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颇受关注，但很多人对此次民航价格听证不抱太多希望。指望一次价格听证会担起民航价格改革的重任，可能性不大。

　 我只是一个消费者，既不懂经济学，也弄不明白民航票价计算的基本方法。我所知道的，只是一些大家都知道的道理―――中国民航的运营成本远高于国外航空公司；机票价格一般由市场而非政府 决定；尽管市场上的机票价格已经突破最低限价，价格听证会依然给票价规定了上下限。

　 这些，正是人们对价格听证会不寄厚望的原因。而这些事实，又确实是无法立刻改变的现状。所以，指望一次两次价格听证会就能促动垄断企业价格改革的成功，是不现实的。

　 我更关心的，是参加听证会的消费者代表，和他们的声音的分量。当然，在目前状况下，这种声音还无法占主导地位―――双方的地位、信息完全不对等。民航为此次听证会准备了1年，而有的代表前9天才看到《民航国内航空运输价格改革方案》。对此方案，民航业内人士直言不讳：改革方案写得“深思熟虑、话中有话”，加上很多专业性内容，代表“一不小心就会被引到沟里”。但是，代表们对自己权利的珍视却让人看到希望所在。

　 任穗英是经过摇号产生的一位北京代表。他在北京市工商局首都机场分局工作，对民航运输具有一定的专业了解。即便如此，他也没能完全读懂200多页的价格改革方案。为了准备10分钟的发言，他认真调研了3个多月，以掌握民航机票定价中的一个关键内容：每公里基准价。方案中提出的计算方式让人一头雾水，任穗英依据自己的调查得出了他认为的合理基准价―――比民航定价每公里低至少0.1元。参加听证会的前一天，任特意找到民航有关工作人员，核实自己的基准价。他的发言稿更是经过多次修改，征询了多方意见。

　 任穗英很清楚自己声音的分量。他说：消费者声音在决策者最终决策中所起到的作用最多可达50％。听证会给经营者和消费者一个说话的机会，为决策者提供参考，是一个进步。

　 怎么说，说什么，甚至说得对不对，相比于自由表述观点的权利和对这种权利的珍视，已显得不重要。

　 我们时常讨论民主与权利，讨论公民社会与民意。我觉得，这一切的基础，就是自由表述观点的权利和对这种权利的珍视。有了这种珍视，就会少一些将手中选票出卖的事，就不会不知所云地举举手，充一个代表人数，就会理直气壮地向政府表达自己的愿望，争取应得的利益。其实，公民与政府之间沟通关系的顺畅、有效与否，取决于政府姿态的同时，也取决于公民自身的权利意识，尤其是公民对这种权利的珍视。

　 此前，有两件颇受关注的事情。一是由孙志刚案引发的博士上书吁请对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一是数百人上书法院，请求对因杀妻而一审被判处死刑的科学家徐建平“法外开恩”。

　 同是上书，前者引来一片叫好声，后者却遭遇一片喊打。且不论两件事的是非曲直与最终结果，但在一点上，两个上书事件是一致的：公民有对一件事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他们都珍视这种权利，并且通过行使这种权利来传递一个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声音。这也是我从此次价格听证中看到的最有意义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