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教育乱收费应该首先承认一个最基本的现实，也是任何社会都改变不了的现实，就是教育资源客观上存在差距。由于优质教育资源有限，不管用什么方式都无法做到平均分配，更无法做到排排坐吃果果―――人人有份。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日前在《南方周末》撰文《反对教育乱收费的另类思考》，提出：整治 教育乱收费，除了增加政府拨款之外，更应吸收社会资金投入到教育中来，办法就是教育收费，特别是高质量的教育（哪怕是初中以下的教育），都可以收费；同时，把节省下来的钱用于穷困地区的教育拨款。如果只是简单地反对乱收费，结果可能会副作用大于正作用。

　 此论一出，引起网上激烈争论。有人情绪激动地斥之为“现实生活中业已存在的富人教育经济观。此文不仅是表达了一次‘理性的谬误’，而且是对全民坚持的教育公平愿望的公开挑衅，对法制维护的社会公平原则的公然反对。”

　 讨论教育乱收费应该首先承认一个最基本的现实，也是任何社会都改变不了的现实，就是教育资源客观上存在差距。按照绝对公平论者的观点，任何人都有权平等地享受高质量的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但现实是优质教育资源有限，不管用什么方式都无法做到平均分配，更无法做到排排坐吃果果―――人人有份。也就是说，不管怎么分配这部分优质教育资源，都意味着存在巨大的不公平。那么我们只能退而求其次，寻找一种向现实妥协的相对公平的分配办法：让优先获得优质教育资源的人付出一定的代价。这个代价可以是经济上的，也可以不是经济上的（如综合素质或成绩优异）。

　 教育资源不平衡的形成有很多原因，比如过去我们一味地集中力量办重点校、示范校、城市乡村不同的教育投入体制，以及学校、教师不同的努力探索并由此形成的不同校风等等。如果我们在教育的收费管理体制上不承认这种不平衡，一厢情愿地试图用强制性的行政力量抹煞这个不平衡，则会造成新的社会不公，并且在教育行业中形成新的平均主义“大锅饭”，打击广大教职员工的积极性创造性：反正干好干坏一个样，都是国家平均拨款，都是同行业平均工资。那么，这对我们的教育事业是福还是祸呢？

　 如果允许优质教育资源适当收费，那么，好学校可以用这笔钱来扩大再生产，校舍可以扩大（甚至到各处办分校），教师工资待遇可以增加，工作的积极性创造性可以提高，无形中也使社会的优质教育资源不断扩大，使越来越多的人有机会享受到越来越好的教育。其中的关键问题，不是好学校该不该收费，而是收来的钱该如何花才合理合法。现在的很多好学校之所以成为好学校，相当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其在历史上受到种种政策倾斜和财政优惠，如果现在把收的费都“据为己有”，成为一校的私产，显然不公平合理。我们应该法定一个合理的分配方案：多少比率用于扩大再生产，多少比率用于教职员工福利，多少比率上缴财政，专项用于教育统筹，支援贫校弱校的建设。这样，既有利于效率（好学生上得了好学校，也是其中的效率之一，对个人和社会都有利），也有利于更好、更快地实现公平。

　 不必担心这样做会使好学校被富家子弟占满。好学校固然需要富家子弟的钱，但好学校同样需要、甚至更需要优秀学子的高素质，后者才是好学校的灵魂所在，否则它就不再成为好学校。而优秀学子固然有一部分是富家子弟，但更大部分则是平民子弟。这样就会形成按照考生素质和高收费两条线的双重录取标准，并列双行。

　 公立学校的管理，比较复杂。最尖锐的矛盾是如何保证义务教育中政府义务的纯粹性，同时又能保证优质教育资源的合理分配和自身发展的积极性。特别是一旦开了收费的口子，会不会变成大部分学校都跟风收费，从而使义务教育名存实亡？因为现在的教育资源总体上紧缺。用行政的办法，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解决的办法是：政府要保证足够的教育投资（我们国家法定的 G DP的4％或联合国建议的6％），用这些钱不折不扣地实施义务教育。对于少数国家允许适当收费的公办学校，不仅要减少拨款，而且要从学校的收费中提取一定比率用于教育统筹。这样，国家就可以把节省下来的钱和提留下来的钱用于更多的义务教育投资，从而创造出更多更好优质、免费的教育资源，根本上改变教育资源紧缺的状况，使公民平等的受教育权得到更好的实现。

　 用道德家的尺子，要求绝对公正，社会便绝对没有公正也永远没有公正；用经济学家的算盘，用现实妥协的办法追求公正，则优质教育资源有不断扩张的内在动力，同时政府又能获得更多的钱来投入教育，从外部环境上增加优质教育资源，从而尽可能快地缩短教育公平的路程。

　 当然，我不同意茅于轼先生关于收费“恰恰是解决教育经费不足的主要办法”的基本论断。因为义务教育是国家义不容辞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