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经济的持续增长固然是所有国家开展经济活动的一项主要目标。迄今为止，世界各国都在以GDP增长速度的高低作为判断经济形势好坏和政府经济政策是否有效的基本标志。然而，重要的问题在于：仅用GDP指标去衡量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存在缺陷的，特别是，在同样数量的GDP及其增长当中，是由市场机制还是靠行政部门用行政权力去推动，往往在效率方面产生着大相径庭的结果。

　 当今，我们的社会一直在推进朝着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许多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行为方式正不断成为“明日黄花”。然而，由于有些部门片面追求GDP的增长速度，并以此作为考核官员政绩的主要标志―――这一显然属于计划经济的做法，依然在许多地方盛行。

　 正定理成立，逆定理不一定成立

　 首先，需要明确：GDP数量的增加并不意味着社会财富和福利的等量增加。国内生产总值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最终产品和提供的劳务总量的货币价值。其组成包括了国内所有企业的投资支出、个人及家庭的消费支出、政府部门的投资、消费及各个领域的购买性支出，以及净出口数额等各方面的货币价值总和。GDP这一指标虽然包括了一个社会全部的经济活动，但其能够准确反映的只是经济的规模。一个国家的财富和社会福利的增加当然要以GDP的增加为基础，这一增加必然表现为GDP增加的结果。但是反过来，GDP的增加又并非相当于社会财富和福利的等量增加。这里，正定理是成立的，但逆定理则不一定成立。特别是在不同的经济机制驱动下，同一数值的GDP及其增量往往有着相差很大的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含量。我国经济多年来一直处于高速增长状态，其中固然包含着令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社会进步、国力增强方面的内容，但同时亦存有相当的不良内容。尤其在由政府定规划、组织、调动各种资源、新建企业、新上工程项目，并以增长速度来衡量官员政绩的地方，总会鼓励各类“形象工程”上马。每当市场上出现新的投资亮点，行政审批、官商公司就会蜂拥而上，并用特权垄断排斥民间企业的发展空间。多年来，一些垄断行业不断以特权和涨价增加的收入提供给社会劣质的服务，基建项目中的“半拉子”、“烂尾”、“豆腐渣工程”，消费者得到的假冒伪劣商品不断增多，还有体制因素造成的国企投资扩张后，生产出许多缺少销路的产品、建成缺少收益的工程，以及贪污挪用其他资金甚至包括赈灾扶贫款项建造的楼堂馆所，社会上巨额同时又是畸形的公款消费行为……这些都为GDP的增加作出了“贡献”，却不能够增加社会的总财富和福利水平。

　 官员投资往往有着较高成本

　 此外，评判经济活动不能只看是否发生了投资行为，即不能只看到GDP的数值及增速的高低，还需评判取得该速度的成本或代价。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均资源占有量则处于世界上的较低水平。其中，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4,石油探明储量为人均3吨，是全球平均值的12％，天然气的人均水平仅为世界平均值的4％。但是，与资源短缺同时并存的又是经济增长中资源利用率很低、浪费甚为严重。这是由于许多国有企业和政府投资的工程项目存在着“预算软约束”、责权非对等的痼疾，在投资运作过程中，原本就匮乏私人企业活动具有的主动减少浪费、抗拒侵权、追求收益―――成本之比最大化的行为机制，而人事组织部门将GDP增长的多少当作考核官员政绩的做法，又具有激励作用，客观上会助长不计代价、只求增长，甚至在必要时，不惜弄虚作假欺骗社会的浮夸之风。由此产生的低效率的后果是明显的。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成本比国际水平高出许多，是世界上单位GDP创造中代价最高的国家之一。比如，耗用了2／3金融资源的国有企业，只能创造GDP总额的1／3；国内重点钢铁企业吨钢可比能耗比国际水平高40％，电力行业中火电煤耗比国际水平高30％，万元GDP的耗水量比国际水平高5倍，万元GDP的总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多年来，由各地方政府部门公布的GDP增长速度普遍超过两位数，加总后，大大高于中央政府统计的数字。在一些政府官员搞出了政绩、受到表彰并提升了官职的背后，是与民争利的不良后果，是远远高于正常值的资源消耗，是巨额的银行坏账和效益低下，日后成为继任者和全社会负担的企业与项目。

　 不能无视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再者，GDP及其增量不能反映经济活动对环境的破坏性影响。多年以来，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环境的恶化也呈高速。人们已经知道：全球十大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中国就占了8个。全国城市河段70％受到污染，2／3的城市居民生活在超标的噪音环境中，人们受到不洁的食物、饮用水和空气的危害越来越大，国土荒漠化正以每年2600多平方公里的速度自西向东推进，各种灾害暴发的频度和烈度越来越高……这一切都同社会长期追求GDP的高增长密切相关。一个社会追求经济增长的本意在于不断增加社会财富和福利，但如果在此过程中却加剧了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则GDP虽然增加，实际社会财富和福利水平反而会下降。与此同时，政府权力过多地进入投资领域，尽管对带动GDP的增长具有显著作用，但对社会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又是明显的。在一个权力可以成为获取商业利润最佳手段的社会环境中，所有商业活动包括民间资本和外商资本都需要依附于、受制于某一政府部门。政府部门通过“设租”、“寻租”行为控制企业活动，获取自身的经济利益；公司和商人则通过行贿、钻政策漏洞、得到某些特殊照顾去“发财致富”。这样的社会环境必然排斥公平竞争及法制等市场经济最基本的要求，会成为官员贪污腐败的温室，会恶化社会风气，会加剧非正常的两极分化。既破坏了政府的信誉，又使社会难以产生真正的企业家。

　 综上所述，GDP指标能够准确反映的只是经济活动的整体规模，并不能反映经济活动的质量。在我国，历史经验表明：质量差的高增长往往容易做到，只要层层政府部门都去搞几个大项目就可以实现。但是，却不能等同于为社会创造相应的财富，很多时候反而带来新的问题和隐患。今天，在为我国经济长期保持高增长而欢呼的时候，我们仍需要保持清醒；值得欢呼的只是其中真正为社会、为全体国民增加了财富和福利的部分。在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还远未完成的国情下，我国的GDP增长中依然存在着不计代价、不问质量，以恶化生态和社会环境片面追求高增长的问题。从长远看，这类增长是在危害国家和社会。当前，我国同发达国家的差距恰恰是在于GDP的质量。

　 放弃计划经济式的做法

　 在一个好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是无数个分散的微观企业主体。面对竞争的市场，如果某些商品供不应求，企业看到扩大产量和产品升级更新具有赢利前景，就会主动地增加投资，由此又会带动与此关联的行业和企业增加投资，社会经济随之增长。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部门没有必要指挥企业搞扩张性投资。而如果政府部门及官办公司一哄而起、大举进入，又很容易出现泡沫经济或产品过剩。反过来，如果某些产品出现了供大于求，价格下跌，赢利前景不良，生产企业以及相关联的行业、企业将会减少该方面的投资，它们将会等待时机或是转入产销其他产品。这时，如果政府部门为了追求增长指标，要求企业去投资，或是自行去投资，必会造成有增长、无效益的局面，只会徒耗各种宝贵资源。

　 当然，一个好的市场经济不能没有政府的宏观调控。但这与计划经济、与行政权力主导下的资源配置活动完全不同，政府的作用除了为社会提供必要的公共品（如国防、环保、福利项目、社会最低保障）之外，主要是要造就一个公平竞争、有民主和法制、政企分开、排斥特权垄断的制度环境，并对社会经济增长过程进行监控。在必要的时候通过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汇率政策以及税收和转移支付等政策实施对经济的宏观调节。重点是在控制通胀与失业率、提供社会最低保障方面。有些确实需要政府资金起作用的项目，如开发西部、高新技术产业，在政府资金发挥引导作用的时候，应当着力营造民间资本的进入机会。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在追求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或许我们需要转变对政府在经济增长中充当角色的认识。在市场经济中，政府机构不应该再充当GDP增长的主要角色。因此，应当放弃各级政府层层制定、实施经济增长指标的行为方式，同时，放弃以GDP增长指标来衡量官员政绩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