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任务，要采访北京一个民工。我以为大概会听到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可怜的民工，黑心的老板。

　 民工张志强没有手机呼机，只能给他的工友打电话联系，那天约好和他在工地门口见。我四处张望，带安全帽的，衣衫破旧的，蓬头垢面的，光膀子的，都不是他。这时手机响了，说他就在大门口。

　 我向最近的一个电话亭望去，一个瘦瘦的文静青年在那儿打电话，他说自己早到了，刚去买了份报纸。我有些奇怪，一天到晚搬砖头和水泥挣几个血汗钱，还买报纸看？

　 我把张志强拉到一个饭馆吃饭，还要了两瓶啤酒，我说自己经常下农村采访，特了解农民苦难，想先得到他的信任。他却并不在意，只是问，你们报道之后能起到什么效果？我肯定地说，当然会有效果。他又问，能不能改变北京建筑业年底发工资的状况？我没法回答。

　 他很失望：“如果这种违反劳动法的事情，媒体都改变不了，就只有靠我自己了，别人的经历我不能相信，我要用亲身体验做证据，起诉劳动局不行使监管职能。”

　 我愣住了，一个外地民工，亲身体验？起诉劳动局？他究竟想做什么？

　 除了埋头打工挣钱，还能有什么别的念想呢？

　 张志强今年35岁，16岁初中毕业那年，从老家四川南充出来打工。之所以没念高中，是因为父亲给他和弟弟算命，他测得的是木材的“材”，只能出外挣钱；而弟弟测得的是人才的“才”，可以接着念书。

　 当地老百姓疼爱小儿子，弟弟被娇生惯养，不好好读书，初中没考上，也出来打工，20岁那年，在广州犯罪被判刑10年，后因表现好减刑3年，2000年出狱，又在外面找了个读卫校的女学生未婚同居，结果给张志强的弟弟生了个小孩。后来弟弟把孩子往家里一扔一走了之，从此再无音讯。

　 张志强的姐姐出嫁后，因和公婆吵架自杀了，留下个小男孩才6个月，也扔在家里。

　 张志强1990年结婚，1993年和老婆一起到广东打工，老婆在一家鞋厂干，总是得病，每年挣的钱只够吃药的。张志强一直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老婆得的是职业病，在鞋厂苯中毒。

　 1997年，老婆在厂里和一个陕西青年好上了，后来竟扔下年幼的女儿，跟人家走了。张志强经过几个月的劝说无效，只好提出离婚。至于他们的女儿，怕和母亲在一起传染，也扔到了张志强家里。

　 我听得头都大了，对张志强说：“你可真不顺，家里这么多人都要你管。”

　 他说：“还不止这些人呢。”

　 父母催着张志强再找老婆，张志强觉得外面的女孩不可靠，又在家乡找了一个，这女人带有两个孩子，家里很穷。

　 张志强说，我给她家还了5000元的贷款，她有两个孩子，我有1个，再加上我弟弟和姐姐的孩子也在我家。她父母都70多岁了，我要管，我除了父母还有一个80多岁的奶奶，也要管。我现在是上有5个老人，下有5个孩子，整个担子都压在我一个人身上。我们那里种地是挣不到钱的，除了上交的，能够自己吃就不错了。

　 出自这样的家庭，又是这样坎坷的命运，张志强除了埋头打工挣钱，还能有什么别的念想呢？可是他不，他要有尊严地挣钱。

　 “我跑法院跑了10次，最后却让我得不到劳动所得”

　 张志强说：“我现在最担心的是，第一，我挣不到钱的时候怎么办？第二，不管是女方的父母还是我的父母，一旦生病丧失劳动能力怎么办？第三，到2006年，北京的建筑工程该搞完了，到那时没活儿了，我们这帮人又怎么办？全国现在有9000万打工仔……”

　 我问：“这个数字你从哪儿得来的？”“从杂志上，有这方面的东西我都留下来，政策数据我也都留下，以备将来用。如果几年之后，北京路也修好了，砖也铺好了，在饱和的状态下，我们这些上亿的打工仔怎么办？”

　 我说：“国家总要建设的嘛。”

　 “广东九运会之后，整个房地产和建筑业都下来了，好多公司都跑到北京来了。到了2008年，北京的场馆建好了，房子卖完了，你说这些民工怎么办？建筑业肯定不能永远处于高速发展的势头，就像开车不可能永远跑100公里，肯定会有减速的时候，但到那时我们怎么办？我们的孩子怎么办？我们受到伤害的时候，我们出现意外事故的时候，怎么办？”

　 我吃惊地看着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问他：“听说你在各地打工受到过种种盘剥？”

　 他说：“不是的，在全国各地打工不管挣多挣少，最后都能给你，只有在北京例外。我从去年6月到今年3月，干了4000多块钱的活儿，只拿到2000多元的工钱。现在在这个工地干，还要年底才给钱，这是不合理的。劳动法规定要按月发工资，我一定要反抗。“为什么北京的劳动局不监管这些用工单位？你是首都，你是中国的一个形象，劳动局不管我们找谁呀？上法院我们打不起，没有钱没有时间没有人力，而且每个打工仔都不懂法律。我要的是我本来应该拿的钱，我们就像关在笼子里任人宰割一样。以前别人说我不信，我现在就是要自己亲身体验一下，年底是不是能拿到我该得的工资，如果没有，我就要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起诉劳动局不作为。”

　 我有些不相信，问他：“你从16岁出来打工，在全国各地都能拿到全工资吗？”

　 他说：“是的，有的地方虽然给得少，但也是明说的，最后都给了。我在陕西深山老林伐过木，在湖南修过铁路，在新疆也干过，活儿都很苦，该多少是多少，从没有像北京这样。”

　 去年6月张志强来北京，最初给一个装饰公司打零工，当时让他们在一个超市前面的街道上铺地砖，说好每天40元，是临时干。他们从早上6点干到晚上9点，1天15个小时，张志强和另外一人一起干了3天，累得坚持不住了，张志强要求增加工资。他对老板说，你给我们加一点就给你干。对方不给加，张志强他们就不再干了。当时是口头协定，说完工后给钱，但对方连他们两人干了3天的240元都不给了。

　 张志强说，当时是7月份，劳动法规定，凡是超过3个月不给工资就算拖欠。于是张志强首先找到这个区的劳动局，对方说不受理个人投诉。他又找到这个区的劳动仲裁委员会，人家让他直接上法院。张志强说法院可能不受理，这个仲裁委员会的人就直接给法院打了个电话，结果就受理了。

　 张志强说，我们这件事应该先仲裁，仲裁不成再上法院，但他们根本就没给我们仲裁。11月9日，张志强将装饰公司告上法庭。他以为，这是一个明明白白的拖欠工资的案件。

　 法院11月21日第一次开庭，开庭过后，说1个星期给张志强判决书；1个星期后去找，法院说还没有出，让他再过1个星期；1个星期后张志强再去，法院说不会超过12月20日就给；到了12月20日张志强又去，法院说还没有，说你挂的是2003年的号，要等到2003年才能拿到；到了2003年元月5日张志强又去，法院把判决书给他看了一下，说出现了问题，你是给这个公司干，但是你起诉的是公司经理个人，但据调查这个经理不是法人。

　 2003年元月，法院再次开庭，被告出示了发包方的合同，又有了新理由，第一，被告说他们所做的工程有1年的保修期，如有质量毛病要进行维修，所以发包方扣押了一些资金。第二，张志强的公司是法人行为并非个人行为，所以应该由法人代表给张志强他们工资。

　 张志强说：“问题的焦点在于，在2000年，这个公司的法人代表已经给这个经理写了委托书，称一切行为都由经理负责。我当庭质问他们，这个委托书究竟具备不具备法律效力？法庭没有正面回答我。”

　 第二次判决拖到2月17号，张志强拿到了判决书，判决书上写，被告为该公司经理，其与原告间的行为应为法人行为而非个人行为，故原告要求被告个人承担责任的意见，没有法律依据，裁定驳回原告张志强起诉，诉讼费用50元由张志强负担。

　 张志强说：“这么简单的案子一定要拖我3个月，我跑法院跑了10次，最后却让我得不到劳动所得，如果这家公司欠我几十万几百万，这样拖3个月，它可能破产可能垮台可能转账可能出租，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

　 听完这件事我没有惊讶，因为结果在我意料之中。让我惊讶的是一个外地民工敢为240元工资，找到劳动局，找到劳动仲裁委员会，最后又告上法庭。他请不起律师，就自己写民事起诉书，自己写辩护词，自己当庭辩护，维护自己的权益，之后又将整个经历写成材料寄给了北京若干媒体。尽管最后他没有成功。

　 后来张志强又给一个装饰公司打工，搞家装，活儿干完之后又只给了一半工资，对方说这个工程要全部完工才给。但完工之后对方又鸡蛋里挑骨头，作为克扣工资的理由。

　 张志强说：“实际工程验收合格，双方都签了字的，他说有毛病人家都住进去了，我怎么再去核实？我没有办法，只好自认倒霉。第一次告了之后没有结果，我就没有勇气再告了。这次我在这个工地还要一直干到年底才给钱，他们说根据建筑业行业规定，年底结账，我就想看他们年底给不给我结账，给我结多少。如果不合理我就要起诉劳动局，因为他们就应该管这事，国家早就有法律规定不应该拖欠工资的，实际上每个月都有进度报表的，你按照那个进度报表发工资就可以的。退一万步讲你1个月不行，最起码你1个季度总该可以了，实际上每天都有进度报表的。所以我想用这种方法体验一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在这里‘体验’，你家里怎么办？”我问，因为我害怕他最后仍然没有结果。“我家里前几年还有一点点余钱，就是说我今年不寄钱回家他们也过得去，我就想改变北京建筑业年底结账的状况。很多人都劝我别找了，我问他们，难道你们就这样心甘情愿吗？他们说没有用的，还笑话我，一个跳蚤顶不起一个棉胎的。”

　 “这是我自己的基本权利，也是北京近百万打工仔的基本权利”

　 采访到这里，我已经明白，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民工个案。

　 张志强虽然只是初中毕业，但爱动脑子是由来已久的。1993年，张志强在广东一个房地产老板手下干，每天10元。到了1997年，张志强已经给这个老板搞管理，1个月拿1500元了。他甚至曾经1天就挣过3000元。

　 那次老板让他一个晚上将一大堆土平掉，费用5000元。他算了一下，需要100个人，但他只能找到40个人。他看到旁边有推土机，就对推土机司机说，给你2000元，你把这活儿干了吧。司机乐得不得了，他1个月也拿不到2000元。结果那天张志强一下挣了3000元。

　 张志强笑嘻嘻地说：“当然这样的机会不可能总有，因为那老板比较信任我。”

　 1997年，张志强又到广东一家外资鞋厂打工，在那里他学到了很多知识，那里的管理人员都是从民工慢慢提上来的。他从工人做起，到最后成了一个车间的助理，月薪1500元。老板是台湾人，张志强前前后后给老板写过17条建议，关于工厂流水线，关于计件工资的核发等等，于是得到了这个台湾人的重视，结果他在那个位置上干了两年。后因新来的老板排外，让他回车间当工人，他只好走了。

　 从广东回去后他又到湖南怀化修铁路，是承包制，半年时间挣了1.5万元。

　 张志强说：“其实干活看怎么干，如果我今年辛辛苦苦得到应得的5000元，我没什么说的。现在我们经常加班，有时抱着水泥震荡器连续干30多个小时，平均每个月应该600到700元，那么到年底应该是7000元，减去吃饭等所有开支2000元，我应该拿到5000元。如果低于5000元我就要起诉。如果我能把这个现实改变过来，得到好处的不是我一个人，这是我自己的基本权利，也是北京近百万打工仔的基本权利。”

　 对张志强起诉之后的结果，我并不乐观，尽管他维护的是自己的正当权益。“老板不给或少给，劳动局也没有负起监

　 管的职责，你劳动局就是坐办公室而不下去调查你这个片区的工人的状况吗？我们那个工地95％以上的工人都是外地来的，如果没有这些外地人，你们的工程怎样建起来？北京政府部门对我们漠不关心，我们又投诉无门，于是我就想，如果我花几千元请一个律师，专门来告你这个劳动局，就以这个事件起诉你来引起社会的反响，整个打工仔群体来告劳动局不尽职责，就算最后败诉，但这个效果出来了。我的力量单薄，钱也有限，但我还是要做一下这样的工作，为我们所有的打工仔的权利。健康福利的要求我们一点没提，我只要求得到我的劳动所得。”

　 从来，城里人都把自己放在外地民工救世主的位置上，是我们给了他们生计，给了他们工作，如果没有这些工程，他们不是还要在家种地吗？但是现在，张志强把这个关系纠正过来了，他在理直气壮地质问，他在声张自己的权利，他甚至要起诉办公室里的政府官员了。他在问，我们这样任人宰割，究竟是谁的错？！

　 “我周围的民工，他们都已经麻木了，他们说北京从搞建筑起都是这样的，到现在这好像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都是年底发工资。他们来得最早的是1989年就来了，现在还在干。”

　 “那他们年底能不能得到钱？”我问。“有能得到的，也有得不到的。”“这里给你们上保险了吗？”

　 “不知道，不仅如此，我们在这里的劳保用品，也要到年底在工资中扣掉的，像安全帽、手套等。”

　 “还没到年底，你怎么知道会在工资中扣除？”

　 “他们这么多年一直是这样的，反正是只要你享受到的都要扣除。但是法律规定，有些是应该由公司提供给劳动者的，而他们全部都要算到劳动者的头上。”

　 他不说自己是民工，而是劳动者！这让我格外激动。

　 “比如这个暂住证，他们办没办我们不知道，反正是扣了钱的，我们也没有看到。所以我要干到年底有个亲身体验，我要为我们农民叫屈，如果我体验完了搞不成，我只好自认倒霉。一个固有的形式，你把它推翻肯定需要许多力量，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我的目的就是通过我的体验把这个事情搞清楚，然后尽我的能力扭转它。

　 “本来这应该是政府来做的，你政府的行政职能主要就是监督，不履行监督职能你叫什么行政！结果它动不动就让你去法院，我到法院发现打官司的人太多了，要排队登记。而我们这件事本来不需要打官司，就是劳动局有名无实，他说你不服就去告，我们欢迎你告，它这样就等于把自己的职责甩掉了。”

　 “我写是为了改变现状，能改变多少就改变多少”

　 张志强告诉我：“我正在写一份建议，是改变工地生活条件的。第一，食堂条件太差。第二，周边环境太差。第三，菜价偏高。我总共写了7条。我们是劳务公司给我们充卡在食堂打饭吃，年底扣我们工资。我们每天伙食最低7元，有时10元，原来的工人到年底每天扣了他们10.30元的饭钱。工地食堂是不应该赚钱的，它应该按成本给我们计算，但它的菜价却高于在外面买快餐。我长期在外面打工，对这些问题很敏感，对街上的菜价也细致了解了一下。就是说它整个以赚钱为目的，而不是为了工人的福利。”

　 我以为他要说要求改善伙食了，结果我又想错了。

　 “我一直在思考，我准备去买一本关于税法的书。宪法规定公民有纳税的义务，而且要诚心纳税，现在这个管食堂的我给他算了一笔账，他承包这个食堂，按物价局规定只算他从我们每人身上赚两元，我们工地平均1天有5000人用餐，一天就可以赚1万元，1个月就可以赚30万元，1年就可以赚300多万元。我又为北京市算了一笔账，整个北京市建筑部门4月份统计民工是100万，这么多钱的收入他们给国家纳税了没有？”

　 我吃惊地问：“你怎么管那么多事儿？”

　 “我觉得我们这个国家太穷，你老板赚这么多钱，你整天潇洒消耗太大了，你有这个义务给国家拿一点钱，不是给我。既然你以盈利为目的，就要给国家纳税，国家执行这个税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国家进行统筹安排。我在北京买个旧单车换新牌照，都要纳税的，银行存款也要交税。北京的情况太令我失望了，我现在有点怀疑，就是你们报道的效果不是很大，一下扭转过来还是很难的，所以我自己还要做，我现在正在写民工生存报告，写一个中国农民的苦难。”

　 天哪，这还是我原来想像的那个外地民工吗？

　 “我这个人经常爱买报纸看，买点书，我不抽烟不喝酒，别人抽烟喝酒的钱，我就去买书买报了，我经常趴在床上写，有时一写就要一个通宵。我的老乡说，你这样有什么用，写了也是白写。我没法回答。我写是为了改变现状，能改变多少就改变多少，如果实在改变不了，我顶多不在这里干了，回广东。我想在那里干个两三年还是准备去起诉，因为那里也有许多不符合劳动法的地方，我必须用法律来维护我们民工的权益。我只能用自己的亲身事例，否则没有说服力。别人的我都不能相信，即便他对你说了，你把他带到法庭上，他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会临阵逃脱。”

　 我很想像他的同乡那样劝他，别做了，这样不会起什么作用的。我甚至都能想像出他起诉之后的结果，但我却没有勇气告诉他。

　 我问他：“就是说你现在在这里如果拿不到应得的钱，你想用亲身事例来起诉，维护自己的权利。如果到广东去，也想用亲身体验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如果我们自己都不说，没有人会替我们说。现在我还在写一个有关我们这个工地厕所的建议。我们那儿工地那么大，工地上却没有厕所，而且我们的住处厕所也很少。我不知道工地的管理人员想没想过，这5000多人在使用这个厕所的时候，够不够？在工地上厕所，至少要走1公里路。去年我一个老乡在一家工地大便，被保安抓住，结果让他捧着大便在工地上游街示众，然后罚款2000元。我们这个工地今年也有这样一起事情，但是这个民工跑掉了，因为他1年挣的都可能没有2000元。“我就有些抱不平，是你没有合理的规划，没有足够的厕所数量，工地这么大，楼房一盖就是二三十层，怎么可能干活当中再下来跑到1公里以外去上厕所？而且这个事情是人自己没法控制的，这完全是因为你在规划时没有给我们合理的生存空间。人家没办法了，你还罚人家2000元钱。我们一进工地就对我们说了这个罚款数额，我本来想找那个跑掉的老乡一起到甲方办公室理论，结果他先跑了。我想问问甲方，到底该不该罚？我还想知道，你罚了我2000元，你拿这钱去做什么了？你有什么理由和法律依据罚我？如果说这是你的内部管理，那么是否上报了劳动局？是否合法？我认为这是变相侵吞劳动者的工资，是侵犯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合法收入！”

　 我赶忙小心地问他：“你这样质问人家，人家不给你钱把你辞了怎么办？”

　 “我不相信会这样，他一旦把我辞了不给我工作，我就会向劳动局投诉，我就会走这条路。但是现在关键的是劳动局好像总不愿受理这样的事情，他们总让我们走法院这条路，但是我们倒霉就倒霉在不能走法院这条路，我们没钱没有时间，再没有了工作，谁来维护我们的权益？应该劳动局来管的它不管，你找去，他们就会让你到法院去告，会很礼貌很婉转地回绝你，你想硬起来都没有办法。我那回和法官打交道时，他在法庭下面也给我说好话，他说，你应该理解我们的难处。好像不是法庭来帮助我，倒要我去同情法官和法庭似的。”

　 我还是很担心，但没有再劝他，因为我发现，在整个采访中，一直是我在担心，在害怕，而他却始终无所畏惧。

　 “实际上如果劳动局要管的话，权力很大的，它就是监管有关劳动的事情的，大家都是劳动者嘛，但是劳动法制定出来了，你劳动局不去监督执行，就好像把江河堤坝修好了，你没有去维护，真正下雨的时候，就会垮堤。”

　 “如果我们自己都不去维护，不合理的状况就永远无法改变”

　 “现在在北京我还想体验一个东西，就是被派出所抓去。”

　 “啊！”我有些着急，“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你可不能冒这个险。”“现在收容法改了，但去年我来的时候这里还在收容，四川的都送到四川广元那里，送到那里就给当地民政局、街道打电话，让你的家属带钱去领人。但是在北京这边是公安、联防、派出所来收容这些人，说我们是三无。但我们没有犯罪，你在收容的时候，所有程序都是把我们当犯罪嫌疑人，你给我的待遇是罪犯的待遇，是非人的待遇。你把我送回老家，我成了难民了。民政局管什么？就管难民、困难户、贫穷人。在北京我是罪犯，到了四川我就成了难民。我很想弄明白，我们的人格在不同的地域，是怎样进行这种不平等的转换的。

　 “去年，我从一个装修工地往租房子的地方走，来了一辆公共汽车，我去追，不知道后面有两个人追我，后来我才知道是联防队的，他们穿着制服，但不是真正的警察。车开走了我没追上，他们过来气喘吁吁地问我，你还跑不跑啊？我说跑也犯法吗？他们说，身份证。我说有，就掏出来。他们又说，暂住证。我说有，但没有带在身上。结果他们把我带到办公室，搞得很庄严，把我十个指头全部按了手印，还给我照了相，贴在一张纸上，让我写自己的年龄姓名等，还向我要15元钱，说是登记费。我说你得给我开发票。他们说，我们不是罚你的款，为什么开发票？我说，你收了我的钱就应该给我发票。他们不给，还吓唬我说，要不要我们罚你款哪？我说我有暂住证你没有理由罚我的款，如果你罚了我，我可以投诉你，你还是要还给我，我只是没有带在身上。为了不惹麻烦，我后来还是交了15元，没有发票。

　 “一般我到哪里什么东西我都要合法的，该换证我就去换，这样在哪里都安全，我的很多老乡都被收容过，一旦被收容，劳务公司的钱就没有了，不管你干了多长时间，这是第一大损失；第二大损失，送回当地，家里还要拿钱领你，如果你没有钱或者没有亲人，就把你弄到一个地方筛沙子，一个月两个月直到把你这些费用挣出来……

　 “你本身给民工造成了不应该的损失，北京2000年收容遣送大概是10多万人，如果你把这10多万人的所有损失算出来，你说这到底是谁的错？我从报刊上了解，现在收容政策改了，这说明公民有这个能力，促进政府改变他的行政职能，这也坚定了我改变目前这种现状的信心。”

　 我很难过，既然他经常看报纸，我想他应该知道这次收容政策的改变，是用什么样的代价换来的，但他却从中得到了勇气，坚定了信心。“我想如果民工中100个人里有5个我这样的，北京民工的事情就好办了，但是现在1000个也找不出1个，大家都麻木了。他们开我的玩笑说，整个工地就你1个这样的。“有一次我和我们现在的经理聊天，他说，现在是我求你们，把你们叫爷爷奶奶都行；年底你问我要钱的时候，你就要叫我爷爷奶奶了。我说你这话太差劲了，到年底你不给我工资你就是犯法。他说，那你就试试看吧。我说，那你是没有遇到对手。他说我搞了这么多年还没遇到过对手呢。”

　 我劝他：“你还是别跟他较劲，先拿到钱再说吧。”

　 他说：“我不怕，如果他不给我钱，是他犯法不是我犯法。劳动法就是维护劳动者权益的。如果我们自己都不去维护，不合理的状况就永远无法改变。”

　 我没有再说什么。张志强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城里人可能就叫他民工，他称自己是劳动者，而我面前是一个中国公民―――比我们很多人都更合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