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位普通的大学老师，但他很不满意目前的教育状况。于是努力钻出一条缝来，让学生能学到一些更有用的东西。

　 他的脑子箍不住，不断有新奇的想法冒出来。他在首都经贸大学教管理，于是他用管理的例子说教育：

　 “管理学家詹姆斯？马丁说过，今天大多数企业是为一个不复存在的时代而建立的。许多‘企业再造’的尝试和努力遇到的失败远远超过了成功。在当今的企业中，大多数管理者和工人都是一台台孤立机器的齿轮。有时，他们有一种模糊的感觉；这台机器应该被废弃，被替换，但他们却不知道该对它做什么。大多数企业的管理结构和工作程序都是在几十年前，即在现代技术之前设计的。”

　 赵树基说，“中小学甚至大学教育也与之非常类似。我们的大学是几十年前的大学模式，却学着计算机和国外涌来的无数新名词，可是这些东西如何对接，似乎谁也没认真思考过。

　 “一个根本的问题，我们的学生学完了干什么，他们学的东西，他们的大学经历在他们一辈子的职业生涯中有什么作用，这也没有人认真考虑过。”

　 “让大学的专家教授把厚书读薄，帮助学生或实际工作者学习”

　 赵树基做的很特殊的一件事就是“把厚书读薄”。他认为，现在信息技术发展和社会前进步伐太快，短短几年中，我们正在教授的“新”知识很多就已经落后。学生因为课业太多，不可能读完老师规定读的书籍。其实有些新书老师也不一定读过。而这些著作对于学生又非常重要。于是，赵树基提出“让大学的专家教授把厚书读薄，帮助学生或实际工作者学习”的新方法。

　 他邀请了学界的专家教授把一两年之内西方国家出版的社科和经济界新书，提取概括成两万字之内的“薄书”。他认为，一本书里有许多庞杂的枝叶可以去掉，独剩精华部分让学生消化掌握就够了。他让他的研究生每年读七八本这样的“薄书”，腾出时间到企业中去实践。

　 “26岁以后就不容易灌输进去东西了，除了他是以学问为职业的学者。因而我要把我的学生当成一个大容器，在我教他们的两年中尽量多灌输进去一些东西。”

　 赵树基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市场营销和计算机应用”。他发现，全世界在管理方面每年大概能出50本有新观点的书。这些书能在同年翻译到中国来的大概不超过10本左右，可是他的学生几乎没有一个人看到过当年的这些新书，也可能这些书在国外出版了四五年后，在国内翻译了两三年后，某一个同学会读到其中的一两本。

　 赵树基觉得这不对，这是在“飞速发展的中国”的首都北京，他们是专门学经济管理的大学生。

　 他说他不是文本主义或者说学院派的学究，要用书海淹没学生的灵性。但这些新的经济学和商学著作确实是人类最先进的商业文化的结晶。每本书都会多多少少带来全世界的变化，有些甚至是惊天动地的变化。这些变化肯定要在若干年后影响到中国，因为中国经济、文化和科技各个领域都还跟着西方后面，这是难堪但是真实的。他举例说，中国真正功成名就的商界领袖人物全不敢懈怠。海尔老总张瑞敏自称为管理大师麦克尔？波特的学生，他办公室的书架上摆着波特的全部作品。柳传志把《基业常青》放在手边一读再读。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专门在集团里面成立了一个学习型组织研究会，他亲自出任会长。43岁就从管理一线退下来的海信集团董事长周厚健坦承：“我们这代人的知识结构和解决方法都落伍了。”

　 赵树基坚持每年读十七八本最新经济学和管理学著作，许多书他要读两三遍，并做详细的读书笔记。“我不是为读而读，而是在工作中，在教学中，用到了，我会下力气读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宝库，一个人占有是巨大的浪费。”

　 他想让他的学生利用这个宝库。他曾经推荐过几本原著给学生，学生们说晦涩难懂，读不下去。

　 赵树基自己读书也读得很苦，现在少有人这样了。

　 “这种书我往往看许多遍，看第一遍时把精彩的地方划线，看第二遍时把我自己的心得感想整理出来，编进Word文档。有时两遍看不懂，就看第三遍甚至第四遍（主要是看自己的读书笔记）。因为一种新的思想出来，语言是很模糊的。作者自己的概念也是在形成中。没有已经公布的概念和标准进行对比。比如‘市场营销’这个词，别说中国古人了，就是20年前也没有这个词。所以我们看信息化时代的书时，不得不用自己的猜测、臆断去理解他的界定。”

　 晦涩难懂还有翻译的问题。一位大学教授曾经说，十几年前他在大学时，得了失眠症，吃安眠药，数羊圈里的羊，不奏效，就打着手电阅读汉译世界名著。他认识书上的几乎每一个字，可是他的智力在这些坦克一样的名著里面，就像步枪的子弹怎么也穿透不了。但他总是勉励自己：这是世界名著。面对艰涩无比的译文，在极度的疲乏后，怀着无限的崇敬入睡了。多年后，当他找到这些汉译名著的英文原著时，发觉并不那么难懂，这时终于恍然大悟：正是这些望文生义的胡译令他感到莫名其妙，并迅速进入睡眠状态。

　 连“名著”都不能相信时，赵树基相信自己，相信自己读薄的书。

　 我说，你这样做会不会有人说你是“别人嚼过的馍不香”。

　 赵树基不客气地回答道：“是有人，但从我自己的经验来看，说别人嚼过的馍不香的人，实际自己也多半不读书。我私下统计过，一般教授一年读不完3本真正有分量的书。教授是这样，别人就更加没功夫没耐性读书了。这是一个新的皇帝的新衣。”他强调一句：“没时间读书是全世界的问题。”

　 我又问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阅读感受，你认为是最精华的，不一定别人也这样认为。”

　 赵树基回答：“每一个水平线上的人对一本书的总体感受大致会是相同的。两三万字的‘读薄’容量应该不会歪曲一本二三十万字的书。读过这些书的人都觉得新经济的步伐太快了，问题是我们如何把这些书变成鞭策我们企业界和商界的动力。”

　 “你请的名家如何看你的读薄行动？”

　 “迄今我所遇到的经济学家没有一个对这件事不说好的。首先，经济学家吴敬琏就说好。”

　 “这理论是错的，你们不要学了。我不考你们就是了”

　 赵树基说他的读书过程就是一种再造过程，或者说是一种精神上超越作者本人的过程。因为你在这本书的基础上，肯定有许多新的联想产生，这是超越原书的地方。

　 “我最高记录有时1天就记下了3本笔记，那是看了两三本书的结果。这就不知不觉地把我看过的看似没关联的书联系起来。于是我就有了新想法，甚至想推翻某些大师的理论。”

　 他把这些“副产品”发表在一些管理学杂志上。

　 我问，你想推翻哪些大师的理论？

　 “运筹学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定理‘边际分析模型’，意思是只要追加投资能带来收益，投资者就会不断地追加投资。这是不对的，最起码放在中国的经济现实中是不实际的。现在的投资人都要考虑投入产出比，哪怕能赚到钱，认为不值就不投钱。”

　 赵树基对学生说，这理论是错的，你们不要学了。我不考你们就是了。

　 赵树基下战书的另一个理论是经济学界泰斗人物麦克尔？波特的理论。波特是“麦肯锡奖”4次得主、“对全球经济发展最有影响力的10位管理大师”之一、“竞争战略之父”。

　 波特最有名的是关于竞争力的研究。但赵树基在教学和研究中发现，他的竞争力的理论用在飞速变化的中国市场往往不灵，而且他的“准入标准”太苛刻，设想各种条件才能应用等等。

　 赵树基开始只是把这些看法憋在肚子里，因为波特太牛了，“统治”了中国经济理论界十几年还被当成最新的“酷论”，中国的名牌大学都把他的书当做经典。赵树基自己的研究生写论文时，都是拿一些企业的实践与麦氏理论一结合就成了，也许还认为挺稳妥挺时尚。

　 但最近赵树基在“读薄”中发现了跟他相同的观点，这使他勇气大增。那是美国学者沙利文的新书《价值驱动的智力资本》，这位MAC集团咨询部门副总裁也是研究竞争力的，他说“企业所拥有的知识资产，只是静态的资产；而如何将这些资产转化为价值，创造利润，才是问题的关键。”沙利文注重人力资源，注重人的各种智力资本的整合，与波特的静态竞争力的分析不一样。

　 英特尔总裁葛鲁夫写的《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更支持了赵树基的观点。葛洛夫说，麦克尔？波特的理论是一个静态的理论，当竞争诸因素发生迅速的变化时，他的理论就显得不足了―――虽然葛鲁夫这本流传很广的书Only The Paranoid Survive有一个不准确的中译名，Paranoid的准确含义是“迫害妄想狂”。葛鲁夫的意思是：只有那些总以为自己的经营环境危机四伏并时刻关注各种“坏消息”的企业，才有可能免于灭亡。他说：“只要涉及企业管理，我就相信迫害妄想狂万岁。”葛鲁夫的书以这个糟糕的中文译名传入中国的时候，正是中国众多精英拥抱“新经济”的时候。他们真的以为只有“偏执”甚至狂妄才能像葛鲁夫那样成功。当他们从知识精英的位置上跌落下来时可能还没意识到企业成功需要的是“偏执”的反面，警惕、谦卑和受迫害感。

　 “从英特尔总裁等人的书中，我得到了鼓舞，实践对理论的修正最有说服力。这两个人都是从企业中来。沙利文是一个最新型的企业、智力资产公司的主要发起人。这个公司1999年才成立，是一个新的行业―――赵树基由此想到，两个中国有名的大学实行高年薪，一位老师20多万，但规定了拿了高薪就不能随便到外面“接企业的活”，如果要接，要申报一系列手续，许多老师一看太麻烦就从此不惹俗事，于是空守象牙塔干拿高工资。“这样的经济学，跟实际脱钩的经济学怎么能上去？”赵老师问道。

　 赵老师认为，应该允许各种对立的经济思想兼容并存，应该允许各种思想之花为中华民族竞相开放。这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非常重要，这是一个对我们民族非常重要的时代，我们的工业时代还没结束，后工业的信息又涌了进来。当我们还在当一个新观念提倡“规模经济”时，美国业界已经把这个观点看成是落伍的东西加以嘲笑了（《零时》说，个性化模式已经取代单一产品的规模经济）。这个时代我们可能被人家越落越远，也可能就迎头赶上了，存在各种可能。

　 “在这种大趋势面前，我们企业界怎么奋起，我们的学术界怎么创新？这应该有人考虑，应该被学界许多人过问。可现在不是这样。我们表面上也学新思想、新技术了，可是在许多方面，就其本质是不是跟清朝时买下铁路拆了以防破坏龙脉的思想状态一个样？”

　 赵老师说他只是一个普通的老师，无力改变世界，他甚至都不能按照自己的新方法教学生，有一些新作法只能偷偷摸摸的，因为没有有关部门的同意，没有其他老师的认同，他不能太“各色”，他要考虑关系，他要……

　 他基于一种良心尽量让他能管到的几十个学生受益。那天他喝了酒说，“知识的传授方式一定要改变。”

　 “这是个学习世纪，大家都应该把自己读的好书以及由此产生的思想贡献出来”

　 “你今年读的书，明年就相形见绌了。你刚啃了一本书，一个月后，又有新观点的出来。

　 “你一年中还得干别的。第二年知识变了，你还得啃，活着太累了。有人说了，你学吧，活到老学到老。这纯粹是自己不跳河让人跳的主。让专家给你读薄何乐而不为呢？争取时间比什么都重要，你把时间浪费掉了，就是对自己生命的犯罪。从这个意义上讲，必须有一个言简意赅的方法。这是个学习世纪，大家都应该把自己读的好书以及由此产生的思想贡献出来，每个人都会有因读书而产生的‘微言大义’，这就是把书读薄。”

　 为了这个理想，赵树基把自己的策划贡献出来，有一个企业投钱建立了“智慧谷”读书俱乐部，想向社会发展会员，赵老师不反对，教怎样赚钱是他的专业，他当然愿意身体力行，但在一些做法上发生分歧，赵树基请一位教授翻译了一部名著的主旨，约3万字，老板说好给两千元报酬的，但因什么原因不打算给了。赵老师只好自己想办法补偿，比如给这位教授介绍高报酬的讲课等。

　 他没有钱请其他学人了，只能靠自己的微薄之力拼命地读薄一些书以飨学生。

　 他都读薄了什么书，以及这些书对中国有什么意义呢？

　 “英国人写的一本书《顾客满意度测量手册》说：‘什么叫顾客满意度？顾客把自己期望的和你给他们的服务进行比较所得出的感受就叫顾客满意度。’”赵树基把这段给我背了下来。

　 “这意思是说，顾客可能感受不到你费了好大力量改进的什么产品质量，他们可能感受到的是一个很小的方面，比如说付账不太方便等，你不能因此指责这个顾客没看到主流，是有偏见的。要知道正是千百个顾客的偏见决定了他们的满意度。所以一定要正确对待这千百个偏见，与之相反我们的一些经理却经常说，这个那个顾客‘瞎胡闹’，甚至有的大打出手……

　 “第二是，对于顾客不在乎的地方，差40分也没事，顾客重视的地方，差1分也要改进。而对比咱们的企业，改进主要是找差距，在差距上改进，从这本书上我们知道，差距大的地方不一定是顾客最期望改进的。

　 “这本书我读薄后给了很多学生。过了几天，有一位学生说，我都能背下来了。还有一位学生拿给父母看。他的父亲是商场的工人，他连连感叹，是这样啊，就是这样的！“这本书给这些学商的学生启示不小，有一位说，这样读书才行。”

　 赵树基很推崇一本书叫《零时》，他说，现在我们总是说“零距离”，其语义就是从这本书中来的。这本书主要说对顾客的反应时间要零时，或者说与顾客的距离要是“零”。由此引出了许多“零”：对新知识的学习延时时间是零，对新变化的反应时间是零……

　 “客户关系管理”在全世界都还是新的东西，在美国也仅仅有20％的企业在实行，中国大多数企业更是闻所未闻，这时又出现了比它还新的观念，即《零时》中提到的“价值联盟”。“价值联盟”的意思是：企业光跟顾客搞好关系已经不够了，更应该了解顾客的价值观，然后跟他们的一样，这样顾客的反应就是你的反应。你们俩像孪生兄弟一样有同等的价值观和反应时间。

　 赵树基说，这把我们所持有的几乎所有现有理论都打破了，或者说提升了。这对我们国家的企业是一种全新的挑战。世界最先进的商学和企业管理已经发展到了这个地步，而我们很大一部分企业特别是国企对这种新思维不闻不问。

　 赵老师说，“你约我采访时，我正在看一本新书，美国学者特劳特写的《新定位》。这位作者在商业和营销领域提出了自己全新的理念。他语出惊人，说市场调研是过时的落后的观念，因为它把问题复杂化了。像调查这种东西，你得划曲线，你得推测，你得计算，然后用这些资料推测未来。要知道，在商业界，最难的就是预测，而许多真理却是在简单中产生……《新定位》把对市场的研究和预测推翻后转变为对消费者大脑的研究。作者认为，从心理学和大脑神经进行研究是一种更本质的研究。”

　 赵树基认为，这种观点带来的震动将是巨大的，过去的许多东西都得推翻，许多国外企业忙不迭地为不使自己落后而更换市场研究软件，一个企业就要损失几百万美元―――这也是赵树基在教学和管理方面提倡傻瓜化的一个原因。如果研究软件傻瓜化了，情况一变，一换模式就马上能用之以新。这样做好处是很大的，或许精确性有所牺牲，但是正如那些极专业的软件是只顾低头拉车的牛一样，牺牲了方向的正确，会带来更大的麻烦。

　 赵树基在把书读薄的过程中还“发掘”了一些被淹没的冷门书。

　 “我买的科学出版社出的一些书，有些是很曲高和寡的。这些依靠国家自然基金出的书，是我国一些老专家学者一辈子的心血，有些总共才印了1千册，5年后还有一半没卖出去。但里面很有一些闪光的东西。有一本书叫《定性指标的量化问题》，是我国一位老专家写的，他说了一个很好的观点：一般的量化指标不能反映真实，比如有三个班级进行卫生评比，一班和二班都非常干净，几乎一样的一尘不染，而三班脏得一塌糊涂。一班有人生怕得不了第一就到二班的墙上按了个大手印，结果评比出来的结果是一班第一，二班第二，三班第三。从这个结果上看人们以为他们互相的差别都是1,其实三班根本不能跟前两个班比……”

　 赵树基在国内各学校讲课以及写文章时，总是引用这个例子，他努力想让冷门不太冷。

　 “一个人能够谋生，是一种很感动人的东西”

　 “我觉得有一个观点必须端正，就是我们不是在教学生们什么高远的理想和一个什么能够在学界标榜的艰深理论，我们是教学生谋生。”

　 赵树基推着自行车，头发在风中飘，很朴实地说。

　 “一个人能够谋生，是一种很感动人的东西，就表明这个人对社会，对他的家庭负责了，就表明他成熟了。他从此能够不愧对父母了。我们教学生这样做了，也是在做一个很高尚的事情。”

　 赵树基说他在教学中灌注了这种良心，让每一个学生为自己掌握一种“核心竞争力”，也就是说练就“一招鲜”的本领。

　 “在教计算机的时候，我不是泛泛让他们了解什么源流、原理什么的，我是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比如我让学生设计出一个买房子的软件，计算出购房投资的回报率，这很难，因为涉及的因素非常多，什么按揭、时间、面积、利息等等，需要用到高等函数等知识，但这是一个很实用的软件，做出来就能拿到市场上去用。这对学生的实际谋生能力是一个很好的锻炼。结果全班30几个学生只有5个同学做了出来。

　 “还有一个实际问题，我也要学生做软件解决，超市在什么时间设多少收银窗口，这里面涉及到超市大小、顾客平均流量、高峰期和低谷期等问题，也非常难。

　 “凡是希望以后要干一番事业的学生跟我联系得特别多，但是绝大多数人都是想毕业后找个外企，轻轻松松。我跟他们说，就是同样给总经理复印东西，当你能看出复印的内容有需改进之处，并对总经理这样说：‘这个内容我觉得……’你自己将会有个‘飞跃’。我把我自己在国外时，虽是一个看仓库的，但多次给总经理画出库存、进货以及销售的曲线，使商场的效益大大提高、自己的工资也连升数次的故事讲给学生听……”

　 赵树基教学生用最简单的软件，比如Excel，做很多实际的问题。这里面有一种很实际的态度，就是你能用最简单的工具因地制宜地发挥。

　 他让学生们用Excel制作超市收银窗口的软件时，自己也发现了几个难点。就跑去问大学信息系的老师，他们说用这个软件是不可能做出来的，你得用专业软件。赵树基想我可以用，但学生们怎么用啊，那些专业软件用起来是非常难的。结果他整整琢磨了3天硬把难点解决了。

　 一个学管理的出来能干什么？有许多人是这样的，他们会搞一些策划，对企业夸夸其谈什么方向，但在连麦肯锡这样的咨询巨头都岌岌可危的时候，他们是不是能永远这样自我感觉良好？赵树基说，“信息时代不要脱离信息，许多学管理的，一叫他们解决具体问题，具体算一个什么东西就傻了。我想叫学生到社会上不要成为只会说不会干的人。”

　 “课堂教学是高人一句顶一万句的事”

　 赵树基有一个发现，就是现在的大学生甚至是研究生的语文水平太差了：“我的一些学生的论文都是我一句一句改出来的，满篇的红字……他们的论文一是中心不明确；二是句子太罗嗦。说实话，有一些学生的论文三分之一是我替他们写的。写作水平如此之差，我只能要求他们一些人写些短文我给他们改，提高一下好应急。我其实没有辅导他们提高写作水平的义务，这样做只是凭良心。我这插一句，不仅是我的学生不通，连咱们现在出的书也不通，许多都是在凑字数。

　 “说实话大学生和研究生们的写作水平低不能怨大学也不能怨高中。在目前的教育模式里，如果他们最迟在初三还没解决写作问题就不行了。到了初三，数学、英语一冲，根本就没时间了。我在替小学老师做事，是他们把问题遗留下来堆到我们大学老师身上。”

　 赵树基由学生们的语文水平联想到整个中小学的教育制度。他对理科学生如何提高语文水平非常想发言。

　 赵树基1977年在京西王平村煤矿参加高考，取得了北京市文科第四名的成绩。他是奔着北大哲学系去的，但因父亲问题没被录取，后被调剂到首师大读数理逻辑。

　 他小时候对语文不感兴趣，在数学竞赛中得了奖后就更对语文不理睬了。但是有一个人改变了他。那是他所在的北京二中的一位老师。这人发表过许多作品，但轻易不教课，因为有很严重的肺病。有一次赵树基他们班的语文老师有事请假，没办法，学校只好让这个老师代几天课。这位老师教起来眉飞色舞，每一个句子每一篇课文都讲得那么有趣，给学生们改作文也改得特实在，教学生如何把意思表达得更清楚，如何使人更感动，句子怎么写力量更大些，去掉哪个词会更精练些等等，完全不像原来的老师那样就是划一条空洞的红线。

　 赵树基马上就对语文感兴趣了，他说，“真灵验，就那么两天，我就变了。我对同学说，如果语文要这么教，我就不上数学了。”

　 可惜这个老师只给他们上了3天课，以后赵树基就再也没遇见这样的老师了。这位老师就是后来非常有名的作家韩少华。

　 由此，赵树基得出一个极端的结论，“课堂教学是高人一句顶一万句的事。写作水平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思想境界的问题。这是一般语文老师没法教的。语文一定要由高人也即学者或作家来教，一般的语文老师当个助手还可以，千万不要让他们担负着提高一代人的人文水平的重任。”

　 记者问：“没有这么多高人，你这个教学方法没法实行。”

　 答：“所以我主张让高人带徒，让没有本事的人不要在关键的行业上。”

　 问：“那大部分的人不是要失业了吗？”

　 赵树基又引经据典：“我看过一本书，美国学者奥利弗写的《未来经济状态》，这本书在世界上很有名，它划分了所谓3000年以来人类社会经历的农业、工业和信息三个时代。奥利弗说：‘农民向工人转变不过是力气型之间的转变，而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转变，是从体力型向知识型的转变，这是一个质的变化，没有知识必然落伍和失业。但信息时代并不可怕，信息时代并不像工业替代农业那样用机器替代了人，人的工作机会减少了，信息时代并没有减少工作机会，而是增加了工作的机会。但有一个前提，人要适应信息社会。会用他的才智和学习能力。”

　 提高学生的思想境界也就是思想水平，是提高写作水平的第一要务。赵树基总结，思想要用语言去组织。思想深刻了，语言和写作自然深刻了。从这点计，提高写作水平一定要找经济学家，哲学家和思想家，不能请语文老师。

　 还有一个很细节的手法赵树基当成一个很大的问题来强调，就是“读出声”。

　 “我十几岁时，觉得自己写作比较苦涩，无意中发现我念出声的句子在我苦思时冒了出来，而且写的过程中总有读过的优秀句式的影子，于是我开始朗诵。我在王平村的矿道中，在井上的小屋里高声朗读马克思和普希金，平均一天读4小时，最多读过8小时。现在《普希金抒情诗选》上所有诗歌我还能背诵……

　 “我正在看《新定位》，作者是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却另辟蹊径，从大脑功能，从心理学角度研究顾客购买和拒绝购买的原因，他发觉这一切决定来自顾客的大脑功能。在研究中作者有一个新的发现，跟传统的说法不同：图像不如文字对消费者影响力大，比如电视，不如报纸给人印象深。画面糊里糊涂就过去了，而文字经久一些。而有声语言比仅在纸上的文字作用更大。也就是说，在图像、文字、语言的声音三者中，后者给人的印象最深，在大脑中保存得也最持久。他说很难理解人们为什么制作广告时要把45％的精力用在图像上，这是一种糊涂行为……这更巩固了我念出声的想法。”

　 赵树基只是一位普通的大学老师，他与女儿相依为命。他不是什么“名家”，但不停地跟踪本学科最新的学说，提炼出其中的精华，想方设法让自己的学生也知道。他希望自己的学生毕业后有谋生的本领，而不是只会夸夸其谈。这样的大学老师有多少呢？

　 他本来不想接受采访，我说或许对人们有益，他点了点头。采访结束，他一个人骑车消失在风中的黑夜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