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4日，齐齐哈尔市发生日军遗留化学武器泄漏，49位市民受到伤害。与此事件微妙相关的是，原先对京沪高速铁路项目志在必得的日本人调低了嗓门。

　 化学武器泄漏是个突发事件，通过中日两国的司法渠道或外交渠道当可以解决。但另一方面，它再次撩起了国人对那段屈辱历史的痛苦记忆。作为“必然反应”，坊间 抵制日本技术的声音再次高涨。

　 京沪高速铁路项目已酝酿多年，日本、法国、德国之间对该项目的争夺也进行了多轮。由于京沪高速铁路的静态投资就是个上千亿元的“大盘”，若再考虑到动态投资及日后运行维护的巨额开支，它简直就是一个诱人的“大蛋糕”。在西方人近现代以来的价值思维中，国际商业利益从来就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三大国怎能不为此全力拼抢？何况今日三大国的国内经济都欠景气，其中又以日本为甚。更何况，技术出口或进口从来就是密切国家间经济关系―――改善国家间政治关系的有效“润滑剂”之一。

　 日本人“节外生枝”，正中法、德两国下怀，两国纷纷乘势加重竞争的筹码，其中又数德国人略胜一筹。下月10日起，德国总统将来华访问一周，并与多位中国领导人会晤。虽说德国总统的访华日程早就通过外交途径事先商定，但在京沪高速铁路项目争夺的节骨眼上，德国总统访华无疑加重了德国的竞争分量。

　 京沪高速铁路项目竞争是在三大国相关公司之间展开的，但各公司均得到了所在国政府的倾力支持。据说，背地里，三国政府均在为此展开一系列“技术外交”活动。由于买主是中国，我们自然在这场大国“技术外交”角力中处于主导地位。

　 大国间的“技术外交”向来是政治外交的一部分，也是大国国家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开放20多年间，中国的“技术外交”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生疏到逐步把握、从仓促应对到主动运用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的初始阶段，我们曾支付过高昂的学费，但我们逐渐变得聪明起来，开始货比三家，开始将“技术外交”置于谋求国家利益最大化原则之下的多重外交目标进行运作。譬如，在核电站技术引进（在法俄之间作出选择）、民航客机采购（在波音与空中客车之间作出选择）等重大技术贸易中，中国都充分利用买主的主导地位，将技术引进、国际贸易与国家利益挂钩，与改善西方大国的关系、改变中国的国际地位挂钩，以寻求国家总体利益的阶段性最大化。

　 经济发展拉动国家实力提升，中国人开始变得自信多了。前些日子中日外长会晤前，外界对会晤是否涉及京沪高速铁路项目有颇多猜测。在随后两国外长会晤的新闻报道中，中国对此并未刻意回避，中国外长李肇星告诉日本外相川口顺子：“日本新干线和法国的 T GV我都乘坐过，感觉都很好。德国方面也在积极行动，竞争会变得更加激烈。”

　 不要把李外长的一番说辞误读成外交辞令，这是国人智慧经受“技术外交”检验的得体回答。

　 当然，由于各种“传统因素”的历史积淀，中国的“技术外交”要想娴熟地进行操作，还须破除一些特殊障碍―――防止国家间的历史积怨与当前的国际交往扯到一起。此外，还须坚决地避免民间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对国家利益抉择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