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后的国企改革，在继续推进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深化“三项制度”改革的基础上，主战场将放在股东会。
■通过为企业多找几个“老板”，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有了投资主体多元化，就有了真正的股东会，有了真正的股东会，才可以建立真正的董事会，才可以解决谁投资、谁决策、谁收益、谁承担风险的问题，才可以得到“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的效果。也惟有如此，才能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
前不久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就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问题作了一个《决定》。《决定》的一大亮点，是将股份制从公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确定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从“一种形式”到“主要形式”的变化，预示出国有企业将进入改革股东会的攻坚战。
我们现行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尽管也进行了公司制改造，按照法人治理结构的要求，建立了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形式上与西方的公司别无二致，但总缺少一种神韵，形似而神不似。其主要原因，是我们以前的改革，重点放在改职工、改经营者上―――通过转换职工的“国家身份”，改革劳动用工制度；通过能上能下、竞争上岗、与行政级别脱钩等等，砸掉管理者的铁饭碗，改革人事制度；通过实行岗位工资制、年薪制等等，杜绝吃“大锅饭”，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这种改革，收到了一些效果，但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中最关键的一环―――股东会，却是股权结构依旧，国有独资或国有资本“一股独大”，破坏了权力制衡机制。
本来，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玄妙之处，在于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和经营管理者之间，存在一套封闭运行的制衡机制。股东受市场的制衡，董事会、监事会受股东的制衡，经营管理者受董事会的制衡。股东如果职能不到位，会受到市场的惩罚，以至血本无归。董事会如果玩忽职守，决策失误，股东会另选贤能。经营管理者如果不作为，董事会也会将其扫地出门。规范的公司制企业，正是通过“砸”饭碗，形成环环相扣的制衡机制，解决因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分离而产生的代理问题，保证企业的高效运作。
反观我们的国有企业，国有独资或国有资本“一股独大”，“砸”饭碗的权力制衡机制形同虚设。因为实际上的股东只有一个―――国家（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企业亏了，有国家兜着，政府护着。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会消失，政府也不会破产，所以国有“股东”与自然股东不同，既无饭碗被砸之忧，更无身家性命之虑。从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中产生的股东代表，与企业并非生死与共，休戚相关，不是受市场的制衡，而是惟政府之“命”是从，对选择什么样的人做董事，什么样的人做董事长，可能用的不是市场的标准，而是政治或者其他的眼光，对董事会的监督力度，也要大打折扣。董事会和经理层之间，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授权经营，大家同为国家打工，饭碗都端在政府手里，都看政府眼色行事。更多的情况下，董事会和经理层是一肩挑，董事长兼总经理，董事兼部门经理或子公司经理，董事会对经理层的监督，如同自己的左手监督右手。这样的企业，名义上是股份制，但没有真正的股东会，没有真正的董事会，制衡机制的链条从股东会这里断裂，因而没有一“股”就灵。
国企不仅没有一“股”就灵，而且国有股东在委托代理上，常常出现两个极端：要么管得太死，要么盯不住。因为资产是国家的，政府便有理由，利用行政权力，一竿子插到底。企业投个项目，搞个技改，要层层报批；兼并哪个企业，重组哪个企业，要政府定夺。就连跑贷款这样的纯商业行为，也由政府一手包办。董事会、经理层成了摆设，只有请示权，没有决策权。想做的事做不了，不情愿做的事又不得不做。而政府并非万能，把握市场的能力也不如企业，并且带有好大喜功的政绩色彩，所以政府拍的板，常常事与愿违。比如吉化的高碳醇项目，戏称“天字号”工程，投资32亿元，结果不仅一分钱未赚，反倒债台高筑，国有资产打了水漂。同样因为资产是国家的，没有谁会因企业赚钱而发财，因企业亏损而“跳楼”，就像大水冲来的，谁有能耐谁捞，所以“内部人控制”比比皆是，部分经营管理者巧取豪夺，政府防不胜防。
十六届三中全会所作的《决定》指出：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这意味着，今后的国企改革，在继续推进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深化“三项制度”改革的基础上，主战场将放在股东会。通过为企业多找几个“老板”，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有了投资主体多元化，就有了真正的股东会，有了真正的股东会，才可以建立真正的董事会，才可以解决谁投资、谁决策、谁收益、谁承担风险的问题，才可以得到“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的效果。也惟有如此，才能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将来无论是中央直管企业，省管企业，还是市管企业，都有自己的“老板”（股东会），政府无需三天两头过问，也不能越俎代庖，把决策权揽到自己头上，更没有权力搞摊派、拉赞助。政府所要做的，就是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为企业做好服务工作。企业遇到困难，也只能找市场而不能找“市长”，大事小事都要由董事会自己协商解决。大家各行其是，政企不分的难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同时，没有了政府的特别“关照”，各类企业一视同仁，才能在市场中公平竞争，优胜劣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才能真正起到基础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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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具备条件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单一投资主体的可依法改组为独资公司，多个投资主体的可依法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
十五大报告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
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积极探索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大力发展股份制和混合所有制经济。
十六大报告提出，进一步探索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积极推行股份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