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气是一种完全不可分的全球公共资源，全体人类共同消费。所以，人类行为所导致的气候变化就成为全球性的问题，而且成为当今国际经济与政治的焦点。

　 气候变化源于化石燃料燃烧所排放的温室气体，而化石能源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和物质生活水平的保障，这样，气候变化就涉及到一国的国家利益，与经济增长 和生活水平直接相关。

　 任何国家排放温室气体都会引起气候变化，给包括它自己在内的所有国家造成损失。对此，世界各国一致承认减排温室气体的必要性。但是，所有国家都希望别国努力而自己坐享其成。这种集体行动的难题使国际社会建立一种制度，来约束各国。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和世界气象组织（WMO）于1988年成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为国际社会提供科学咨询。1992年，153个国家和区域组织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开创了全球合作对付气候变化的里程碑。自1997年《京都议定书》以法律文件形式规定了发达国家的减排目标后，国际气候谈判进入了一个极不稳定的阶段，各缔约方为了维护本国经济利益而采取各种政治和外交手段，展开了激烈较量。

　 发达国家是全球温室气体的最大排放源，人口约占世界24％的发达国家消费着世界能源总量的70％，二氧化碳排放占到全球总量的60％以上。发达国家应该率先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据此，《京都议定书》只是对发达国家做出了减排规定。

　 毫无疑问，气候变化是“有害之物”，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才能免受其害。减排行动必将提高使用化石燃料能源的成本，降低企业的竞争力，而企业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竞争力，并且与各国长期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密切相关，其结果必然导致国际社会在温室气体减排的道路上举步维艰。

　 人们注意到，当气候变化减缓时，并不能排除某国或某人享受这一好处。因此，一国采取减排措施，他国不必付出成本却可享受减缓气候变化的好处。这种“搭便车”行为限制了各国履约的积极性。

　 发达国家为了降低减排成本、较多地占有资源（温室气体排放权已成了稀缺资源），都寄希望于通过排放贸易、联合履约和清洁发展机制，在境外获得减排额度，减少国内实质性的减排数量。于是本国国内二氧化碳的排放反而增加。比如2000年，美国化石燃料燃烧排放的二氧化碳为15.83亿吨，与1990年的排放量相比还增长了16％。

　 生存与发展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首要任务，其未来能源需求将有较快增长。为了争取发展空间，发展中国家不愿过早承诺；而部分发达国家坚持认为没有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则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难以得到有效控制。这就是所谓南北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