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西洋上漂了3年零10个月的陈加保，今年5月，终于可以回家了。
陈加保是江西省吉安市安福县洲湖镇人。1999年7月，他与江西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签定为期3年的台湾赴南非远洋渔轮作业合同，到海外打工。合同期满后又延了10个月，于2003年5月10日回国。“我怎么都没想到，这次回家，竟给家里带来了一场灾难！”
有个干部就说我：“跟政府做对，死日子在后头！”
“到了广州白云机场，看见机场上的人全戴口罩，才知道非典很厉害。”陈加保说。
他由广州入境，再转机南昌。一路上，量过7次体温并填写《健康申报卡》，12日傍晚，到了洲湖镇大亨村的家里。“我出去3年多，一共往家打过4次电话。我们差不多一年多才靠一次港，长年累月在海上漂，可以说与世隔绝。通信，得由老板找人带到台湾后再转，一封信到家起码要3个月。最后这次，我在海上漂了18个月，跟家里也没联系。船一靠港，人就得走，船东已经给我们订了回国的机票。”
他家所在地的电话号码4月刚改号，到了镇上，陈加保也没跟家里通上话，没人接，他找了根棍子，挑着行李，走了10多里路，傍晚到家。“看到我爸爸妈妈，他眼泪就出来了。家里人都以为他这个人已经不在了。”他的姐姐说。
陈传宗有三儿一女，陈加保是小儿子，大儿子陈加来住在镇上，二儿子夫妻俩在浙江打工。“防非典，村里开过会，让我们告诉打工在外的人不准回来，我家老二一直在外头，我打电话叫他们别回来。回来了人，要向村里报告。”陈传宗说。
听说弟弟回来了，陈加来和妻子朱银秀马上从镇里赶回村。一家人惊喜过后，忙安排陈加保隔离。“让他住最里边的屋子，隔离12天，他带回的东西都搁在包里，没敢拿出来。”
陈家又马上向村里做了报告，村干部同意陈加保在家隔离，并每天由村医来测体温，还告诉陈家明天要向镇政府报告。
第二天一清早，陈加来赶到镇政府，报告弟弟回家的事。“当时找的是综治办的康发林，他还做了笔录。我问他要不要把加保带到镇卫生院查身体、做隔离，他说不用了，在家隔离就行。谁知，当天下午，他们就到我家，来了11个干部。”
下午两点，先来了7个，有一个副镇长，有镇计生办的人，还有管片干部。
陈家大儿媳朱银秀说：“管片干部给了我们让陈加保隔离的《留观通知书》，计生办的人说要罚我钱。”“他们说我没查孕，要罚630块。我们这里，每个季度妇女都必须到镇里查一次B超，看你怀没怀孕，我讲我已经查了，这钱他们没罚成……他们打手机，又叫来4个人。”下午4点多钟，陈家来了第二拨干部。“他们是镇综治办康发林等4人，说陈加保不该在这个时候回来，回来就要根据乡规民约罚款。他们还举例子教育我们，说谁谁谁，从外边回来，不但罚了1000块钱，还拉走他家的一口大猪；还有一人罚款不给，我们就把他家房（基）拆了……”
陈加来说：“一开始，他们口开得太大，说5000块，一分都不能少！如果罚个几百块，我们也就认了。像我们这里，中上人家一年种田下来，也就能富余2000块钱。而且在农村，上半年都没钱，种田要买化肥什么的。小孩开学，也要交钱。只有到了下半年，种的东西收上来，卖出去，才有点现金。我父亲本身又有残疾，后来降到1500至2000元，家里一下也拿不出这些现金。”
陈传宗讲：“有个干部把我叫到一旁，劝我说，你儿子从国外回来，怎么也带回了几万块钱，就拿出几千块，应付一下嘛。天，哪里带回来几万块！我讲，他刚到家，还没去南昌的公司结账。没钱，干部就叫我出去借。”我问陈加保：“你当时有没有出来？”
他答：“我哪里还敢出来，我要出来，他们更要多罚钱。”
“我公公借钱去了，他们又叫我老公出去找，我老公去了，他们又叫我也去，快点去找。我说我不能再去了，家里已经从外边回来了人，在路上传没传上非典也不知道，本来人人都忌讳、都怕，你还一而再、再而三地往人家家里跑，村里人会讲我们这一家人，怎么这样不识趣呵！我顶撞了他们，有个干部就说我：跟政府做对，死日子在后头！”
“晚上7点多，人都回来了，也没借到钱。没钱，他们就改牵耕牛。牛已经在圈里了，他们‘咚咚咚’地过去，打开门，把牛牵出来。那是头母牛，还有一头小牛正在吃奶，母牛走了，小牛也一蹦一跳地跟着跑了。”
陈传宗说：“我怎么能不急，我靠种田吃饭，家里8亩田，就靠这头牛耕地呵！”“这牛是他的命根子！”陈加来说。“开始，我们还没想到要凭据，牛已经牵走了，我们想不对呵，牛长着4条腿，万一没人看跑掉了，我们朝谁要呵。他们牵着牛，走了能有200米，过了松树林，被我们撵上了，跟他们要凭据，没给。可能是天黑了，又下雨，到镇上，得走20里路，牵着两头牛确实不好走，他们把牛放了，说明天开车来。”
“我不知道，将来还有多少罚款，等着我们家！”
陈家的房子单独在一处，四周是稻田和小树林，青灰色的瓦房，落在绿树丛中。陈加保的母亲说：村支书讲我们家好隔离，邻居都隔得好远，最近的人家，也有400米远。
7月7日，在大亨村，我见到村支书和村医。
村支书说，他是当晚知道，第二天一早就跟村医去了陈加保家。
我问他，非典期间，村里回来的人多吗？他说有几个。“隔离期间，陈加保有没有在村里乱跑？”“没有乱跑。”他答。
在村医家，我问是不是每天都给隔离的陈加保测体温，村医说“哪里敢不测，不测要被吊销行医执照的。”他又翻出《体温记录本》让我看。“他都正常？”我问。“都正常。要是上了38度，我们也不敢留呵。”
隔离期间，陈加来说自己常回家看看，送吃的，送录像带，怕弟弟在家待不住。镇综治办的人去过他在镇上的家，催过两次钱。陈加保回家的第17天，已经过了隔离期，身体正常。5月29日下午，镇政府的人再次来到大亨村的陈家。
陈传宗说：“我跟加保在家，这次他们是开车来的，还是综治办的康发林他们。问我钱准备好了没有，我说没钱。他们到屋里转了一下，没有什么东西，只有一部摩托车，南方125,是我家老二的，他们要拿这辆摩托车。我跟他们说，加保就要去公司结账了。”“他们讲，都十多天了，你们为什么不去公司结账？我讲，隔离就要12天，后来我们往公司打电话，公司说现在是非典期间，先等等，不要来。”“他们把摩托车搬到他们的车子上。我问，摩托车抵多少钱呵，他们说抵多少算多少。收条不打，抵多少钱也不说，我就让加保坐他们的车子，一路去，到乡政府找他们的领导，要收条。“他们不让加保坐，说我们的车子，你有什么资格坐？我跟他们吵起来，我问，这个车子是不是你私人的，如果是你自己花钱买的，我们可以不坐。他们说是乡政府的。我说，要是乡政府的，你有权坐，我也有，我是乡政府的一个公民呵！加保好不容易坐上乡里的车。”
陈加保说：“走到半路，他们找个借口让我下车，然后有两个人抓住我的胳膊，拉住我，让车开跑了。我赶紧找个电话，告诉我哥，让他一定拦住镇政府的车子，留下凭据。”
陈加来家是去镇上的必经之路。等了数分钟后，他们拦住了镇政府的车，向车上的康发林要扣车凭据。“他说，你在这里拦车，我要告你抢劫！我说，我抢劫？我还没告你抢劫哩！这摩托车是你的还是我的？你有没有买摩托车的发票？”“我们知道，他们这样做肯定违法，但又说不出具体违的是哪条法。我们当时也是最笨的想法：不管政府什么部门，哪怕是真正的执法机关，来家里抄没东西，都应该开个收据；如果东西拿去了，私分了，我们找谁要？看他们不开收据，我们就想照相，留下个证据。”
朱银秀拿出家里的傻瓜相机，对着车子，拍了几个镜头。“没想到我这一照相，把事情闹大了。他们打手机，叫来了镇上和派出所的人。”
“派出所的人来了，也叫他打个收据给我们，可他照样不打。说不光把摩托车拉走，还要以防非典的理由，把赶到的加保抓走。”
朱银秀说：“他回家都17天了，都隔离完了，13号那天你们不抓，今天你们凭什么要抓？我想抢拍抓人现场，因为是傻瓜相机，怕拍不清，想近些拍，被康发林看见了，他马上追抢我的相机，我赶紧往家跑，鞋都跑掉了。进了大厅，里屋的门是锁着的，我被他抓住。我死死护住相机，他踢我的脚，头也给撞到门上。我大喊：乡政府的人打人！乡政府的人打人！”“听见叫喊，我老公还有乡政府、派出所的人都进来了，我老公扯住康发林，我才躲进门里，他还想冲进来，我死抵住门，手被门夹伤了。在救我时，我老公跟康发林他们发生了冲突。”
陈加来接着道：“后来，我和加保被带到派出所，加保被铐上。在派出所，他们只是问话，录口供。这时，镇综治办的人把我身上的一套钥匙拿走了。我们还在派出所时，镇上的人开了两部车到我家，当时我姐姐在家。”
陈加来的姐姐说：“是晚上7点钟的样子，我正在厨房切菜，听见外边好多人在讲话，跑出来一看，进来6个人，一来就跑到楼上，我也不敢上去，就到外边喊邻居。楼上的灯亮了，看见他们在屋里走动。下来后，他们把我弟弟刚买了两个月的南骏牌农用车开走了。我回家后，看见楼上的东西被翻乱了，我刚刚切菜用的不锈钢菜刀，也不见了。”“他们实际上是来找相机的。”朱银秀说。“在派出所做完笔录，大约晚上9点钟左右，镇里人说让我们夫妻俩去看东西，我们上了他们的车子，他们一边一个，把我俩夹在中间。进了镇政府大院，里边黑漆漆的。一进院，我俩就被分开，我老公被带到另一幢楼里。”“起先，他们让我一个在镇上工作的亲戚劝我拿出相机来，问相机藏在哪儿。她走后，又来了个镇领导，逼我交出相机。还叫我；别出去，写检讨！”
陈加来说：“我跟她分开后，他们把我带到综治办的办公室，强行让我写检讨，说我抗拒防非典，还打人。我说这个我不能写。我记得很清楚，一共6个人，他们先把灯拉灭，一起打我，打了十几分钟，这叫‘打黑’。”“开了灯，他们讲好话，劝我好汉不吃眼前亏，检讨写一下，把相机交出来就算了，我说我没犯法，为什么要写，你们凭什么打我？他们又把灯拉灭，再打。在他们打我时，我大叫了……”
讲到这儿，陈加来脱掉上衣，在他的前胸后背、胳膊上，我看到仍有黑紫色的瘀痕。他讲自己被打后，到了县检察院，做了法医鉴定。《法医鉴定书》上写道：左胸前第三、四肋处见6×7cm青紫肿胀，左肩胛下区近脊柱旁见6×8cm青紫肿胀，左肩胛上区见3×5cm红肿，左上臂内侧远端见6×7cm青紫肿胀，右上臂远端内侧见7×8cm青紫肿胀……
那天夜里11点钟左右，陈加保和姐夫从派出所出来，到处找陈加来。“我们找到镇政府综治办，看见他两手捧着肚子，蹲在墙角里，脸都黑了，说话很困难，很痛苦的样子。我们守着他，没敢走，怕他一个人再出什么事情。”
“凌晨两点多，他们也熬不过，打瞌睡，就把我们放出来了。镇政府大门已经上锁，等人拿来钥匙开门走出来，已是凌晨3点多了。除了我家的农用车和摩托车，她停在派出所院里的女装摩托车也被扣到镇政府。”“我一身都疼，咳都咳不出，站着都很困难，两只脚是软的。走一走，我就要抱着肚子，蹲在地上歇会儿。”
朱银秀说：“我们从订婚到现在，十二三年了，我从没看到他这么悲痛的样子，我心里很难受。从镇政府到家有一公里路，平时走顶多20分钟，这天夜里，我们扶着他走了一个钟头。”
“这一路上，我心里头觉得很暗，觉得没有什么光明了！什么法律呵、法规呵，什么都没有了，没有理可讲！他们不过是镇综治办的人，怎么就可以随便到人家里搜查、扣没财产，随便关人、打人呢？老百姓还能过平平安安的日子吗？还有没有活路呵！”5月30日，镇里又派人到大亨村，重新量了陈传宗家1989年盖的房子，说建筑面积超标，要罚款。“我不知道，将来还有多少罚款，等着我们家！”
“还有没有法让平民百姓过一份安稳的日子？”
提起家里这一个多月里发生的事，陈传宗一脸无奈，他说自己种的8亩水稻减产了，
今年的产量还不到去年的一半。“那段时间没心思干活，饭都不想吃。一个月，人瘦了十来斤。”他还说这件事，牵涉到几个家庭，几十口人。
朱银秀的母亲跟我说：“当时心里好怕，怕她家再出什么事，她当时说过不想活了。”“有那么严重？”我问。“那可不是！她一家三口的生计被断了，他们不种田，就靠那部车子维生呵！”她还说，陈加来哥俩去南昌时，怕朱银秀一人在家想不开，她专门跑到镇上，寸步不离地陪了几天。
朱银秀说：“这一个月，我们几个家庭根本无法过安生日子，特别是我一家，所有的钥匙都被镇政府拿去了，以至于夜里睡觉都不安心，生怕深更半夜有人闯进来。白天出门也不放心，害怕又有人来抄家。新买的汽车被拿去，一家也断了生活来源。”“这车子是借债买的，刚买两个月。我们用它给3家砖厂拉砖、送煤挣钱，停在镇政府，生意断了不说，每天还要白交三四十元的税费钱。4万多元的财产被扣在镇政府，我们当然很着急，想快点拿回来。他们讲，现在不是我们找你们，是你们要求我们了。”
陈加来说：“一个月里，我去镇政府不下20次。要想拿回东西，我首先必须承认打人了，他们没能如愿，车子就没退我们。”
“我们也想过打官司，上县里咨询，人家告诉我们，打官司，你们耗不起，一年半载都说不准，就算你们打赢了官司，等车子拿回来，也该报废了，快一点的办法是上访。”“我们先上到县信访办，结果转回镇里。没解决，我们心急，又去了市里，结果还是回到镇上。可能知道我们上访了，有人传话给我们家人，说这个事情大也不算大，把我陈加来枪毙是不可能的，但是抓起来，教育个三两年是可能的。老人们更害怕了，本来就扣了4万块钱的东西，人再出事，怎么办？”
朱银秀在广东打工时，有一年是在图书馆，回家后她还自费订《读者》杂志，上访材料都是她写的。“一封要花23块钱的特快专递，我就发出去20多封。”在《冰点》收到的举报材料中，她写道：
“请问：这天下还有没有法管一管为非作歹的‘人民公仆’？还有没有法让平民百姓过一份安稳的日子？在全党上下认真贯彻‘三个代表’的今天，在全国人民依法治国、努力建设政治文明的今天，镇政府这些‘人民公仆’竟敢如此违法罚没村民财物，坚决不打收据，不准留下证据，打人并迫人写检讨，请问：公理何在？党纪何在？法制何在？”“我的小家庭已经断绝生活来源，多少亲戚都被牵连，我们夫妻8年辛苦打工的成果，眼看化为灰烬。”“请给我们平民百姓一个合法生存的权利吧！我们恳求你们协助解决，恳请上级领导机关严肃查处这件事，要求洲湖镇政府：善待百姓，尊重百姓！立即停止对我们的侵害，退回我们的汽车、摩托车等家庭财产以及所有钥匙，还我们一个祥和生存、生活、生产的起码的环境。”
知道他们告状的事，朱银秀说当时家里人、村里人，几乎所有人都劝我们，别再上访了，不要告了。“政府是铁门槛，你们迈不过去的！他们都怕。”“我们双方的父母，也找了村干部，请他们到镇政府说情。村支书去镇里3趟，村文书去了5趟，求他们退回我们的车子。我姐姐跟康发林的姐姐是邻居，我姐姐去她家里求情，能不能私了，把车子还回来。”“最后，实在没办法，我们也走累了，也拖不起，更不想让父母担惊受怕、心痛，只好委曲求全，只能认了。”
一个月后，7月1日傍晚，村文书朱逢时和陈加来父子，又去镇政府求情。经修改，陈加来的第8份检讨书，总算被通过了：综治办的领导：我向你们做如下实事求是且诚恳的检讨。
1,自5月29日事情发生后，没有马上向你汇报和依靠当地镇领导来解决问题。
2,事发之后，没有按照程序，就越级上访，增添了你们领导干部的麻烦，同时有损当地政府的名誉。
3,在这里还要向你和康部长道歉，道歉理由如下：在有关非典的非常时期，镇工作人员抄取物资，暂抵罚款，我们取证的要求，政府应该理解。同时在执罚人等没有想补证的念头下，我们拍照取证也是可以理解的，我的错就错在，当康部长追缴我妻手中的相机至家内房间门口，我妻急大声呼救，我闻声赶去，抓住他就给了他一拳，妻才得以脱身，我没有克制自己，一时冲动，对对方以打相报的行为是不明智的，更不能以自卫来为自己辩护，我应该以合法的理由制止康部长，不再打人才是正确的（改为：制止事态的发展），然后及时地向镇领导汇报此事，可我没有这样做，在此为我这种①目无领导，②以打相报的行为向你和康部长进行道歉。
4,请求政府退归还我的车辆等财物。陈加来2003年7月1日镇里还决定罚款：罚陈加保非典期间回来1000元，罚陈加来打人赔医疗费400元，罚陈传宗建房超标600元，农用车的地税300元。当场交上2300元现金后，陈加来才拿回自己的车子。
说到这儿，32岁的陈加来，长叹了一口粗气，眼圈红着道：“咳，委屈了！没办法，只能委曲求全！我们被打，白打，还要赔人家的医药费；我们的车子被扣了一个多月，损失也是白损失。最后，还要给人家写检讨，向人家道歉，还要被罚款。我心里憋着冤屈，可又没地方说啊！”
“我们是冒着生命危险做这个说服教育工作的”
在洲湖镇政府，我先找到镇综治办的王部长，他说自己没参与，不接受采访，起身走掉了。后来，镇书记让人叫来综治办的康发林。
康发林说，5月13日，也就是陈加保回家的第二天下午，他们去陈家的目的是“说服教育”。“正是非典的高峰期，告诉他们该怎么隔离。”
我问：“该怎么隔离呢？”他答：“在家隔离。”我问他罚款的事，他说没有罚。“听说你们还牵牛了？”
康发林讲，那只是吓唬吓唬他们，没有牵，当时天快黑了，又下雨。“去他家的路好难走。好远好远的地方，我们都是走路去的。我们就是这样，再远的地方，我们也要把工作做到。”康发林还表示说。
我问：“他刚回来，万一是个疑似病人，你们一下午去了十多人，不危险吗？”“我们只去了4个。”他答。
康发林说5月29日他们第二次去陈家，主要是回访。“看看他隔离情况怎么样，我们要善始善终，对他们起到保护作用。”“那怎么又发生拉摩托车的事？”我问。
他讲：“我们又提到上次的保证金问题，他说要钱没有。我们就采取措施，以物抵钱，当时他也同意了。”
我问：“他的隔离期已满，又没发现问题，那你们的保证金，还有收的必要吗？”
康发林道：“他是他们村第一个回来的，第一个就没交。我们绝对不是为钱去的，更不是想发‘非典财’，人命都没有了，要钱还有什么用，我们是冒着生命危险做这个说服教育工作的。”“在隔离期间，你们有没有往他家打个电话，告诉他该怎么更好地隔离呢？”
他说没有打。
谈起后来的事，康发林站起来说：“他们打人了！”起初坚决不同意我录音的他，这时指着录音机，叫我一定录上，说这个很重要。
我问：“是在街上打的，还是在屋里打的？”
他的声音又高又急地说：“他们一家人把我打进屋里，打我好几拳，好痛呵！我现在还在吃药、治疗。”接着，他又补充道；“后来，她（朱银秀）姐姐还到我姐姐家，威胁我们家人。”“怎样威胁的？”我追问。“她姐姐说，这个事情，你弟弟怎么怎么了，如果出了事情，要你弟弟负责。他（陈加来）这个人，不但不承认打人，还说我们打了他，叫他写检查他也不写。”“29日那天，后来还发生了什么事？”“后来？后来再就没什么了。”他答。
我问：“当天夜里在镇政府，说有6个人打了他，你也在？”
康发林说：“我不知道。”“他家的车是谁扣的？”“我也不知道。”“最后到底罚没罚款？”康发林仍然说“不知道”。
在安福县“防非”指挥中心，一位姓刘的主任对我说，对于本地外出务工人员，防非期间主要采取“堵、控、隔”的措施，县里没叫罚款。后来还专门出了文件，制止“乡规民约”中收取保证金、隔离费等做法。他给我看了安福县出台的相关文件。
5月18日安福县《关于严明纪律进一步做好“非典”防治工作的紧急通知》中明确说：坚决制止和纠正乱收费、乱罚款。严禁依据乡规民约向返乡的外出务工人员收取任何观察费、检查费、隔离费、押金和保证金。已经收缴的费用，搬走的个人物品要立即退还。
6月27日，安福县又出了同样的“紧急通知”，再次要求：“押金、押物，限期在7月10日前如数退还给当事人。”
回家一个多月了，朱银秀说很少看见陈加保笑。“他觉得给家里带来这么大的麻烦，心里很内疚，人很压抑。”陈加保告诉我，镇上有3个像他这样在南非打工的年轻人，死掉了。“在船上，我们每天要干十七八个小时的活，最多一次，48小时才让我们睡两个钟头。一个月，我们也就挣130美金。回家才一个月，就让家里损失了一万多块。自己死里逃生挣下的钱，拿命换来的钱，这样花掉，心里不甘。”
离开安福县的前晚，我和朱银秀住一个房间。三更半夜，她突然从床上坐起来，问我：“你说，他们以后，会不会对我们家打击报复？”
8月5日，记者打电话给陈加来，问那些罚金镇里是否按县里的文件规定退给他们了。陈说，没有，连收据也没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