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房子给主人，永远不再提及拆迁二字，四合院便会自我净化”

　 华新民逛院子，特别要看看厨房和卫生间，还要拍下来。她要让那些攻击四合院的人看到：四合院不是又脏又乱，而是安静又舒适的。

　 人们为什么不去想四合院变成大杂院的根源？她不停地问我：如果四合院依然像以前是一家一户的，怎么会有私搭乱建？如果人住多了，有关部门重新安置，又有谁会愿意一家几代挤在小窝棚里？

　 老人们回忆，解放前，胡同里是没有公共厕所的。院门一关，四合而居，家家有一口上水井，一口渗水井，完全可以自给自足。有的老宅院的澡盆和厕所已用了近百年。“文革”中大批人口迁入这些老院子，房子不够住，于是厕所和厨房都变成了居室。

　 吴祖光的夫人新凤霞回忆那段日子时写道：

　 忽然，抢占房子开始了。进来一男一女，男的三四十上下，女的三十多岁。男的是萃华饭庄党支部书记，姓姜。他说：“我是共产党员要进来住，你家房多人少。”说着，他手拿封条把西屋一排门封了，我们家谁也不敢回答。我们屋里还有很多木器，姓姜的夫妻两口带着几个儿子全部占用了。当时祖光被抓到牛棚不许回家。不久，又来了几个三十上下工人模样的，

　 一进来就对我婆婆说：“我姓刘，共产党员，西屋姓姜的住了，我来要你的南屋，我是老少三代……”这家搬进来，把屋里的家具及器具也全部占用了。

　 ……房管部门把全院大改造，大房改小房子，北屋、东屋、过房都搬进了人，而且都是私分。我都看过了，太伤心了！北房的大落地玻璃窗拆走了，院里的树全砍掉了。从进门就起了小房子，成了破破烂烂的大杂院。

　 问题是，那些因时代而形成的错误，就应该永远成为笼罩在传统文化身上的阴影吗？

　 东四某条胡同的一处院落，主人是位70多岁的老工程师。他介绍说，此院在乾隆年间就已在地图上存在，曾是位九门提督的宅第。老人的父亲60多年前购得此院，30多间房屋在“文革”期间被瓜分一空。

　 落实政策后，老人打了近10年的官司，把房子一间间要回来；又花了10年的时间，一间间整修。直到2001年，最后一户不肯搬走的，才住到了老人在别处为他们置办的房屋。多余的被拆掉了，墙壁重新粉刷，破落的门窗换上了新的，卫生间重新出现了，一家人又和和美美地住在一起。当老人将重修前的照片拿出来时，我们都惊呆了―――谁都无法将照片上的景象与眼前这个院子联系起来：前者七扭八歪，破烂不堪；后者清爽幽静，生机盎然。而所有的费用加起来，“只有七八万块钱。”

　 讲起过去的日子，老人的面容阴暗，语调低沉。他不愿意在报道中提及他的名字和住址。这座院落并不在保护名单上，他希望这个地方永远不被人注意，而仅仅是他的家。

　 华新民认为：还房子给主人，永远不再提及拆迁二字，四合院便会自我净化。“谁愿意自己家乱七八糟的呢？”

　 一位中年妇女对我们嚷：什么“危改”，这叫拆迁，就是拆了让你迁。10年了！说拆迁这10年没一天我睡得踏实。

　 她不是私房主，但她爱所住的院子，她存了一笔钱，一直想要把那里打扮一下，却迟迟无法下决心。

　 另一户人家说：只要政府不拆迁，你们说按什么标准修，我们就按什么标准修，我们有这个能力。可现在是不搬不行啊！

　 华新民不明白，怎么一句“没有卫生间”、“不能通汽车”就可以把存在了上百年的院子都铲得片瓦不留。

　 现代化？她嘲笑这个词。现代化是为了让人们生活得方便舒适，而不是强迫拆掉别人的家，让他们住进偏远的楼房，再送他们一个现代化的工具―――火车。“轻轨不就是小火车么。”

　 大多数拆迁户无法回到原址新建的楼房里―――没有钱，或者根本就不允许。他们多搬到了丰台、通州或洼里这样的城乡结合地带。

　 华新民说，她认识很多搬进了新房子的老人，有的再也没有进过城，有的甚至都没有下过楼，有一位因为去找曾经的老街坊迷了路，急得犯了脑溢血，就死在大街上；那些还在工作的人，每天都要花三四个小时在上下班的路上，没有任何娱乐时间，月月年年，弄得身心疲惫――“这就是现代化？”

　 “有人提到胡同里救火不方便，完全可以制造一种小型的救火车。这种车在欧洲遍及各个老城市，专为中世纪的窄小街道设计，难道不比动迁数十万居民更经济？

　 “还有人说胡同不适于交通。那是人住的地方，不是为了通汽车才建起来的。欧洲到现在还有几百座老城市的街道都没办法通汽车，不是一样保留下来了吗？“就说巴黎吧，近些年来有人提出那些老房子上下楼不方便，于是政府就专门设计了一种小型电梯，虽说一次只能容纳两三个人，但它既提供了方便，又保护了建筑。”“因为一个人得了点小病就把他杀了吗？只要想保留，总会有办法。”华新民有些疲倦的眼睛里，带着些许不屑。“问题是，我们看不到这种努力。”

“只怕我们脚步太慢，力量太小，就是已经剩下的这些恐怕也保护不了多少”

　 为了保护古都文明和文化，华新民成为她口中那些“坏人”最执著的对立者和斗士。虽然她有一头及肩的蓬松长发，总是长裙及地，只是个略微发福、没有任何权力的中年妇女。

　 一日，一个住在桂公府的百姓给她打电话说：与桂公府连成一体的跨院写上了一个“拆”字。

　 桂公府是慈禧弟弟的府第，慈禧就是从这里出嫁的。桂公府的主院早已被定为文物保护单位，而一墙之隔的跨院，由于种种原因，已变成了大杂院。是华新民发现了这个跨院，并请文物专家进行考证，作出了“理应列为文物”的结论。可文物局批文尚未下达，却已经要拆了！

　 华新民急急赶到现场，看到确实画了个大大的“拆”。她寄希望于快点办理保护手续，能够保住这个院子。

　 不久，又有人打电话告诉她，有一家要搬走了，一旦搬空，房子可能就保不住了！

　 放下电话华新民就赶到文物局，要求立即给拆迁办去函禁止拆房。

　 第二天，公函还是没有下达。华新民不放心，一早跑去，要了一个小板凳坐在院子里，盯着那间被腾空的房子。

　 果然，哗啦啦闯进一批拆房的民工。

　 “这是文物，你们不能拆！”华新民强作镇静地说。根本就没人理她。

　 工头儿手一挥：上去，快拆！工人们戴上手套，捋胳膊挽袖子抡起大锤。

　 “不能拆，绝对不能拆！”华新民张开胳膊，站在房前，声嘶力竭地喊出来。那一刻，她自己都没想到会发出如此大的声音。

　 民工们面对这样一个说中国话的外国人，有些不知所措，相互看了看，退了出去。

　 华新民没有离开，她独自祈祷工人不要回来了。太阳一点点升高，街坊们给她送来了午饭。

　 这时，拆房的人回来了，还多了几人。民工们看都不看她一眼，“哗”地跳上房，挥镐舞锤一通猛砸。

　 华新民控制不住感情了，她觉得自己的家在被践踏。她大喊：不是不让拆了吗？怎么又来了，为什么？究竟是为什么？！

　 情急中，她拨了一位区政府领导的电话。领导说：那里肯定有工头？你让工头接电话。华新民急忙把手机递给工头，对方不理她。华新民无助地举着手机大喊：还有谁负责？还有谁负责？

　 没有人在乎她，似乎她并不存在。华新民几乎吼叫起来：你们真的不能再拆了！这是犯罪呀！

　 区政府领导安慰她说：我已安排区建委去人了，就在路上。

　 果然，不一会，区建委的领导到了。他一声吆喝，民工们都住了手，从房顶上跳下来。可是，一幢完整的房子几近成了废墟。华新民几乎气晕了，她跟着建委领导到拆迁办，苦口婆心地讲了一大堆这个院落的价值，抗议这种拆房行为。

　 但她感到自己不能离开。果然，一个多小时后，民工们又回来了。与先前一样，谁也不理她，工头在一旁使劲喊：快拆快拆。

　 “就不信没人能管得了你们！”华新民咬牙切齿地拨打了110。

　 警察一出现，民工的手立时僵住了。华新民把来龙去脉与警察一讲，警察便厉声问道：是不是区建委领导叫不让拆了？没人说话。既然领导不让拆，为什么还坚持拆？一声不吭。

　 华新民绝望地抓住准备离开的警察：你能肯定他们不会再拆了吗？

　 就在这时，市文物局《关于保护桂公府跨院的文件》终于下达到了有关部门。民工奉命离开，不再回来了。拆下来的砖瓦，经专家鉴定后，被运往故宫博物院，作为今后的修缮用料。

　 这整整一天，华新民仿佛经历了一场生死劫。一位朋友告诉我，那天她屡次接到华新民的电话，另一端是无助的哭声：怎么办呀！就我一个人，就我一个人。谁来制止他们！

　 一位住在附近的居民实在心疼她，跑到这里来陪她，生怕她会就此倒下去。她说，在保护北京古城的人中，华新民是个旗帜，她不能倒；有朝一日北京胡同拆迁停止了，北京人应该给她树一座碑。“真是，她真是太不容易了。”

　 华新民倒不在意这种评价，她总是感到遗憾和无奈，“只怕我们脚步太慢，力量太小，就是已经剩下的这些，恐怕也保护不了多少……”

　 就在今年9月5日，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蔡义江在北京宣布，经过文献考证和考古发掘，正式确认北京“蒜市口十七间半”为曹雪芹在北京的故居遗址，这是国内惟一有档案可查、有地图可证、有遗迹可寻的曹氏故居遗址。它现在的名称是广渠门内大街207号院。

　 可惜的是，这条消息迟到了两年。这座院落在兴建广安大街时被拆毁，只作出了将来在道路北侧按遗址和地图重建的妥协。

　 “我听到的‘重建’、‘迁建’的说法太多了。”华新民说，“可是他们把房子都砸碎了，拿什么建？建出来不也是假的吗？”

　 有人统计过，方圆62平方公里的明清古城里，除了已经存在的1000多处文物保护单位，还有6000多处没有被列入文保的文物。这块仅占北京城区面积5.9％的土地，不仅有800多年老城兴衰的见证、几千年中国文化的遗迹，也必然是未来旅游经济中新的热点。

　 然而现在，似乎我们已经丧失了发现它们的机会。据《中国文物报》报道，旧城改造的部分已占原来北京面积的1／3,而剩下的2／3中有一半是故宫、北海、中南海等重要建筑和水面，没有改造的只剩下不过9平方公里。

　 在华新民和民间组织的不完全统计中，仅2002年以来，就有50余处被确定为保护文物的院子，被“合法”地拆掉了，更多的已在“待拆”的名单中；20世纪90年代以来，被拆掉的定名为“文物”的院落，有70多处。

　 每一天都有一点历史被抹去。北京的大规模拆迁吸引了国外媒体的注意，外电称这种义无反顾的壮举为“文化自杀”。法国《世界报》曾刊登过一个醒目标题：让上千个曼哈顿在北京开花吧！英国《卫报》评论说：这是另一场文化大革命，它挥舞的不是红宝书，而是拆迁令。

　 “毕竟，胡同里住着人呀！这样的拆迁，太伤老百姓的心了！”

　 2003年初，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助下，华新民第一次将拍摄下来的四合院照片组成了一个展览―――《留住四合院，北京之魂》。

　 展览前夕，正是农历春节，原本承接展览工作的人员都返乡过年去了，迫于展期日益临近，照片和说明的粘贴，都是由老四合院的居民义务完成的。

　 “我的手指头磨得生疼。”张春婴说。她是这些义工中的一个。那时，她住在北京南池子普渡西巷1号。她说，大家看中的，还是那句震撼人心的话：“所有这里展出的院落，都是即将被拆除的”。

　 然而这个展览并没能拯救她的家。2003年2月24日，在家里没有任何人的情况下，她的家被强拆了。这是北京南池子修缮和改建工程中被强拆的14户之一。

　 半年之后，我在北京市政府信访处外见到她时，她和丈夫每日住在原单位的办公室里，两口子睡在地上，儿子睡在办公桌上，白天上班时间，只好在马路边、商场里四处飘泊。

　 她依然衣着整齐干净，头发梳得一丝不乱。她的丈夫谢玉春，穿着一身乳白色的唐装，“我就是喜欢传统的东西。”他说。

　 这项启动于去年5月的工程，虽然从一开始就受到各方专家的置疑，但最初并没有在谢玉春家产生影响。这处院落，是谢玉春的爷爷在1942年买下的，谢玉春和他的四个兄弟姐妹也先后在这里成家，至今已生活了四代人。1987年，全家对院落进行了翻修，临街的门面房还开了家小饭店，作为全家收入的重要补充。

　 有这样的生活背景，谢家当然愿意保留自己的院落。因此，根据此项工程的《宣传提纲》，谢家选择了不参加改建，自费按标准修缮房屋，自费接通市政管线，依然居住于此。但是，当他们与修缮指挥中心提出自己的想法时，得到的答复是：没什么原因，你们必须搬，就是不能住在这儿。

　 作为民革党员的谢玉春夫妇，向北京市政协提案组反映了这一不按规定办事的情况，指出，他们所看到的“修缮”，是原居民全部迁出不得回迁，拆平率达到98％。他们没想到，自此便开始了不断的“跟踪迫害”。

　 2002年7月，有人深夜将他家的饭店窗户砸坏，迫使饭店停业。

　 9月初，家里的院墙又在深夜被拆掉。

　 随后，当谢老先生在家门口乘凉时，一位拆迁员走到他身边，虎着脸厉声对老人说：看你们不搬，不搬就送你们去派出所！84岁的老人吓得当即犯了脑血栓，尿了裤子，被送进医院，至今大小便失禁。

　 2003年1月8日，修缮指挥中心的一位工程师来到谢家，四处查看后说：这院保留了，自行修缮。全家欢欣鼓舞，以为可以保住祖宅了。没想到一个月后，区国土资源局和人民政府又先后向谢家下达了《城市房屋拆迁纠纷裁决书》和《强制拆迁决定书》，给他家安排的中转房，是一处需要爬过渣土堆、墙壁裂了大缝的破院子。

　 谢家无论如何也想不通。

　 “根据报纸上公布的政府决定，我家是31个保留的院落，现在光天化日下就给拆了。政府决定到底算不算数？“我们就是不想卖，凭什么要强迫我们？

　 《宪法》明文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到底算不算数？

　 “裁决人员从来没跟我们见过面，没到现场调查过，凭什么作的裁决？还把我们从自家的好房子调到危房去住？

　 张春婴说着，几次红了眼圈儿说不出话；谢玉春坐在一边闷声扇扇子。

　 夫妇俩因为家里有私房，两口子谁也没要早年单位分配的房子，本想着退休后安安稳稳享受天伦，却无法料到这场“横祸”。

　 坚持不懈地反映问题，只换来了让他们痛心的几个字：“别跟我们讲法律！”甚至在强拆后，他们也没能过上安生日子。匿名电话不断地打到手机上，还要求他们搬出现在正在居住的办公室。“还让我们上哪儿？我们已经睡在地上了，难道让我们住大街？”

　 这一切，更加强化了他们保护自己财产的信念。“我们绝不妥协。绝不在强迁书上签字。绝不要一分钱―――如果被强奸了，又要了强奸犯的钱，不就成了卖淫的？那是共同犯罪！”张春婴写好了一封给市长的信，从今年5月份开始，每天打4次市长录音电话念这封信；从6月份开始，每天给市长电子信箱发4次；从8月份开始，每天在市政府信访办登记两次，要求解决问题，恢复自家财产。

　 作为本本份份的普通公民，他们认为自己也没有“权力”提任何过份要求。“能不能试试，”张春婴几乎恳求道：“试试，在老百姓的事情上，按法律办一回？把属于我们的还给我们，我们就知足了。”

　 一切，都没有回音。谢家的遭遇，只是近10年成千上万拆迁户中的个案。华新民轻轻咬着干裂的嘴唇说：“让我讲三天三夜都说不完。”

　 在原址建起的给回迁户的住房，通常也是条件最次、质量最差的房子，以至于老百姓编了句顺口溜：危改危改，越改越危！

　 “听起来觉得不可思议吧？”她看出了我的惊讶，“如果是因为公益建设还有情可原，可这都是要拆了人家的房让开发商去赚钱啊！”

　 有人将拆迁四合院和胡同称为“拆掉北京的第二个城墙”，华新民不同意这种说法：“毕竟，胡同里住着人呀！这样的拆迁，太伤老百姓的心了。”

　 “现在已经不能谈具体保护哪一个院子，而是要全部留下”

　 华新民曾倡议迅速推出一部《胡同法》，像所有国外古城保护的法律一样，将所剩不多的老北京原汁原味地保护下来。这部法律不只应该限制一切在旧城内的拆迁改造行动，而且也要对原有房屋的修缮进行限制，所有修缮工作需由特殊的专家委员会批准、设计，方可进行。

　 “现在已经不能谈具体保护哪一个院子，而是要全部留下。我们常说古城风貌，如果不从整体保护，风貌从何而来呢？”华新民有些焦急：“是高楼大厦中孤零零的一两个四合院？还是博物馆里一两张照片或者模型？”

　 1832年，雨果刚刚完成《巴黎圣母院》，面对路易？菲利浦时代对古建筑的大肆破坏，愤怒地写下了一篇《向拆房者宣战》，呼吁议会通过一项保护古城和文物的法律―――而且也奏效了。两年前，华新民将其翻译成中文。其中几段是这样的：“再听听他们讲什么：为了多放几堆白菜，得铲除那座封建时代的建筑物。然后每个人再使劲说些官冕堂皇的漂亮话……

　 “另外，在圣奥曼，还有一位省长，他在把著名的圣伯丹废墟毁了四分之三后，竟说是为了让工人有活儿干。这是多么荒唐！如果这些行政长官，既不通管理又头脑空虚，放着眼前该铺铁轨的路不铺，该挖掘的河道不挖，该修的街巷不修，该清淤泥的港口不清，该开垦的荒地不垦，该盖的学校不盖，却不知让手下工人干什么好的话，也起码不要把我们祖国的文物建筑像猎物一般扔给他们去拆除，不要让他们拿着石头去换面包。

　 “在巴黎，我们也到处眼睁睁地看着那些人破坏文物。破坏文物者在扮演着建筑设计师的角色。破坏文物者被赞赏和受到鼓舞及保护，被咨询和被资助。破坏文物者为政府承包工程。他偷偷告不得人地坐在政府的预算资金里，小声地吞食着，仿佛老鼠吃奶酪一般。

　 “在种种理由当中，也有经济学家和银行家的理由：这些历史建筑留着有什么用呢，除了还得花钱维护！拆了算了，拿拆下的料至少还能换几个钱。然而即使从纯经济的角度看，这种推理也是错误的。……这些历史建筑本身就是资本，许多外国的有钱人都是慕名而来，所带来的经济利益远超过了维护方面的开销。拆掉它们便是给国家断了一种财源。

　 “为了艺术，为了法国还是法国，为了记忆，为了人类智慧的伟大结晶，为了先人集体创作的作品，为了历史，为了制止摧毁永不可再生的，为了给未来留下一个民族最神圣的东西，为了过去，为了这一切来制定一条可称之为正确的、好的、健康的、有用的、必需的并且紧急的法律！”

　 这篇文章在网络上广为传播。许多人读后非常激动：“将‘法国’二字换掉，就是100多年后北京的写照，我们究竟是前进了，还是落后了？”

“北京应该证明给世界，它是个法制的城市，是个能让百姓安居乐业的城市”

　 但华新民慢慢发现，中国并不缺少相关法律，而是缺少实施法律的公正环境，缺少对破坏者的监督，缺少维护居民最基本权利的意识―――许多拆迁的实质，就是对原居民私有财产的无偿侵占。

　 华新民在父辈们保存的文件中了解到：早在1949年8月，《人民日报》就刊载文章，明确说明政府保护私房产。建国初，北京共有私房92万间，除了1951年没收的8.2万间敌逆房产，其余都给房产主颁发了新的房地产所有权证，以取代解放前的房地契。

　 1958年“大跃进”时代，20万间被出租的房屋被划为经租产，即由政府代表房东经营出租，租金分成，但所有者仍为原房主。文革爆发时，北京纯粹的私房量变成51万间，房主也一直都在交纳房税与地税。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国家在实行土地国有政策的同时，也落实了私房政策，将私房退还房主，同时，将原有私房主对所占土地的权限变更为无限期的使用权。也就是说，土地是国家的，但国家授予了房主对这块土地如何使用的支配权，这种权利可以依法进行转让和买卖，从而变成了一种“财产”。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想要动用这块土地，需要与使用权所有人―――即房主―――进行协商，通过合法途径获得。在房主不同意转让土地使用权时，任何人无权占用，更不要说土地上的房子了。

　 当然，政府也有权力对土地进行划拨。但这种权力限于道路、公益事业或军事用途。即使这样，也要对土地和房屋进行公正评估，付给房主合理的补偿金―――毕竟，房主在取得这块土地时，付出了代价。

　 然而我们看到的情况却是，在房主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房屋的土地已经归“别人”使用、已被“规划”了；其用途绝不是什么公共利益，而是开发商要在这块土地上盖大楼去赚更多的钱；这些人挥舞着棍棒，叫嚷着“这块地是我的”，提出无法接受的价格让人搬走，一旦原来的主人不同意，便立即“强制”。

　 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

　 但它确实发生着。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北京大格巷5号张婉贞老太太家状告开发商的案例。1998年，这起第一次得到公开报道的拆迁户起诉开发商的官司引起多方关注。在开发商提供的拆迁方案中，张老太太一家被安置在北京丰台区角门的房屋内居住，没有产权，需要按月交纳房租。

　 张老太太所居住的院落，是她公公于解放前，花了9000多大洋买的，其中明确包括地价和房价，契约至今保存在北京市档案馆。在与开发商协商过程中，张家提出了置换产权，评估后进行货币补偿、或者同等区域异地安置等方案，均被开发商答为“绝对不可能”。

　 在拆迁前，他们一家可以住在自己的院落里，不必交房租，甚至还可以出租房屋获得收益；而按拆迁方案，他们不但丧失了祖宅，还要租房度日。原来那么明确的私人财产，就这么轻易地“蒸发”了。更不要提，大格巷是位于国子监地区的北京市中心，而丰台角门，是他们以前去都没去过的城乡交界地。

　 在一个没有播出的电视采访中，被强拆后的张老太太坐在局促的房间里，面色苍白，表情平静，然而说出话却硬得像石头：“我觉得这就是强盗行为，是明抢。”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张老太太诉诸法律的勇气，更多的人甚至不明了自己拥有哪些权利。在华新民的走访中，听到最多的只是抱怨：开发商要用地，我们和开发商之间是平等的。可现在，面积是他们量的，价钱是他们订的，搬迁日期也是他们说了算，这么不公平，可我们有什么办法？“其实我们有武器。”在一篇文章中，华新民沉重地写道：“他们不知道有一种东西叫法律，就在书店的柜台上，白纸黑字，买回来就可以用。”这些相关的法律书籍，后来被她送到胡同居民的手里。

　 “就算不提这些，”华新民说，“老城区的居民大部分都是工薪阶层，买新房是他们承受不了的巨额开销，许多人在拆迁过程中花光了几十年的积蓄，还欠银行十几万，以后老人养老、孩子上学、家里人有个病有个灾的，怎么办？―――这难道不是强迫老百姓掏光口袋去买房，谁又有这个权力？”

　 “保护老北京，必须要从保护北京老城居民最基本的权利做起。”华新民越来越发现，这是同一回事：“北京应该证明给世界，它是个法制的城市，是个能够让百姓安居乐业的城市。这样，它才配得上拥有这些古老的文明和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