口，就看见120救护车到了。哥儿俩匆匆把这两天才买的手机号码写在纸上，给了父亲、大嫂各一份。车上下来的医生护士穿得比医院的人还严实，手套、鞋套，加上眼镜，全身一点没露。“一看我就害怕了。赶忙问开车的，人往哪儿拉？人家说是胸科医院，在温泉。我又问，那儿有公交车吗？人家说不清楚。”

　 病人有30多个，一车坐4个人，大嫂和父亲不在一辆车上。本来父亲的身体相当好，想不到，这是姚宝全和大哥与父亲见的最后一面。

　 救护车走了。大哥对宝全说，那边8点多来车拉走母亲往昌平火化，二哥二嫂跟着，你回去喘喘气吧。回到家的老姚也不敢闲着，墩地、消毒衣物碗筷，把所有的被褥都晾到阳台上。

　 18日，二嫂、大哥开始发烧了，人到北大医院还是输液。姚宝全一听又怕了，说你们最好别在屋里，出来输。大哥也跟大夫讲：“你让我们上楼顶上输我都没意见。”但大夫说，输液只能在这儿。那天，一间屋里9张床，人满满的，已有护士穿上了隔离服。

　 19日，二哥也发烧了。姚宝全把存折的钱取出全交了，手里只剩下1000多元。

　 20日至24日，两个哥哥和二嫂及宝全媳妇、儿子分别转到地坛医院。老姚想法把手机转交给了孩子，这是和亲人们沟通的惟一方式。

　 26日凌晨4时，地坛医院给老姚来了电话：“你爱人相当不好，有可能就这一两天……”老姚一听，喘不过气来：“求您，用最好的药，把他们救过来……我把房子，卖了都行！”医生说：“这儿什么药都有，我们一定会尽力的。不过，您还是要有思想准备。”

　 当日上午11时多，大哥又给宝全来了电话：“你快去‘胸科’，那儿给老爷子下了病危通知，人已不说话了，药也不吃，针也不让打。”同住“胸科”的大嫂后来告诉宝全，父亲心情特别低落，总觉得是老伴连累了一家人，自己不想回来了。姚宝全回忆起老爷子临上救护车时仅说的一句话：“都怨你妈上医院，把你媳妇和孩子染上了。”唉，怎么这么想呢，人病了不上医院上哪儿？！老爷子实在是压力太大了。

　 此时的姚宝全有点急疯了，他买了20个口罩和日常生活用品，要去陪父亲，自己也准备不回来了，还赶紧给大姨子打电话，把孩子托付给她。之后，便打的往胸科医院赶。

　 半路上，刚买的手机就响了，还是大哥来的：“你别去了，父亲已经走了！”

　 当日，地坛医院也给重症的媳妇下了病危通知。

　 27日，姚宝全跟儿子接通了电话，本和妈妈同住一屋的儿子已被医院分到了另一间病房。老姚对12岁的孩子说：“你要去求求医生叔叔阿姨救救你妈妈。你还要和妈妈多说话，一定要她挺过来！你吸完氧就去看她，但别让她讲话，她气管已经切开了。”

　 晚上10时多，儿子又对老姚说：“我刚给妈妈喂完水回来，半缸子，她喝了一个多钟头。我累了，想去睡觉。”此时，孩子的体温38.9摄氏度。

　 28日早不到7时，儿子给姚宝全又来了电话：“爸爸，我妈那屋怎么没人啦？”老姚一听，泪如雨下，但他强忍着，对孩子说：“你妈转到无菌病房去了……你还烧吗？你就呆在房子里吸氧，哪儿也别去……”

　 后来，老姚才知道，儿子从那天起，一接受完治疗，就常在病区四处跑，他是想找到那间无菌病房……

　 姚的父母都是退休工人，媳妇曾开过两年出租，后赋闲在家，大哥二哥在基层工作，大嫂提前退了，二嫂下岗了。姚家是最普通的家庭，现在，这个家庭破碎了。

　 在噩梦般的4月，姚宝全也得到过难以忘怀的温情，它来自工作单位、福绥境街道办事处及孩子的学校，他也在抢救家人的过程中感受到了国家的力量。但老姚也有弄不明白的事：我妈去医院时，广东的非典已经闹开了，老百姓不知道，他们（卫生部门）还能不清楚？！老姚说，中央免掉卫生部长、北京市长的消息，我不知道，当时跑医院，都急晕了。这事儿是后来岳父岳母告诉我的，说他们有错，要负直接责任！

　 本报记者王尧讲述――一个卫生局干部的非典遭遇

　 这是一个在2003年春天不复存在的家庭。

　 父，高悟，51岁，北京市卫生局下属某单位一把手，处级干部。4月30日因SARS去世；

　 母，张洁，49岁，北京某出版社，编辑。4月20日去世，此前已确诊患SARS；

　 子，高佳亮，17岁，北京某附中高二学生。4月18日因SARS住进地坛医院，5月24日出院。

　 17岁的高佳亮愿意说出自己的名字，讲述了自己家庭在非典时期的遭遇。

　 高悟的大学同学们一直为这父子俩住院奔波，他们中的一员张万里就这些回忆做了补充。高悟是北京某医学院校1978年入校的学生，当年的同学现在大多是北京医疗界的中层骨干。

　 高佳亮：4月上旬，我和妈妈开始发烧。那段时间，母亲因为身体不好，去过几次人民医院。平时，我和母亲住在一起。父母分开有一段时间了，我在他们两人之间走动。我和妈妈发烧后，家里请的小保姆也开始发烧。

　 爸爸懂医，担心我们是SARS。没想到，我们家的悲惨经历开始了。

　 4月14日，周一

　 张万里：这天高悟上午上班，下午出差去郊县。51岁的他，是个踌躇满志的人，负责单位里的一个药厂的新项目。

　 晚上他知道儿子发烧后，马上赶到，叫了120,拉上母子俩就近去了人民医院。当时，谁知道人民医院成了那个样子？

　 孩子妈妈拍胸片后，肺里有事；儿子高佳亮发高烧，但是片子显示肺里没有问题。

　 高佳亮：当时我们在急诊科，发烧病人特别多。妈妈留在观察室输液，她的体温降了，一直在睡觉。我印象里，这个观察室有几十个病人，还有陪护的家属。

　 医生给我开了点药，让回家休息。我们主动留在了观察室。

　 4月15日，周二

　 高佳亮：第二天早上，我和爸爸坐出租车回家，我发烧，实在走不动了。烧得都不想接同学的电话。因为接电话，要坐起来。

　 张万里：高悟打电话给单位，说他有些不舒服，发烧。一天都在家里。

　 高佳亮：离开医院前，我让妈妈一起回。妈妈说，她胸闷，不能回去。安顿好妈妈后，我们才走。

　 没想到这是和妈妈的最后一面，就这么残酷。

　 4月16日，周三

　 张万里：高佳亮妈妈确定是得了SARS，疾控中心去家里消毒。我们认为，他们父子在家里不是办法，去医院能得到治疗，是最好的办法。

　 高佳亮：又打电话叫来120,把我们送到了人民医院。

　 没有见到妈妈，医生说她去住院部了。具体在哪？他们没有告诉我。从我妈进住院部，一直到她去世，她的任何情况，我都不知道。

　 我的胸片有问题了，但是还是打点滴，继续留观。医院的环境实在不好，床已经满了，我们发着高烧，只能坐在一个小板凳上。身高一米八多的爸爸，也只能蜷缩在一个小板凳上，打点滴。

　 我受不了，只能回家，从小区到家门口平时3分钟的路，我走了20分钟。家里床上湿漉漉的，都是我去医院前出的汗，我只能再躺上去。

　 张万里：让一个高烧病人，坐在一个楼道里的小板凳上，打点滴，体力消耗该有多大。我们打手机问他，今天你在医院吃饭了吗？他说：“哪有吃的呀？谁管我们呀？”

　 我们一直在想办法，让他赶紧住院。如果人民医院再接收不了，就往我们市卫生局下边的医院转。

　 4月17日，周四

　 高佳亮：早晨，我爸也回来了，倒头昏睡。

　 张万里：我们打手机给高悟，他说：“我已经耗得筋疲力尽了，熬不下去了，只好回家了。”“医院怎么能让你回来？”“没人管，随便进，随便出。我总不能在小板凳上等死吧。”

　 高悟是一个学医的人，知道SARS的传染性，可是为了求生又得不到治疗，只能这样进医院，再出来。

　 下午，我们一个同学去给他们送药。

　 送药的同学：我们懂医，见了他，保持了一定距离。他在前边走着，我在后边跟着。我的心里很疼：“他太无助了。那个时候，得了SARS的人太无助了！”

　 高佳亮：那时候，我以为得了 S ARS，只能躺着等死。姑姑说，你们发烧第五天了，都烧成这样了，床位怎么还没有落实？北京的医院怎么了？

　 张万里：我们动用所有的关系，要给高悟父子找到一个住院的床位。卫生系统里能管事的人都找了，甚至市卫生局的一把手都找到了。上边答复了：“高悟是咱们卫生局的人，大家都在着急呀，让他再坚持坚持。如果有一个床位，就是高悟的。”

　 很多渠道反馈的消息，这个时候，北京市真的没有给 S ARS病人的空床位。

　 高烧中，他们又耗了一晚。

　 4月18日，周五

　 张万里：在早上的电话里，高悟说，他浑身没劲儿，连一个咸菜瓶的盖都打不开了。下午的电话里，高悟在咳嗽。听见他的儿子在电话里叫喊，我要烧死了，爸爸送我去医院。我们问他，要不再去人民医院？他说，我们对那里已经恐惧了，死也不去那儿啦。

　 他们爷俩绝望了。高悟说，我们觉得不行了，我们在等死了。

　 张万里：我们的心都碎了。忘了自己的身份，四处哭着打电话求人：“救救他吧，救救咱们卫生局的中层干部吧。”

　 电话一直打到半夜。回来了一些答复：“你们做做工作，让他们去人民医院吧。争取让他们收下来。”“我们的病人都在院子里输液呢。”“我们都无能为力了。”

　 忽然来了消息，有了一张地坛医院的床位。可是父子俩呀？高悟说：“让儿子先进去吧！”

　 高佳亮：我爸把活的机会给了我。

　 张万里：来接儿子的救护车看到父亲病成这样，把父亲又就近送进人民医院。可是在医院门口，医院收不了，又是一番周折，托人，打电话。一个SARS病人，三进三出，就这样反复加重感染。

　 张万里：这一晚，高悟很惨。我们在手机里随时指导他，眼泪一直止不住。他站都站不住，自己扶着墙，排队去查血。胸片也出来了。

　 他在手机里说：“我这是SARS，无疑了。”“大夫怎么说？”“愿治疗就输液，不愿治疗就回家吧。”“你千万别回家。”“浑身冷，没有地方坐。”

　 高悟姐姐：我们给这家医院打了无数个电话，我们说，请你们帮忙给这个病人找个避风的地方，帮他找个凳子。医院的答复是―――人太多了，没办法。

　 张万里：电话里，他说，又找到了一个小凳子，坐下来了，可以输液了。

　 我们安慰他：“北京市再有一张床，就是你的。”

　 4月19日，周六

　 高悟姐姐：家人一夜没睡。早上的电话里，他说，昨晚上厕所，摔了跟头，脑袋上摔了个包，半天爬不起来。不知道他去世的时候，这包长好了没有？

　 张万里：电话里，他说，有躺的地方了。有个人出去了，我可以在他的床上躺一会儿了。听到这些，我们同学又开始求，开始找床位。

　 终于来消息了，地坛医院临时腾出了一张床：“赶紧把高悟送进来！”“来接我的救护车，怎么还不来呀？”高悟在等待中着急地打了很多电话。他要和儿子在一起。

　 这晚11时多，高悟在发烧第六天后，住进了地坛医院。

　 我们这些同学彻夜未眠。我们还算卫生系统有点地位的人，为一张床怎么这么无能？我们明白局面失控了；我们担忧，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得了 SARS会怎样？

　 我们的一个在高校任职的同学下了决心，一定要走后门买几套隔离服。他说：“咱们经历过这些事的人知道，一个得了 SARS的病人是多么无助。万一我的学生得了，我要穿着隔离服，跟他们进去，直到他们住进了病房。要不，他们没吃没喝没人管呀。”

　 4月20日，周日

　 张万里：早上他的第一句话是，我不行了。他说，你讲的大道理，我都懂。

　 高悟姐姐：下午，高佳亮的爸爸在病床上，接到了人民医院的电话，高佳亮的妈妈去世了。孩子妈妈住院时，医院留的是他爸的手机号。

　 我觉得，他的精神已经快崩溃了。

　 高佳亮：爸爸什么时候住进了我的病房，我都不知道，我在昏睡中。后来，爸爸在电话里安排妈妈的后事。我才知道，妈妈死了。

　 妈妈死了？我不相信。爸爸告诉我，妈妈是心脏病猝死。这怎么可能，妈妈没有心脏病呀。她不是已经确诊 SARS了吗？

　 当时，我想我只有和爸爸相依为命了。

　 张万里：知道孩子妈妈去世的消息后，我们打电话安慰高悟，但是不能说破，总是绕着说，告诉他不要七想八想，好好养病。

　 谁知道，这是我们最后一次通话。

　 4月20日之前，我们很多医疗界的人都是痛苦的“两面人”。

　 这边，明明知道高悟有病住不进院，那边还要传达“北京得到控制”的文件。那种要求歌舞升平的形式主义，真是害死人。

　 4月21日，周一

　 张万里：高悟的手机关了。医院说，他用了无创呼吸机，情绪一直很不好。我们又给他送进一个手机。听说他打出一个电话，安排自己住院前开的那辆车。

　 我们再也没有打通他的电话。

　 4月27日

　 高佳亮：本来我和父亲在一个病房，直到这天，护士帮我换了个病房。

　 护士说，爸爸要进行插管手术。

　 4月29日

　 高佳亮：我扶着医院的栏杆，晃晃悠悠，去爸爸的病房。我站在门口，没有力气走进去。我远远看着爸爸。

　 后来几次，护士不让我过去，说爸爸转到其他医院了。我怀疑，最近我们病区没有救护车进来呀？我让自己尽量往好的方向想。

　 没想到，这是最后一次见到活着的爸爸。

　 4月30日

　 记者：我们的摄影记者贺延光目睹了高悟最后的抢救场面，拍下了那张“医生站在死者病床前久久不愿离去”的照片。

　 高悟，走了。

　 当护士把高佳亮爸爸的遗体推过高佳亮的病房时，这个17岁的孩子并不知道爸爸去世的消息，突然，他在病床上跃身坐起。一个护士马上用身体挡住了这个孩子的目光。

　 高佳亮：我想知道那个被裹在白布里的人，是谁？

　 5月23日

　 高佳亮：这是我出院的前一天，心理医生告诉我，爸爸去世了。其实，我已经有预感了。

　 我17岁了，要学会坚强，我的眼泪没有掉下来。

　 其实那些天来，我一直渴望找到爸爸，我快康复了，我要献血浆救他的命。

　 在病房里，我一直在锻炼身体，本来我打算养好身体，伺候爸爸……

　 6月9日

　 高佳亮的家里。两个姑姑陪着他。

　 高佳亮：我现在想的最多的，是以后自己的路怎么走。爸爸妈妈生前对我期望很大。

　 记者：有什么担心的吗？

　 高佳亮：走向社会后，人们的歧视，另眼看待，或者过分的同情。我只想做个平常的学生。钱，我考虑过了，要节俭。

　 记者：这个一米九高的17岁男孩把头深深埋下去，抬头时是通红的眼睛。他站起来说：“我去冲把脸。”

　 （应受访者要求，本文部分当事人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