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看我音乐感觉好，但我是个普通的孩子，过的是平淡的生活，只是我经历的风浪比同龄人多。”曾几何时被誉为“钢琴神童”，今年考上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曲大卫对记者说。

　 记者来到大卫和父母刚刚在中央音乐学院附近租的房子，大卫说：“这已经是我们家从沈阳来北京11年后搬的第九次家了。我爸说，如果 当初有人告诉他，等我考上大学还有11年，光租房费就得十几万，打死他也不敢来北京。”

　 大卫滔滔不绝地对记者讲述着父母为培养他学琴所付出的一切：“我爸和我妈都特别喜欢音乐，我妈嗓子特好，小时候想考音乐学院，但‘文革’时下乡返城后却当了工人。我爸年轻时一表人才，想考电影学院，可我爷爷因在历次运动中挨整，临终前嘱咐我爸‘一定要当工人’。我爸真当了一辈子工人，但这并不能抹杀我爸对艺术的热爱。

　 “听我爸说，他和我妈结婚后，虽然家徒四壁，但他却花1250元钱买了台幸福牌钢琴，还花了900元钱买了台‘三洋’双卡录音机。为的是有了孩子，一定让他学音乐。我在我妈肚子里时，他就开始胎教，每天除了睡觉，从早到晚放古典音乐让我妈听，从卡拉扬指挥的贝多芬交响乐到柴科夫斯基、门德尔松的协奏曲。

　 “我出生后，我爸为了启蒙我，自学钢琴，他先学右手，再学左手，弹一首曲子费老劲了。听我妈说，那时钢琴教材很难买，从我一两岁起，我爸就跟别人借汤普森、拜尔等钢琴谱来抄，有一次为了第二天还人家，他抄了一夜，第二天竟晕倒在床上。小时候，他经常把我绑在床边的暖气管上，弹钢琴让我听，我妈在一边唱。两岁时我就会哼哼《红河谷》、《我的太阳》。三岁时，我爸教我弹的第一首曲子是《小天鹅》。

　 “三岁半时，我爸就张罗着给我找钢琴老师，而且要找最好的。我爸我妈野心比较大，他们一直有一个信念，就是我一定能学出来，一定能成为最好的音乐家。我爸打听到沈阳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朱教授是东三省最好的钢琴老师，就托亲告友找了好几次朱教授。但朱教授一听我才三岁半就拒绝了，说这么小的孩子上课听不懂。我爸没辙了，把我带去了，我给朱教授唱了《我的太阳》和《饮酒歌》，还弹了《小天鹅》，朱教授试了我的听力，说我有点儿天分，最终收下了我这个最小的学生。”

　 从那时起，大卫的爸爸曲兆清就开始了陪读生涯。大卫三岁半开始学琴时，与其说朱教授给他上课，不如说是给他爸爸上课，他可以东张西望不听，但爸爸不能不听，回家后全靠爸爸教他。为了纠正一个指法，为了让儿子理解一首曲子的意境，他费尽苦心。在他的指导下，五岁时，大卫创作了第一首曲子《草原小骑手》。怕儿子弹琴劳累过度，他还得陪着儿子玩，甚至趴在地下给儿子当马骑。

　 大卫长大后在音乐学院附中上专业课时，爸爸仍然跟着。别看老曲是门外汉，但自学了十几年钢琴，对音乐的感觉并不比大卫差，仅柴科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他就和大卫一起听过阿格里奇、阿什肯纳吉还有班诺维兹等十多个钢琴家的演奏，他俩常把多位大师风格不同、演奏水平也不同的演奏放在一起听，比较着鉴别着寻找着音乐的奥妙。

　 “小时候我从没主动练过琴，全是我爸拿皮带抽着我才练，因为学琴我没少挨打。你知道我爸打人有多狠吗？”大卫很轻松地笑谈挨打的事，好像与他无关。“有一次，我不好好练琴，他一气之下，一脚把我踹到琴凳下边半天缓不过气来。我妈从后边狠狠地踢了他一脚，然后疯了似地要和他拼命，说，‘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你要他命，我就要你的命！’其实我妈性格特温柔，但为我学琴挨打经常和我爸吵架，有一次还气得离家出走了。我爸说，‘学琴是打出来的，不是惯出来的。’他告诉我，每个成才的孩子都挨过打，贝多芬、马友友、盛中国小时候因学琴都挨过打，他认为家长打孩子是一种爱。”

　 “你爸打你，你恨他吗？”记者问。

　 “不。我认为我爸的观点非常正确，他打我是有道理的，因为我弹错了。将来我有了孩子也让他学琴，我也会打他，而且比我爸打我还狠。”大卫的回答真出人意料。

　 从大卫三岁半学琴起，爸爸就放弃工作天天在家看着他练琴，一家人的经济来源全靠大卫妈妈张莉在粮店工作的收入，日子过得何等清苦不言而喻，甚至不得不靠亲戚们的接济度日。他们住在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屋，放了钢琴后，三口人只好挤在一张单人床上，晚上睡觉时得再搭一块板子。

　 “从三岁到八岁，我把童年的欢乐和痛苦全留在沈阳那间小屋里了。”大卫说，“我爸我妈为了我学钢琴节俭了一辈子。那时，他俩的工资加起来还不到300元。但他们勒紧裤带，毫不吝惜地给我买了数百盘原声磁带。”

　 大卫八岁时，朱教授出国了。为了不耽误儿子学琴，他的父母做出了一个破釜沉舟的决定：举家迁居北京，为大卫找最好的钢琴老师，他们瞄准了著名钢琴家中央音乐学院的钢琴系主任周广仁。虽然他们在北京无亲无故，但为了大卫的前途，义无反顾地拎着两个装着全部家当的箱子来到北京，住在离市区很远的大兴黄村的出租房里。

　 没想到刚到北京第六天，就发生了一场意外的灾难。大卫被一个小孩绊了一跤，头磕在一块石头上。父母连夜带他到天坛医院急诊，作 C T检查时，医生发现颅内充满了血，立即做了开颅手术。术后大卫虽然保住了性命，但半个身子却不会动弹了，左腿难以打弯，左脚拖拉在地上，走到泥地时，就拖出了一道印痕。左胳膊也不听使唤，左手什么也拿不了。

　 爸爸让大卫试着弹琴，但他的左右手完全不配合，为此常常急出一头大汗。沮丧的时候，他就用右手掰着发木的左手指头，像掰一根与他无关的树枝。爸爸鼓励大卫，让他把不好使的左手往打开盖的键盘上抬，当钢琴的声音断断续续地在他那只笨拙的手指下响起时，爸爸哭了。

　 “受伤前我挺阳光的，受伤后弹不了琴了，一度我感到压抑、自卑，连性格都变了。不过，现在我已找回了自信。”大卫认为自己的脑袋开颅，既是一场灾难也是一笔财富，这些苦难的经历是一帆风顺的人想得到都得不到的。遭遇那场大难后，他懂事多了，主动开始练琴了。在爸爸的帮助下，他的荣誉接踵而来，二年级时参加石景山区艺术节，获得钢琴比赛第一名；又获得西城区“春芽杯”少儿钢琴比赛第一名；星海杯全国钢琴比赛优秀奖……1997年，大卫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附中，今年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

　 钢琴是奢侈的乐器，一个穷人家的孩子要去做一件富人家孩子能够做的事情，谈何容易？

　 大卫说：“我们在北京的生活比在沈阳时的想像要艰难得多。为了生存，我爸钻进黑龙江和云南的深山老林给乐器厂采购木材，住的是一天几块钱潮湿的地下室，白天得到外边晒太阳，每天饭费不超过五块钱。为了找一块好的木料，他的手掌竟被带锯从中间割开了，至今还留下深深的伤痕。我妈到医院看护过病人，给人当过保姆，现在还给两个‘老外’当小时工，每月收入800元。她的腰不好，但经常得跪着擦地。她的心脏也不好，总随身带着速效救心丸。我妈真是对一块钱都很珍惜，夏天干活热的时候连一根冰棍都舍不得买，有时候竟累得在回家的地铁上晕过去了。

　 “我从初一到高三的学费都是一位在菲律宾的中国夫妇资助的，否则，靠我爸和我妈挣的钱真交不起学费。我还记得有一次开学该交学费了，可钱还没从菲律宾转账过来，我爸和我妈天天从早到晚出去找人借钱，借了两三天才凑齐4000元。高考前，他俩可真是玩命了，给我找老师辅导，每节课300元。我妈说，我上大学后，我们就不让人家资助学费了，还有比我们更困难的人等着资助。”

　 谈及父母，大卫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他们都特别善良，我很幸运，有这么好的爸爸妈妈。”

　 说起今后的打算，大卫坦言：“我曾经萌发过出国的念头，学作曲适合到国外学，在中国的压力太大，压力不光来自父母，还有同学和朋友，我想换个生活环境，轻松点儿。”

　 其实，大卫在儿时由于常听爸爸讲贝多芬、卡拉扬的故事，从小就想出国去见见这些世界著名的音乐家。四岁时，一位叫布鲁斯？罗杰兹的美国教师曾为大卫写过一篇题为《一位中国的神童》的文章，发表在美国的报纸上。

　 文中写道：“大卫一岁时，就能坐着一动不动全神贯注地欣赏录音磁带一连好几个小时……他具有高度灵敏的乐感，使他能把别人唱的或是录音磁带中的曲子转而在钢琴上重奏出来。”

　 “‘大卫，你不想去美国学习吗？’他爸爸在告诉他我是美国人后这样问他。‘不，我想去联邦德国。’他迅速回答。我问：‘为什么？’他答：‘我要去找卡拉扬！’”

　 大卫告诉记者：“我爸我妈年岁大了，希望我陪他们，我只好暂时打消出国的念头。我妈特别想在北京买套房子住，她最爱看《北京晚报》的‘楼宇’专栏，她不光是对房子的期望，也是对我的期望。我不愁自己，就是愁他俩怎么办，老家沈阳的房子已卖掉还亲戚的钱了，我们不可能回去了。我准备大学期间到饭店弹伴奏或教学生弹钢琴，攒钱顺的话给我妈买套房子，先买首付两万，月付500的那种。”大卫自信有能力挣钱，“我从初一时就开始在暑假教学生弹琴挣钱了，第一次挣了一千多，全交我妈了。高二时到宾馆弹琴，一小时25元。高考期间给全国小提琴考级伴奏，半年挣了一万多。”

　 对含辛茹苦陪读了16年的爸爸，大卫感激不尽：“从小到大，我总听我爸信誓旦旦地说，‘非得让我的儿子成为最好的音乐家！’为了实现这个梦想，16年来他一直在和我拼命，和自己拼命。我考上中央音乐学院后，他特别高兴，像小孩似的欢呼雀跃。”大卫说，“我不会使我爸我妈失望的，我觉得自己离成功的路不是很远了，一步一步往前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