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政府官员的政绩，也应该与时俱进。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五个统筹”的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标志着中国将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转向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同步。这无疑会成为政府施政执政的新目标，也为日后考核政府官员和领 导干部构建了新的参照体系。

　 而重新构建新的政绩观也已在不少地方开始破题。浙江省湖州市委书记杨仁争就在一次尚未向全市干部公开的谈话中首次系统地谈起了以往政绩考核中的种种弊端。

　 杨认为，以GDP为中心的政绩考核，其弊端主要是“一些地方把‘发展是硬道理’错误地理解为‘GDP增长率是硬道理’。地方财政为追求一时的经济发展速度，违背经济规律，背负巨额债务，盲目上项目、办企业、搞投资，造成大量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失地农民无家可归，无业可作，变成了流动于城乡之间的无业游民”（2003年10月30日《南方周末》）。特别是一些地方不惜以浪费资源，破坏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经济，“经济发展，环保欠债”成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普遍问题，是到了认真审视反思的时候了，是到了应该检讨重新构建的时候了。

　 其实回顾一下历史，中国对官员业绩的考核评估，其演变轨迹并不复杂。从改革开放前的“又红又专”，到现时的“德、能、勤、绩”，两大体系覆盖了不同时代的价值观。当然在这些显性规则之下，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潜规则。

　 “文化大革命”前，以阶级斗争为纲，衡量一个好官员好干部的突出标准，更多地来自于政治层面，看是否“根红苗正”。家庭出身和社会政治关系，往往成为决定一个人命运的重要内容。

　 这一潜规则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就发生了根本变革。发展经济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的重中之重，一切工作都围绕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因此一系列跟经济相关的量化指标，与官员的升迁奖罚便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在一些干部心目中，“德、能、勤、绩”，“德”和“勤”都成了虚的，“能”和“绩”则容易量化成一个个经济数据。过去叫产值，现在改进了叫GDP，事实是越往下越靠基层，其政绩越是变成了年终报表的财税上缴数据及招商引资数额等。

　 近年来各地掀起的招商引资热潮，使更多的基层干部不胜其累，每月的招商引资进度成为会议的中心，简报材料的排行榜亦是政绩考核的座次表、英雄榜。

　 为了保自己的官位，一些地方不惜出台各种违规的优惠政策，低价拍卖当地的土地资源，致使众多农民群众流离失所，生活陷入困境。河南省灵宝市豫灵镇1994年就搞起了“大借债，大开发”，大建高档宾馆及城镇配套设施，结果欠下了一个亿的“政绩债”。该镇6万人口，人均背债1600多元，按目前的还款速度，至少需要还100年。

　 河南省卢氏县是国家级贫困县，耗巨资搞“夜景工程”、“绿化工程”、“隔离带工程”等等，背负了沉重的财政包袱，可该县领导一时间被称为“政绩非凡”。由于看数字说话，以数字定优劣，“数字出官”，于是很自然地“官出数字”，在各种统计数字上虚报作假。媒体近年披露过大量的数字造假的典型，有的比“大跃进”时期的虚报浮夸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GDP不能反映出人们的福利状况，与“5个统筹”的要求存在着严重的差异。一些地方的政府官员为了一己的政绩不惜浪费资源，超量挥霍资源；不惜污染环境。眼下中部地区一些县市争着引进“小五污染项目”，牺牲地方的长远利益，牺牲老百姓的生活环境和质量，使一些山青水秀的村镇成了“癌症村”、“污染村”。如果追根溯源，都可以从单一的僵化的政绩观上找到根由。

　 当然，今后不是不能用数字考核干部，不是不看一届政府一个官员的政绩，但必须完善考核评估内容和规范，必须摒弃片面以经济增长论英雄的政绩观。要把城乡人民群众的实际收入增长、促进社会就业、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青少年的入学率等等都纳入干部政绩考核体系，都成为硬指标，从而激励政府的各级领导干部时刻想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