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一个名牌大学的学生会主席，就业的选择不是大城市，更不是国家部委，也不是什么动辄年薪数十万元的外企，而是走乡串户卖摩托车。用荆磊本人的话说：“机会是自己找到的，自己就是自己最好的伯乐。”

　 在大学毕业生纷纷选择大城市作为就业目标的潮流中，荆磊无疑是个“少数派”。而这正是我们聚焦他的原因。

　 最近一两年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凸显，媒体对此报道最多的是：大学生如何奔波于一个个大城市里的人才市场，如何想尽办法在简历上大做文章，用人单位如何像大爷一样挑三拣四。但很少提及的是：在我国GDP中占很大比重的那些地处小城镇的各类性质的企业和单位，他们亟须大学生却难招到。在那里，大学生仍然是宝贝。荆磊选择的正是这样的地方。

　 一些地方人满为患，一些地方却患人不满。这个大学生就业问题中难以打开的一个结被荆磊绕开了―――到市场需求最大的地方去，到最能实现自身职业理想和人生价值的地方去。当然，他需要承受和付出的也不少，比如午休不得不和普通工人一样光膀子睡在纸板上，还要三天两头下农村。

　 正确的选择给荆磊带来了应得的“回报”―――毕业3年即成为公司的副总，许多猎头公司盯住他不放。而且，和那些留在大城市的同学相比，他“获得的无形资产最多”。

　 荆磊总在外面出差。熟悉他的朋友说，找他只能打手机，如果接不通，说明他正在一个没信号的乡村里。终于和荆磊取得联系，并约定晚上9时30分电话采访。荆磊下榻的旅馆很简陋，连一部固定电话都没有，幸好手机有信号。一个多小时的采访，据说让他的手机热得烫手。

　 以下是荆磊3年来的经历。

　 2000年，我毕业于复旦大学理论应用力学专业，当时的另一个“身份”是复旦大学团委学生联合会主席。班上32个同学，16个读研，一个回了老家重庆，14个留在上海。留在上海的同学，有的去了宝洁、通用这样的外企，也有几个去了很一般的公司，一个月也就1000来块钱。但他们都还算满意，毕竟留在上海了，这是当时同学们普遍的心理底线。我选择了地处浙江温岭的钱江集团―――一家纯粹的国企。

　 选择温岭也很偶然，直到签约那天，我还不知道温岭这个县级市的地理位置。但这并不说明我的选择很草率。一次偶然的机会，我遇到了钱江集团的一位老总。3个小时的聊天，就坚定了我去那儿的想法。老总最能打动我的一句话是，“温岭是个能给年轻人释放能量的地方，是个大熔炉”。

　 当时我有多种选择。大三时我参加上海市优秀大学生挂职锻炼，单位是上海市投资发展总公司。其间，我发表了一些论文，并由此与上海一房地产公司老总认识。毕业时，他让我跟他干，还许诺给我副总职务。我一听就晕了，刚出校门的年轻人就做副总，谁服气呀？而且，这样靠一句话就得到的副总职位，或许也会因为一句话让你卷铺盖走人。戏台上的官当不得。

　 当时我还可以争取留校读研或者去北京进修，但最终我坚持了自己的选择。现在的社会飞速发展，交通工具和通讯工具都极其发达，地理位置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社会位置。我想做些事，想实实在在体会年轻人流汗、摔打、爬起的那种感觉。

　 签约那天，母亲在电话里哭了。她无法理解儿子的选择。做了几十年人民教师的母亲期望我能读研、读博。同学、老师也不理解。毕业吃散伙饭时，大家喝得醉醺醺的，很多人哭了，我也很伤感。大家都觉得我不得志，是班上最惨的一个。酒席间大家对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哥们儿，干得不好再回来”。显然，很多人认为复旦大学院系团委与学生联合会主席当公务员、读研、去外企才是正道。我无疑是个另类。

　 我是2000年7月12日报到的。那天，公司派了辆丰田大吉普来接我。当时还没通高速路，从上海到温岭要走11个小时。一路的山路，颠簸得我心里七上八下，对自己的未来一片茫然。

　 到了温岭我才发现，公司当年竟招了300多名应届毕业生。其中，上海来了4个。大家3人一个套间，塞了满满一栋楼，感觉像大学宿舍。当晚，大家相约去逛城，没想到一不小心就进城了，一不小心又出城了。温岭实在太小了，回来时，大家一路无话。

　 公司把这300多人分成10组，每组配一个辅导员。我因为是单招过来的，没有参加分组，而是直接进了生产一线。3个月里，从摩托车的部件组装到整装、维修，我像一线工人一样，光着膀子，汗珠子摔八瓣地干活。最初，很多老工人都不相信我是个大学生。生产线离宿舍比较远，中午不能休息。一开始我很矜持，不愿意像普通工人一样睡在纸板上，但一星期后，我与大家无异了。

　 白天干活、学技术，晚上读书，我感觉自己每天都在进步。

　 接下来，我这个“秀才”被派到了办公室，主要写领导发言稿。工作枯燥，我厌烦极了，情绪有些低落。当然，后边的事实证明这段经历给了我许多帮助。

　 这一切都被老总看在眼里。我被派到了市场部，后来又去了南京分公司，再回总部市场部。这些日子，除了西藏、新疆没去，全国市场我几乎跑了个遍。摩托车销售主要是县城、城乡结合部、农村等，我就三天两头下乡，对市场越摸越熟。

　 钱江摩托是一家“国有性质不变、私有方式经营”的公司，也是摩托车行业的龙头企业，曾经创造过行业内的许多奇迹。头两年，我想得最多的就是，把企业这些好东西吃透、消化，让自己有力量。

　 也就在这头两年里，同时分来的300多个大学生，走了100多个，大多去了上海等发达地区。大家住在一栋楼里，走一个人对所有人冲击都很大，大家的心情起起落落。一段时间大家在楼道里碰见了，打招呼问的都是“你什么时候走”。

　 当时，公司年轻人抱怨“中层干部不行”。其实，他们不了解“中层干部”身上所蕴含的一些年轻人不具备的东西，比如经验、执行能力等。况且，果真如此，不正是年轻人的机会吗？但更多人当时的想法却是“没戏了，走人”。

　 在公司期间，我也有许多机会。

　 去年3月，我有了出国念书的念头，而且我的GMAT也准备好了。后来，总裁找我谈话，他没有拍着胸脯许诺给我多少钱、给我什么职位，而是冷静地分析公司的困难和机遇，表示公司需要我这样的年轻人。他甚至承诺以后会资助我出国进修。最后，我留下了。

　 去年5月，上海几家猎头公司找我，说上海一家汽车公司战略规划部经理空缺，年薪20万。他们甚至说，卖汽车总比卖摩托车有地位吧，一个在城里，一个在乡下。当时我的收入是年薪3万，但我拒绝了。我认为，在我现有的舞台上，我的舞蹈还没有跳到最好。

　 今年1月1日，钱江摩托零售管理公司成立，我当上了副总经理，管理着100多人，最年长的员工都快60岁了。每次开会，一些头发花白的老员工毕恭毕敬地称我“荆总”，我都心里咯噔一下，不知道是受用还是不受用。

　 这3年，大学同学不时搞聚会，很多人说看着我在进步、成长。我又成了班级的“顶峰”，因为我获得的无形资产最多。一些在跨国公司的同学表示，尽管他们收入较高，但只是耕着自己眼皮底下的三分地，甚至连公司战略都轮不上知道。

　 说真的，同学们的羡慕并没让我打飘。他们只看到了光环，却不知道我背后的付出与心酸。当了副总，我也没觉得很高兴，因为我知道总会有这一天的。我从来不相信天上掉馅儿饼，就像生活中我从不买彩票一样，因为我从不相信自己是幸运的。

　 我的一句座右铭是：机会是自己找到的，自己就是自己最好的伯乐。

　 荆磊曾是复旦大学学生会主席，2000年大学毕业时，大多数同学选择读研或留在上海，他却选择了一条“少数派”之路―――到浙江温岭一家摩托车企业，从生产销售一线干起。

　 3年来，荆磊先是和工人一起打拼在生产一线，后又走乡串户卖摩托。期间，和他一同被招到该企业的300多名大学生走了约1／3。今天，当初被同学认为工作去向在班里“最惨”的他，已经升任销售公司副总经理。

　 荆磊说：“机会是自己找到的，自己就是自己最好的伯乐”。

　 今天本报推出这位年轻人自主就业创业的故事，欢迎读者和我们一起关注“大学生自主就业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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