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感冒鼻塞，就近上附近的药店买呋麻滴鼻剂，每支2.8元。作为一个新上海人，我对这个价格感到吃惊。在我的家乡浙江绍兴，同牌号的呋麻滴鼻剂每支才卖1.2元。而就是这个价位，药店仍有正常的利润可获。

　 读了《文汇报》8月18日《为药品零售市场再“松绑”》一文，我算找到了答案：上海零售药品价格之高 ，毛病出在政府的市场准入限制上。

　 上海市药监局等5个政府部门对开办零售药店实行配额管制，规定每7000至1万人配置一家零售药店，全上海药店总量在1850家左右，目前缺额450家，每年配额150家，在各区县按计划进行分配。由于配额挡道，民营的杭州老百姓大药房（采用药品平价销售策略）向上海黄浦区药监局申请开店而遭到婉拒。比较就有说服力，常住人口才20来万的绍兴市区，开办零售药店没有配额之说，每2000人就有一家民营药店，竞争比较充分，零售药价虚高就难以立足。反观上海市区，开设零售药店实行配额管制，零售药市竞争不充分，药价自然虚高。

　 通常，市场监管政策是用来监管某个具体的市场主体的。但是，市场监管政策维护市场秩序的根本出发点决定了它保障消费者（老百姓）利益的基本落脚点。因而，不管采用哪种市场制度，市场监管政策都是政府制定的公共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都必须坚持以民为本的基本立场。假如偏离了这个基本立场，市场监管政策势必带来一系列消极后果。比如，配额管制导致药市竞争不充分，药价虚高损害广大消费者利益。

　 这种必然现象不仅表现在药价上。不妨再举一例：据《东方早报》8月19日报道，上海市卫生监督部门出台一项新政，明年6月底前，市区营业面积不足50平方米或加工场所小于经营场所总面积1／3的饭店，将被勒令退场。这一监管政策当即遭来餐饮市场的一片嘘声，因为这项新政一旦施行，直接的后果有两个：大批小饭馆当即面临关张，大量从业人员将由此而失去饭碗；市民吃早点难题将在“加强餐饮卫生管理”的口号下被人为加剧。

　 市场监管政策要以民为本，这个道理普通老百姓都能弄懂，制定并推行监管政策的政府部门当然不会不懂。可是懂归懂做归做―――为何却常见某些政府部门制定的监管政策往往与此相悖呢？除了观念问题恐怕还牵涉到部门利益！

　 法律严禁卖假药，并赋于药监部门狠狠打击假药贩子的权力。药监部门是否就此尽责尽心暂且不论，却先弄出个“药店配额”来。如此，“药店配额”转眼成了药市上的稀缺资源，谁想占有，当然得支付“代价”。

　 话说到这份上，强调市场监管政策要以民为本仍然是“空喊”。重要的是，划定政府部门在市场监管中的权力边界，划清监管与行政许可的界线。人们盼望《行政许可法》早日颁布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