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嘉兴举行的第12届金鸡百花电影节“中国导演年会”在务虚的氛围中突然冒出一条实质性新闻：中国电影立项、审查推出重大改革，除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特殊题材之外的剧本无需再向电影局申报；对部分影片试行地方申请自主审查；电影分级以16岁为界；以不触犯法律为界线，尽量不对送审影片“动剪刀”。

　 该 新闻见诸11月3日《文汇报》头版，虽只是个“豆腐块”，但意义不小。因为此前半个多世纪，电影审查一直比较“严厉”，电影局副局长吴克称此举为“重大改革”。对此番改革是否够得上“重大”另当别论，但“电审”松动的判断谁也不能否认，说明政府对影视业的管制也在与时俱进。

　 说“电审”松动意义不小，是从民本与民生的立场看问题。无论穷国富国，不论各国的国情差异，电影文化都属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众文化是基于普通人生存、生活现状并反映、浓缩、提炼这种现状的社会文化。电影文化只有根植、记录百姓的生存、生活状态即所谓的世相百态，才有发育、发展的社会沃土，也才会被百姓所认同消费。改革以来25年间，百姓物质生活质量与精神文化生活质量的提高不成比例，电影市场的大幅度萎缩就是不容回避的现实写照。

　 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对民生同等重要，当前者有明显改观后，后者就更显其不可或缺性。3年前的夏天，电影市场刮起一轮“5元票价”冲击波，许多评论作者和业界人士由此乐观地预言，中国电影业将重新迎来“第二春”。在乐观派看来，国内电影市场的萎缩是票价逐年升高引起的，中间还夹带着中影公司对影片发行权的不当垄断（这种影响当然客观存在）。“5元票价”一来，电影放映市场引进了票价竞争机制，观众自会重新走进电影院的。

　 当年，我却是个不赞同如此预言的“反对派”。因为我认为，消费者都有这样的消费经验，即市场上的商品光价廉而物不美，依然是难以卖动的。观众本是消费者，自会考虑文化消费的性价比。如果电影作为一种文化商品只解决了价廉而继续物不美，继续把观众当做被动受教育的对象，广大观众照样不会买账。后来的事实确实印证了我的看法。

　 相隔一年，十六大及十六届三中全会先后召开，文化体制改革已经在社会各层面不同程度地推开。这次“电审”松动又与此大背景密切关联。国产电影的复苏，或者说要想把千千万万的观众再吸引到电影院里来的努力，从电影立项、审查改革着手，算是抓到了点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