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迪奥（Claudio），也有人叫他“老克”，是个意大利人。克劳迪奥的事，说简单点儿，就是一个失去土地，又热爱土地的意大利人，在中国实现梦想，建意大利农场的故事。令人惊奇的是，他并没有“水土不服”，果树种得好，赚钱，比中国农民赚得多多了。他是怎么做的？

　 “在那里，我没能力改变环境，但在北京就不一样了”

　 克劳迪奥的故乡是意大利北部的博洛尼亚，跟帕瓦罗蒂是老乡。那儿不仅出歌剧大名星，还出很多像他这样的厨师。在北京三里屯德国使馆旁，有克劳迪奥的餐厅“PeterPan”，这是他在北京开的第3家意大利餐馆。

　 克劳迪奥个儿不高，样子很墩实，长着栗色头发和蓝眼睛，能讲简单的汉语，他讲出的汉语又快又溜儿，还夹杂着京腔。克劳迪奥生在农村，祖父有土地。

　 “我的爷爷有很多孩子，他去世后，土地分开了，每个孩子只分到一点点，不好生活。”10岁，克劳迪奥随父亲离开农村，后来，他家开了间小餐馆。16岁时，他的父亲去世，克劳迪奥跟母亲搬到米兰北边的一座小城，开了家稍大的餐厅。

　 1995年1月，克劳迪奥第一次来中国。这趟中国之行，改变了克劳迪奥的生活，他认识了一个叫路红卫的北京女孩。

　 “我有一个同学，让我来中国帮他修一个意大利的设备，是做面的机器，只要一个星期。我想去中国，我没去过。行呵，我就来了。”

　 修机器的地儿在北京的怀柔。克劳迪奥到了，可机器在外地还没运到，待着没事，翻译路红卫陪他逛北京，整整一周。“临走前一天晚上9点钟，那个装机器的集装箱来了，可我第二天一早7点就回国了”。

　 一个月后，克劳迪奥又来了，这一年他一共来中国四五次。年底，他与路红卫结婚，两人回了意大利。

　 “在意大利，我有一个餐厅，一家人的生活够用。我们一星期休息两天，去外边玩。去海边很近，开车一个小时就到，生活很简单，也轻松。意大利人喜欢玩。”他们生活的是一座小城市，克劳迪奥比划着说：“比朝阳（区）小很多，不到10万人。”

　 两年下来，路红卫待不下去了。“我们在意大利过的是一种特别普通的老百姓的日子，我感到日子过得有些紧，不宽余，那是一份没有什么希望的日子。他的小餐馆挣不了太多的钱，只能维持生活，不是想扩大就扩大得了的。在那里，我没能力改变环境，但在北京就不一样了。只要你想，一个小餐馆完全可以做大。在中国，只要你有希望，会有机会实现，会过得更好”。

　 1998年，克劳迪奥和路红卫又搬回北京，他们要在北京开家意大利餐馆，取名叫“PeterPan”，这是一个童话故事中主人公的名字。

　 克劳迪奥告诉我们，在意大利他就想好这名了。“一个是彼得？潘（Peter Pan）是个男孩儿，不长大，我心里边也不想长大，是个小孩儿。第二个是彼得？潘很有意思，他会飞，有很多梦想，我喜欢”。

　 他又说：“我脑子里边都是梦想。梦想总是在里边，你明白吗？不是这个梦做成了，就没有梦想了，不可能，这个梦想实现了，又有别的梦想，一直地，不断地有。有什么样的性格，就有什么样的梦想，我喜欢新的、有意思的东西，我不害怕，我有力量去做。

　 “我妈妈去世的时候，我在她的旁边，我对她说：妈妈你别害怕，现在你要去的地方，可能比这个世界还要好很多。在那里，我们还可以再见面的。妈妈真的去世了，但我的生活一直不错，我想，是妈妈的灵魂在帮助我。

　 “我爸爸30多岁就去世了，我妈妈去世时才50多岁，我不知道自己的生活有多长，这个不是我们能决定的。我们能做的就是，今天有好的事情做就应该很高兴。昨天我做什么了我不记得，我只记得现在。对过去，我只记住好的东西，不好的都忘记。我愿与人打交道，每天都要有人说话才行，否则我就不高兴，这些都是我的性格。

　 “我在意大利开餐厅已经20年了，我有固定的客人，彼此都习惯了，每天很平常。每家餐厅都差不多，饭菜也差不多。可是，我来中国，我开意大利餐厅，是新的东西，完全是不一样的。”

　 因为没有太多的钱，他们的餐厅很小，只有50平方米，在长城饭店后边。克劳迪奥生性乐观开朗，不但喜欢做菜，而且爱跟客人聊天交流。厨房只隔有一层玻璃，有时他是边做饭边聊。克劳迪奥的纯朴热情，让到他小餐厅的外国人，有了回到家乡般的温暖亲切，大家喊他“老克”。

　 第一家意大利餐馆可以说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谈起当时的情景，“老克”满面笑容地回忆道：

　 “特别小，但生意特别好。每到晚上，没地方坐，满满的人。有人在里边吃，有人在外边等，有时候，客人要提前一星期预订。我自己做菜，客人来了，我出去跟他们说话。刚开始是外国人多，后来也有中国人，一半一半，钱很好挣。”

　 克劳迪奥的拿手菜是“意大利的家常菜”，他用意大利语说了一串名字，然后又用汉语讲：“有饺子，是意大利的饺子。有千层饼，千层饼有肉酱的、有奶酪的、有蔬菜的，好多好多种。我喜欢做菜，我把做菜当艺术。菜做得好，客人夸奖我，我就会很高兴、很骄傲。”

　 餐馆开成了，俩人挣到了钱，把家安在哪儿呢？路红卫说：“他一直跟我说不喜欢城市，希望住在农村。在意大利时，他也一直喜欢带我到农村去，说想过这种日子。我从小也是在农村长大的，七八岁才到北京。小时候，人在什么样的环境里生活，是不可忘怀的，会留在你的骨子里。

　 “当时只是觉得他很喜欢土地，应该为他做点什么，干件两人都喜欢的事。虽然意识到咱们的水果市场有些问题，但农场具体做成什么样的，我是朦朦胧胧的。”

　 克劳迪奥说：“在意大利，大概20年前，有了不少农场餐厅，很简单的餐厅，但里边有很好吃的东西。有面条、比萨饼，有农民自己做的香肠、奶酪，有新鲜的蔬菜、水果，有鸡、鸭、鹅，猪、牛，毛驴，什么什么都有。我很想要个这样的农场。但在意大利，我不可能有自己的农场，因为我没有土地。”

　 1999年，克劳迪奥夫妇决定包地办农场，把家安在农村，过一种宁静的乡村生活。这一年，他们在北京顺义区南法信十里堡村包了260亩地，来实现克劳迪奥在意大利没能实现的土地梦。

　 “在中国，我没有一天休息。我在中国赚的钱比在意大利多得多”

　 我们去克劳迪奥的农场，是星期天的下午。沿京顺路前行至枯柳树环岛向东，走3.5公里有一路口，南拐，走不一会儿，就能见到路边有一道白栅栏门，旁边竖了块不大的招牌：意大利农场。实际上，农场就在首都机场东北角，隔一道铁丝网就是机场跑道。

　 农场的空地和路边，停满了汽车。蓝天白云下，是一片片草地和果树。几千平方米的鱼塘里，有鸭子和鹅游来游去。池塘岸上，有大人小孩在钓鱼。顺农场土路往里走，能看见露天游泳池、烧烤棚、篮球场、秋千架。绿草坪上，竖着一个个遮阳伞，伞下坐着中国人、外国人，大人、孩子，旁边的树上还拴着宠物狗。

　 农场里有新旧两座餐厅。老餐厅，300多平方米，房顶裸露着粗大的圆木，地上是木桌和条凳，长长的桌子上铺着红白格子的桌布。吧台是用最普通的红砖砌成的。这儿原先是砖厂，现在还有一根大烟囱，因为拆起来太费力，盖餐厅时就把它包在里边，这反倒成了农场的一大特色标志。餐厅最主要的饭菜就是正宗的意大利比萨和面条，另外还有烟熏火腿、猪排和鸡翅，自酿的果子酒和果酱，自产的意大利桃、李、杏、梨等。农场给人的印象是很简朴，没有什么豪华建筑。

　 周未周日，是克劳迪奥两口子最忙的日子，来农场的客人越来越多。“老克”说：“昨天，我们有500人来，今天星期天，有200人来。下周未，北京的一所外国小学，要租我们的地方搞活动，来500个小孩儿。”

　 “这里原来就是果园，但很多果树病了，我们找来一辆推土机，翻掉，种新的。我们空运来一万多棵果树苗，有樱桃、杏、李、桃、梨、葡萄。我们还翻盖了原先的房子，在房子外边加了一条长廊，一个花园，自己住。2000年5月，开了农场餐厅。”

　 农场现在种有4万多株果树，菜地里种着各种蔬菜和西餐调味植物，还养了猪、马、鸡、鸭、鹅等。意大利农场雇了40多个工人，15个厨师。

　 “你们自己做果酱和香肠？”

　 “做果酱，但香肠不做，我们养的东西不够吃。今年结的桃、李子、杏，都让来的客人买光了。”克劳迪奥还说，现在在意大利，也有这种潮流，就是人们喜欢回到田园、回到大自然中去。“人的脑子里边很丰富，但物质的东西可以简单些。”

　 “每个星期，我们农场都有很多客人来。来的人里，有90％的人喜欢我们这个地方，也有10％的人不喜欢。他们喜欢的是这种简单、安静的生活，喜欢这种有水果、有玩的地方。现在，有很多中国人到欧洲旅游，到过意大利，他们知道，来我们的地方，跟到意大利一个样儿，能吃到意大利的面条、烤肉、比萨饼。”

　 “老克”说自己很累。“在中国，我没有一天休息，你看，北京也没有一家商店是休息的。我也可以休息，到外边玩一个星期，可心里会不舒服，没有安静。当然，我在中国赚的钱比在意大利多得多。”

　 下午4点，路红卫才得空，跟我们坐到餐厅的窗户边。

　 “唉呀！我现在都快要累死了。”她说。

　 “一开始把家安在顺义农村，是想有一个安静的、美的环境生活，里边弄间小餐厅，每天有客人来，挣够我们一家的生活费就行了。没想到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成了我们的一块大活儿。

　 “我们每天都赶着做事，想办法弄钱。农业就是这样，必须按时间一茬儿一茬儿地做，所以我们每天特别忙。城里还有我们的餐厅，‘老客’平时要在那儿照顾生意。我每天要早早起来，送大孩子上幼儿园，然后到我们城里的餐厅，送它要的东西，再拿回农场用的东西。因为没有太多的钱雇人，所以好多事都得我自己跑，像跑银行、国税、地税，跟政府各部门的协调，还常有人来谈业务，一天到晚没空闲，我都快累死了。

　 “2000年‘五一节’，我们农场的小餐厅盖好了，我俩请城里餐厅的客人来玩，给他们发请贴。没想到，第一次，就来了一百五六十号人，全是在北京的外国人，当时我们农场还什么都没有。

　 “后来，他们常来，还带朋友来。每次来，农场都不一样，增加了新的东西。知道我俩做得很辛苦，他们也满感动的。现在，不少人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客人，而成了我们的朋友。他们会给我们提出好的想法和建议，甚至在我们资金周转不开时借钱给我们。他们是真的喜欢这个地方，简单、自由、随便，能让人放松，自由自在的，他们是希望我们越办越好。”

　 窗户外，一个外国人正和路红卫的两个女儿在草地上玩。我说：“这个人，一瓶红酒，一个人，刚才在餐厅坐了好长时间。”

　 路红卫说：“他叫乔得龙，是个法国人，画画的，挺有名的，我们餐厅挂的好多画都是他的。他常来，今天本来想和我俩一块吃饭，可我们太忙，顾不上，没时间陪他。”

　 草地上，乔得龙和两个小姑娘又玩又乐的，我们问他为什么爱来农场，他说安静、空气好、人舒服。“城里人多，车多，很吵闹，空气又不好。而且好多的老建筑也拆了，北京现在不像北京了，没有意思”。

　 路红卫说：“我不太喜欢农场现在这个样子，来的人太杂。北京闹‘非典’时，有人跑农场来躲‘非典’，把家里名贵大狗也牵来，在草地上到处拉撒，我们的农场，成了一些人的免费聚餐场所。我在想怎么控制现在的局面，比如搞会员制，卖很贵的门票等等。现在是敞开了，随便进。

　 “来的人多，火爆，你们可以多赚钱呵。”

　 “可这是一时的。”路红卫道。“有人并不真喜欢这里，他们只是觉得稀罕就跑来了。不喜欢的人是不会再来的，而且他们还跟你吵，嫌这里太简陋。有时人多，特别忙，上菜慢，或菜一下上不齐，他们并不替你想，跟你大声嚷，甚至骂人。上周，就有一个客人，因为我们上菜慢，指着我们的鼻子骂，特别难听。他不高兴，你也会不高兴，这样会破坏这里的气氛，影响到那些喜欢这里的人，他们会烦，不知以后会不会都是这个样子，下次可能就不敢来了。

　 “今年以前的客人不是这样的，也许因为是些外国人。看我们忙，他们也不吵，特别安静坐那儿，越是这样，我们跑得就越快。他们喜欢的是这里简朴、自然的环境，吃正宗的意大利饭菜。”

　 我们问她：“一些时髦、新潮的杂志，介绍你俩时，都是什么爱情故事、成人童话的，把你们说得挺时尚……”

　 “你们觉得我时尚吗？”她指着自己晒得黑不溜秋的脸，反问我们，一桌人都忍不住大笑起来。

　 “看看我这手，多粗。我们第一次种树，将近一万棵树苗，都是我一棵一棵修剪的。先剪枝、剪条，然后沾药水。剪完了，我还得去挖坑，等那些树苗都种完了，我也累完了。胳膊根本不敢碰，一碰就痛，是肌肉痛，缓了好长一阵子。

　 “时尚，那是别人的需要，不是我们要的，跟我俩没关系。那些杂志，是给城市白领看的，肯定要搜集一些浪漫故事，来迎合一些人的幻想。我们只愿做自己的事，不要别人来管，这才是我们的初衷。

　 “也有女孩跟我说，你很幸运，嫁了个意大利人，他给你那么多。可我不觉得是这样的，是我俩一起，共同做起来的。当然，农场能这么成功，也因为‘老克’是个意大利人。”

　 “‘老克’这里，我学到了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农场的果树经理叫刘臣，有意思的是，他还是这块地儿的前承包人。刘臣是十里堡村人，种了20多年果树。

　 刘臣种果树的经历也算是大起大落，有挣大钱时的辉煌，也有一分钱没落下的惨淡。到最后，实在种不下去了，将地拱手相让，替人打工。

　 “这块地，从1979年起就种果树了。在我的印象里，真正挣钱也就三四年。我承包果园，做得最大时共包了400亩地，全是果树。每年春天好几十万块钱往地里一扔，指望秋天一点点收上来。”

　 “90年代，我们主要种富士苹果。1992―1994年价钱最高，还好卖。我们挨着首都机场，他们给职工搞福利，分苹果，都上我的果园来拉，城里好些单位也来拉。3块钱一斤还排队，来晚了就没了。果园一年产几百万斤，那时，我真挣到了钱。

　 “1996年价钱滑坡，搞富士苹果一哄而上，市场上太多。价钱先降到一块一斤，后又落到几毛钱……像这几年俺们这儿，又搞什么‘世纪梨’，呼呼呼地，一年就发展到5万亩。这么搞，以后销路、质量都是问题。”

　 1998年起，刘臣连赶上两年下冰雹。这两场雹子让他刻骨铭心：“可怕，太可怕了！现在想起来还心寒。第一场，是1998年9月底，记得是一天下午4点，下了一场冰雹，也就一分钟的功夫，果儿全给砸了，都是要摘的果儿，一下成了垃圾。像我这样一个小农民，一分钟，就损失好几十万元。唉呀！那种感觉，非常可怕，人非常非常难过。

　 “没想到，第二年9月，又下了一场雹子，连着两场雹子，把我砸惨了，元气大伤，以前的积蓄砸没了，我的心气儿也没了。村里把地包给‘老克’，我现在等于从零做起。

　 “2000年，‘老克’来了以后，也下雹子了，也是下午，一会儿的事。我们北边地里还有4万斤雪花梨没收，一块云彩一过，梨全被砸裂，烂了，没两天都招苍蝇了。

　 “现在果园全装上了防雹网，下边还有防鸟网。照以前那样的冰雹，现在就没事了。为什么说到‘老克’这里，我学到了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这就是一方面。再比如以前，落地上的果儿我们都扔了，或喂猪、喂鸭子，他们不，用来做酒、做果酱，一点儿不浪费。

　 “我种果树那会儿，包括我们村主任、乡镇干部都特盲目，不看市场，只是觉得种果树比种粮食好，就弄点苗，种吧，到时候大家下地锄锄草。如果我东山再起，能再做一把的话，我会好好规划一下，各个品种区，该怎么合理布局，怎么投入。我还要了解市场，好好调查调查。

　 “你看人家欧洲人栽植，都是50厘米一棵，一米一棵，行距两米。咱中国人还是古板，现在栽果树还是3米×5米，树的株行距太大，树冠子也大。好处是一但下产量，单株产量高，稳产，但它最大缺点是结果慢。这都是按20年淘汰周期栽的。如果我再种果树的话，我会种密一点，长快一点，让它很小很小就结果，很快很快就淘汰，可能3年，也可能5年，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一种就是20年，25年。

　 “我现在最想做欧洲的梨，大早前也有人想做，但没做起来。欧洲梨的缺点是不耐储存，容易得病，不好管理。我敢说，现在北京地区，挂果的欧洲梨树除我们这儿，别人肯定没有。我们种的欧洲梨‘阿巴特’，以前超市里卖过二十六七块一斤。”

　 在果园，刘臣领我们看了“阿巴特”。梨树是由从前的雪花梨树嫁接来的，一棵梨树，上边结的是雪花梨，中间结着“阿巴特”，它的果大，状似北方的鸭梨。

　 刘臣说现在自己干果园是不太可能了，因为十里堡村1300亩地全包出去了，村里已经没地了。

　 “我现在想法儿帮‘老克’做起来，因为他比我有实力，起码他有个挣钱的餐厅，可以往地里投钱。农场地下全是滴灌，一亩地要1000块钱，像我以前就做不到这个。一棵树苗空运过来得100来块钱，260亩地，现在果树连大带小加起来有4万棵。除了枣、柿子外，北方的水果都有了。另外加上地费、水费、人工费等等，估计这几年农场怎么也投入了六七百万。”

　 从果园出来，碰见“老克”。刘臣和“老克”见了面，就勾肩搭背地站一块，挺亲热。“我俩虽说有语言障碍，但一聊起果树，就有说不完的话，津津有味。他两口子，不是那种要多么轰轰烈烈的人，是踏踏实实干事的人。有时间，俩人都下地干活，我们合作得一直很好。”刘臣说。

　 “他家祖祖辈辈也是农民，种果树的。‘老克’的姑姑，现在在意大利就有一个很大的农场，种果树种得特别好。他10来岁就帮他姑干活，像我们农场的苗子，都是他姑姑、表弟帮着弄来的。”

　 克劳迪奥说，如果有机会，明年，想让果树经理去意大利学习，学新的果园管理技术。“像嫁接，在意大利有30多种办法，在这里只有一两种。意大利的水果是最好的，我们每年有50多个新的水果品种。”

　 他拿来一摞从网上下载的资料说：“你看，这是梨，有20多个品种；这是桃，有50多种；这个是李子，今年新出的。这些一共有300多种，我们农场现在有100多种。在北京的燕莎商场，我看到过有一两种意大利的梨。”

　 他打了个比喻，来说明水果市场：“就像女人们穿衣服，市场上只有一种，她们都穿一样的。要是市场上有100万种，女人们肯定会高兴。水果也是这样，水果品种多了，人们肯定会高兴。”

　 克劳迪奥正准备在互联网上做意大利农场的网页，用5种语言。

　 “我不用看明天，明天可能会有更好的”

　 我们问克劳迪奥：“农民现在不爱种地，收入低又辛苦，搞不好还要赔钱。你觉得在中国种地，能挣钱吗？”

　 “不挣钱，是组织的不好。”克劳迪奥这样认为。他说在他老家，上世纪50年代，农民自发组织起“合作社”。

　 “几十个、上百个农民组织在一起。有一个办公室，告诉你种这个，他种那个。这个品种好卖，那个不好卖。你种一万棵苹果，结的果由我来卖。市场要什么，告诉农民种什么，消息灵通，不会浪费。有人专管种，有人专管提供设备，有人专管卖，大家结合起来，都有好处。”

　 他说自己的农场现在果树还不挣钱，到明后年，才是果树的盛产期，产量上去了，就能挣到钱。

　 9月，他们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一个农业博览会，去推广农场的果树苗。“我们要在明年春天前，把树苗订出去，因为两年大的苗就没人要了。”去年，农场培植的几十万株树苗都卖掉了。

　 “来中国几年了，你感觉有什么变化吗？”我们问克劳迪奥。

　 “有变化，最有意思的是农民，他们用安全药。”他马上道。

　 “安全药？”我们没听明白。

　 克劳迪奥解释说：“就是安全的农药，没有毒的，农民现在要用这种药了。新的科技成果他们都想知道。去年我们去了烟台、廊坊，参加农业博览会，很多农民想知道新的东西，新的品种。”他称这类脑子活，乐意学习新事物的农民是“新的农民”。但一些“老的农民”还很保守，不够灵活。

　 “去年，我们要做果酱、做酒，要买李子，我们自己产的不够用。找到一个果园儿去，要买下全部的李子。我跟他说：我都要，好的，不好的全部要。现在还不熟，我要熟的，不怕，你慢慢摘，我交订金。”但那个农民不同意，说你要是要，现在就摘给你。

　 “我说，再等一两个星期，熟了再摘。他说：不行！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我要熟的，不熟的，我不可能要。”克劳迪奥将双手放在眼睛上，比划着道：“眼睛（界）太窄，这样不行！”对于这种“老的农民”，他说要多看看市场，看看外边是怎么做的。

　 我们问克劳迪奥夫妇：你们几百万元投进去了，每天又挺辛苦，反正田园梦也实现了，现在是不是觉得已经够了？

　 “不，我希望能继续。”路红卫这样答。

　 她还说：“做农业，必须坚持，投入大，见效慢，得有点耐力和耐心。幸运的是我们有这个餐厅可以攒钱，在缺钱时，又有朋友肯借给我们。如果有一年不能投入，我们也坚持不下去了。今年我们没往地里再投入，该投的已经投了，餐厅已经有赢余。

　 “‘老克’来中国时，可以说没带来一分钱，但只有5年，我们做得很好。最多时，我们在城里有3个餐馆，还有这个农场。现在，常来人和我们谈合作的事，这就是成就呵！他们是看我们做了，才肯给我们机会；如果什么都没做，人家凭什么提供机会给你。有了机会，我们就可以做更大的事，这比手里攥着六七百万元要好，因为你同时也在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

　 谈到以后的事，路红卫说：“比如，我想做速冻的意大利比萨，拿到超市上卖。还可以生产意大利奶酪，我想往工业上靠。再比如说，往一个县或一个乡推广我们的果树苗，让他们种，我们来销，还可以生产酒和果酱。只要你拿出的是好东西，就一定能成功。

　 “当然，要想做成这些事，我离不开‘老克’。但同样，假如他还待在意大利的话，也不可能做成这些事，像现在这么风光。到中国来，也改变了他的生活。”

　 克劳迪奥承认：“在意大利，没有人有很大一块地的。最大的，也就跟我现在差不多。在我的家乡，买块好一点的、能种水果的地，一公顷差不多要花2.5万欧元。”

　 夕阳西下，农场的游客渐渐少了，克劳迪奥一家坐到大草坪上。克劳迪奥脱了鞋，躺在草地上。1岁的小露娜，3岁的朱丽娅全骑他身上。两个小姑娘把她爸当滑梯，爬上爬下。

　 我们也问过克劳迪奥往后的打算，他是这么答的：我不习惯在大酒店里，穿着白衬衫，打着领带，那样很难受。在农场，我很舒服，就像那个鱼在水里边。

　 “我的根子是在土地上。现在在这里，我很高兴，这里边有我喜欢的东西。不少人找到我，跟我谈办旅游、办农场，还有别的东西。明天是怎么样，我不知道。我不用看明天，明天可能会有更好的”。

　 “因为在中国，我会有很多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