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采用听证会形式了解民意和改善公共服务是社会进步。但善待听证会上的各种意见，并作出得当的制度安排，更为重要。
■从法律上、行政程序上对听证于民的实践进一步规范，在决策领域和环节上杜绝与民争利的政策，从而最终实现还利于民、谋利于民，使听证于民转化为决策利民，才刚刚起步。
听证会这种公众参与影响社会政策的实践模式，已成为社会焦点，先有广东省关于《广东省爱国卫生条例（草案）》的立法听证会，后有国家民航价格听证会。民航听证会后，一名与会者说：“近期中国一系列的听证会，说明了透明化、民主和规范，正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价格听证会
力求透明的协商机制
价格决策听证会制度是价格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消费者直接参与定价的重要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23条规定，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等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应建立听证会制度，征求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在任何事关国计民生的改革事务中，我们都需要进行充分、全面、科学的论证，并努力寻求规制公平、利益协调的方案。
建立价格决策听证会制度的重要意义是显著的。实行听证会制度，邀请社会各方面代表参加，特别是吸收申报方的对立面、有关用户或供货户和消费者参加，有利于沟通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联系，加深相互理解；有利于促使经营者加强经营管理；有利于提高消费者的心理承受能力；有利于使价格决策形成多方制约的格局，提高政府制定价格的科学性、全面性，减少盲目性、片面性，使定价更加符合实际。
铁路票价、电信资费、民航机票价格听证会的实践，对决策理念与模式创新的深远影响是难以估量的：（1）政府采用听证会形式了解民意和改善公共服务是社会进步。但善待听证会上的各种意见，并作出得当的制度安排，更为重要。（2）价格决策听证会的运用，其社会综合效应是多重的。价格决策是听证会的中心目标，但公众信息的公开和利益的社会协商也成为经济转型期听证会的重要社会功能。民航机票价格听证会，与其说是价格讨价还价的交易会，还不如说是民航管理部门在不改变民航企业管理体制前提下，借用公众参与和市场力量，遏制民航企业恶性竞争，拯救国内民航企业于水火的市场秩序“问计会”。听证会虽没有带给消费者期望的价格优惠和服务增值的好消息，但公众力量的参与增加了民航体制改革和企业管理改革的压力，是不言而喻的。
立法听证会
力求民主的沟通机制
立法听证会是在立法过程中加入听证程序，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它强调与立法规则适用对象的沟通，增强立法的民主性。
1999年9月9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就《广东省建设工程招投标管理条例（修订案）》举行立法听证会，开了我国地方立法史上的先河。2000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立法法》，正式明确了立法听证会的法律地位。至此，立法听证会开始纳入各级立法机关的议事日程。
立法听证会将立法的民主性增强，能减少新的法律法规实施的阻力，提高政府政策制定的透明度，同时激发市民参政议政的积极性，提高政府政策法规制定的透明度，使法律的实施效果更好。
但听证会仅是决策的一个重要环节，而不是“表决会”。对听证意见作出法定的处理，是听证会与座谈会的区别之一。如何对待反对意见成为立法听证会决策的难点。反对意见可以开阔立法者的视野，使法律具有更加坚实的公众民意基础。
听证会是有成本的。但是经过公开、公正的听证程序，提高了决策的科学性，而且也易于群众理解和接受，保证了政策执行的效果；听证会总有反对意见。经过听证程序表达的反对意见，是必须尊重的，这是听证会制度公共表达机制的完整性与民主性所要求的。
决策利民
实现人民利益的决策导向
听证会制度的探索与实践，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历史进程和社会发展趋势的重要环节。但如何从法律上、行政程序上对听证于民的实践进一步以规范与总结，在决策领域和环节上清理、矫正、废除、杜绝与民争利的政策，从而最终实现还利于民、让利于民、谋利于民，使听证于民转化为决策利民，才刚刚起步。
党的十六大提出实现决策机制科学化、民主化的总体要求：“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胡锦涛同志在“三个代表”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也强调：“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以及全部工作，只有顺民意、谋民利、得民心，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些论断都阐明了民意、民智、民力、民利、民心对党和政府通过科学决策，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重要性。
改革事务千头万绪，抓住了民情、民意、民智、民力，抓住了公共参与，就抓住了改革的根本。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历史进程中，统筹兼顾、妥善处理各方面的利益，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都对决策层通过倾听群众呼声，把握群众意愿，集中群众智慧，创新发展思路，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党和政府决策领域，以听证会的探索为载体，适应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要求，树立以参与、回应、互动为核心的新的决策理念，实践以科学理性、平等协商、利益协调为特征的新的决策模式，逐步在形成中国特色的公众参与、双向互动的利益表达与决定机制基础上，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决策体制，对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影响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