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到报纸上有贪官 被揭露，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些人或者利令智昏，或者太蠢了！因为我知道的贪官是不容易被揭出来的，他们太聪明了！”

　 陈淼从美国回中国时已获若干个学位，横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和人文学科。人到中年的他有过痛苦经历，经过了数年历练，渐渐适应了国内环境。他曾经执掌过某大跨国公司中国媒体事业部，又因为与国内体制的冲突成为牺牲品。

　 他现在是另一个跨国公司的高级经理人。经过思考，他同意化名把自己与贪官打交道的经历以及如何反腐的建议说出来，供反腐部门参考。

　 “这涨上去的价格不是你的收入，全被他们吃了”

　 经过回国后若干年的历炼，陈淼现在已经不像当初那样，感觉最难办的事是与贪官打交道。“最难办的当然是从别人兜里掏钱了，挣钱最难”。而与贪官打交道是挣钱过程中最头疼的事。“有一段时间我不能说是自闭吧，但非常压抑。”陈淼说：“变成这个样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干上了管理，必须跟人打交道。不管对方是流氓还是天使，你都要跟对方不停地打交道。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渐了解了中国文化，知道中国文化的核心就是与人斗智，慢慢就无所谓了，而且有些时候也取得了胜利。“我并没有像许多海归那样从学校到学校然后出国；读本科前后、读研究生前后，我都在国内重要的企事业单位工作过，因而自恃多少了解中国文化，但是从美国回来后还是遇到了很大的不适应。一个重要原因，是这里许多东西的发展超乎我的想像。”

　 回国的契机始自1999年，一家知名跨国公司A集团打算和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合作推出美国《国家地理》中文版。经人介绍，这家集团找到陈淼，觉得他的知识背景特别适合，想请他出任主编。

　 陈淼在中国、美国学习这么多年，似乎就是盼着有这么一天，能在科学知识与人文关怀领域，为中美交流做点儿事。那边，美国国家地理学会考察了A集团过去在中国的成功案例，非常认可；而这边，A集团也志在必得，不仅组建了预备团队，甚至卖力地弄出一期精致、漂亮的样刊。“但和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的合作最终还是失败了。因为国内有很多很高的门槛，使得A集团成本非常高，要想5年之内营利非常难。”“都是什么‘门槛’？”记者问。“任何一个外刊要想在国内发行，必须有30％的本土内容。而美国《国家地理》要保证质量，坚决不干。这时惟一的办法就是在香港出版，拿到中国内地发行。这时又出来了一个有权力的公司，拿着某些部门的规定，说必须由它进口，刊物要涨价百分之多少，而这涨上去的价格不是你的收入，全被他们吃了……“我们还得向美国国家地理学会付知识产权费和版税。这样造价就提得很高，A集团觉得不值，因为这个集团本质上不是一个特别热爱文化的企业，虽然他们是靠文化产品和传媒起家和发展的。“A集团就跟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商量说，要不然你们也出点钱，出10％，我们出90％。美方不干，他们是非营利组织，美国对这种组织有要求，他们不能作为投资人向外投资。A集团也有它的道理，冒这么大风险，做得好，品牌是你们的，做不好赔的是我们……后来谈判破裂。一直到现在，美国《国家地理》这么好的杂志还没有中文版，而其他十几个语种的版本早在全世界掀起了‘国家地理热潮’，为重新认识文明作出了贡献。“回首那一段，我们仅仅是要做一个好杂志，就发现有多少个因素一个个冒出来，有多少个门槛等在前面。我刚从国外回来，觉得路真的很难走！“项目没有做成，但A集团却看中了我，让我加入成为他们集团的高级管理人员。”

　 “我必须亲自行贿过‘门槛’。这与我所受的所有教育都背道而驰”

　 A集团在中国大陆很有名，它1988年就进入中国，当时的领导人特许它接掌一份刊物，这在当时引起不小的轰动，因为外资进入国内刊物，国家只批了这一家。后来它又或明或暗地进入了十几家媒体。“那你们接掌这些刊物多是违规的，或半暗箱的操作？”记者问。“大部分是，只有一个是明的。”

　 陈淼说，在中国做媒体充满艰辛。比如你想做一个平面媒体，你一定要找合作方，不可能外资独资经营。暗箱就从这里产生。“所谓暗箱操作是这样的，外资集团先是与有资源的国内那一方合作成立一个什么公司，一般是这个媒体叫什么名，这家公司就叫什么名，比如杂志叫《时尚先锋》，公司就称‘时尚先锋公司’。然后外方往里面拨钱，由对方来接单，按照外方的要求编排内容……双方签约，合作多少年，盈利怎么分成。“实际这种合作都很脆弱，说解约就解约。只要你找合作方，只要你这个外资在门槛和‘准入’方面有求于他，他就有砝码卡、压、要了。他知道，我们必须拿到‘准入’或者说‘门槛’，没有他就过不去。因而他卡你是非常自然的。因为国家对外资进入媒体做了一些限制。他们可以‘为我所用’。外表看起来冠冕堂皇，是按照法律的。我不否定国家设这些门槛有正当的考虑，但是客观上就给有的单位和个人‘寻租’留下了非常好的机会。“我是负责媒体的高级管理者，我必须亲自操刀，也就是说我必须亲自行贿过‘门槛’。这与我几十年来在中国和美国所受的所有教育都背道而驰。我父亲是延安时代的老保卫干部，‘文革’时因江青点了他的名，‘×××是坏人’而自杀身亡；而在美国的基督教背景下，行贿是一种‘原罪’……因而我刚进入这家集团时对国内一些单位的贪婪实在反感，有意无意地拖延行贿，对他们的暗示甚至公开的要价充耳不闻，导致了与两家杂志社谈判的破裂。我受到了老板的警告。“我知道，我必须自己救自己了。我努力进行自我心理排解：这种事是坏事，但你不能因为有这种事就不干了，因为你有理想要实现。“我努力在良心上找到回答，或者说一个理性的自我暗示。实际这里包含很多内容：中国从计划经济走上市场经济必然要出现这么一个阶段，必然出这么一批人，说难听点这批人是浑水摸鱼，损公肥私，说好听点，他们为体制的转轨做了贡献，否则两个体制接不上，还是僵死和贫穷。等接上后，人们可以再把这些不合适的现象和人一个个打掉。就跟中国的民营企业家的出现一样，你要刚开始管得特别严，审得特清楚，很明显就不会有人赚钱了。但是他们赚了钱后就开始要面子、形象、品牌和声誉了，不得不做一个实质性的转变，把自己从纯粹的坑蒙拐骗变成有些真的贡献。我觉得我们的革命有一点做得不好就是把当初已经完成了这一转变的一代民族资本家全部打掉，现在只能又从头来。“你知道，当年美国发展初期也是一片黑暗，这我是知道的。但就是在这黑暗中碰撞出好多规则来。“有这个理性答案你就能对付自己的内心了，要不然成天受良心的拷问你受不了，你只能退出了。从知识的角度，从理想的角度，从迎接挑战的角度―――商业是挑战性最强的领域，我就不信一个文人软弱到承受不了这个挑战的程度―――你也不能退出来！”

　 “现在有许多贪官是‘糖衣吞进去，炮弹吐出来’”

　 “当我鼓起勇气做的时候，我失败了。我承认，行贿是门很大的学问，不是你想做就能做的。一个留洋博士完全可能在这个只有小学文化就能做得滚瓜烂熟的行当上惨败。

　 “当时我们集团想要一个批文，答应给我们弄批文的是一个大工业部底下的集团，他们能活动到部里的批文。这个批文相当重要，有了这个批文我们就可以以这个部主管、这个部属集团主办、我们承办这样的名义做会办展。这个批文还能转卖，能招揽许多国企给这个活动赞助―――实际上，这类活动可能对某些国企的经营没有一点用处，甚至他们可能还在欠债亏损，但因为有回扣，一些国企老总还是蛮愿意参加的。“这个集团里能弄到批文的关键人物还在拿捏着。我们知道，万事俱备，就只差那么一点了。我提着一个包找上门去，一开始他兴致很高，我们热情地寒暄着。我看气氛差不多了，就拿出一厚沓钞票给他。这钞票是被纸包着的，他一看就知道有多少。我说些希望以后多多支持的冠冕堂皇的话，他笑着说不用客气。我说：‘您给写一个收据吧！’他脸色马上变了，僵持了几秒钟之后他笑了，说不必了，这件小事哪用这么客气……这些都是在转瞬间发生的，我当时就觉得这并不小的“小事”办砸了，并在随后努力想我到底错在了哪儿。“他们怕，他们怕他们的收据成证据了。我们当然乐意了，既可以说清楚自己，还可以拿他们一把，因为现在有许多贪官是‘糖衣吞进去，炮弹吐出来’。我们很希望碰到那种所谓‘盗亦有道’的贪官，他们至少遵守潜规则，收人钱财替人消灾，但现在许多贪官不仅违反明着的规则（国家法律），连暗规则也不遵守。这样的话，如果我没拿到收据，他又没把事办了，我就成为最大的嫌疑人，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钱在他手里还是在我手里，老板就会怀疑我没给送到。”“如果两三个人一起去，大家互相证明？”记者探询。“这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事情，人去多了，对方会怀疑，甚至可能一口回绝。”

　 想不到陈淼这个留美博士、双硕士、美国公民，会为这种“屁事”犯难。“做这些事是蛮难的，外方的老板都是知情的，但他们从不具体过问，就看财务报表，出了事可以一推了之。”“出什么事呢？”“比如你行贿也是有罪的，对方出事了，你就有事了；还可能对方有路子，他没事，你却有事。”

　 这曾经难坏了陈淼：“做不成事是你无能，可是你要行贿又拿不到收据，我们非常着急，想各种办法，有时拿别的票据去顶，但这万把块钱你可以拿票据去冲（为了‘冲票’有时我也跑到立交桥底下去买发票），要是人民币100万元你拿什么去冲？”“买的发票管用吗？”“现在越来越危险了。买来的发票有些是真的，有好些是假的，现在审计得很厉害，所以为了这些事头疼得很。开句玩笑话，外企工资高也值了，太辛苦了！”

　 陈淼说，他有时还是说服不了自己的良心：“如果这事（搞批文）办成了，就等于是国有资产从我手里流失，我会睡不好觉，吃不下饭的。每年有多少资金流失到国外？我这不也成了一分子？那个批文的事我为什么那么轻易放弃了呢？下意识中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陈淼说，项目没办成，老板是个绅士，并没有大发雷霆，而是相当和缓地说出来很难听的话。“本来是个谈好的项目，营利模式很清楚，却眼睁睁地在我手上死掉了。损失自然都算在了我身上，虽说不用我赔，但人家不会接着用你了。公司还不错，发你几个月工资，给你一个机会，让你自己找出路……”

　 “当贪官变得越来越聪明时，工商业者的风险就越来越大”

　 “许多外国企业在中国面临着两难问题：你要是按照法律去做，往往碰壁，根本做不了；如果你不按法律，就留了把柄，因为你是暗箱操作，人家就老能捏你。而且你老得一次一次地过这个门槛……”

　 后来陈淼又到了另一个外资公司任媒体高级管理，做成了若干项在“圈内”还算知名的媒体项目。

　 我问陈淼，你都吸取了什么教训？也就是说，如果再遇到要行贿的事情你采取什么办法？“我基本上要回避到达这种状态，实在不行，我要打听那个官员手底下有没有公司，然后通过这个公司，通过正常的账，把事情办成。这样可能既把事情办了，手续上又没有问题。”“你怎么知道钱就能到官员的手里，如果你交了钱，事没办成怎么办？”“是有这个问题。”陈淼说：“就是把钱交给了官员控制的公司，也不能确保肯定发生作用。虽然手续上完全合法，虽然他们在口头上承诺保证给你办成什么什么事，但落实到合同上，他们只同意写：帮助你进行政府公关云云。你没有任何手段制约这个公司，当然更别提与他们有关联的官员了。“把钱交给官员手底下的人或者亲戚就更不保险了，就有这样的事，一个贪官的侄子拿到别人贿赂的钱后潜逃。贪官没有损失，这可苦了我们这些急着要办事的工商业者了！“现在官员越来越不想跟你直接见面，你还只能找这些官员的‘裙带’，要是直接找官员，他可能义正词严地一口回绝。所以，当贪官变得越来越聪明时，工商业者的风险就越来越大―――过去，虽然贪官不给收据，你还是可想办法搞到一些‘蛛丝马迹’比如偷录偷摄做证据，以防他们光拿钱不办事，就像赖昌星做的那些事一样。“即使你知道那钱入了官员的手了，但由于他们是‘准入’和‘门槛’的把关者，即使一两次不兑现（这完全看他当时情绪和个人道德了）我们也不能找他计较，除非我们以后不在这行干了，这是我们非走的‘自古华山一条路’。”

　 陈淼觉得，现在的大环境比过去宽松不少，准入门槛比过去少多了。他举例子，5年前还在讨论外资能不能进入保险业，现在已经这么做了。

　 媒体也慢慢开放，现在已经允许外资进入发行领域。但是，残留的“禁区”还是非法操作的阵地。“也就是说还是得进行桌下交易？”我问。

　 陈淼避而不答。“不过现在我老练多了。我在中国这么多年了，对方一个暗示我马上就知道什么意思了，甚至人家不暗示我们都主动……如果他是一个关键人物。因为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成本合算，你得到的回报要比你给他的那点东西高多了。当法制只是一句空话的时候，当政治权力大范围介入经济领域时，这是每一个有正常思维的商家都要做的，甚至是必须做的。”

　 陈淼许多时候装作不懂对方的暗示。他见得太多了，特别是对方是一个太敏感的部门或是国有企业的人，他能预感到风险，“因为这些部门的人一般会有许多政治上的对手，有人弄他，他完蛋我们就很麻烦，弄不好会把我们牵连出来……所以除非万不得已，我们一般是不愿与这些部门和人打交道的。跟民营企业打交道就不一样，所谓搞定模式，搞定了就行。“对那些有用的官员不能临时抱佛脚，平常就要联络感情，经常让他们带全家到国外去一趟，过年节送个礼什么的。“但，现在那些真正管‘准入’的官员已经非常富了，比我们这些海归舒服多了。曾和一个这样的官员聊过，他说世界上好地方都去过了，像美国的拉斯维加斯、摩纳哥的蒙地卡罗、荷兰的阿姆斯特丹、瑞士的日内瓦……他都去烦了。他去的地方连我这个在美国待了11年、又满世界飞的跨国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都没去过。像这种人，你现在送他两三万美元，根本不入他的眼，无动于衷，不起什么作用。”

　 陈淼又一次强调，现在贪官的风险非常低，风险都转到了企业家身上。他说他现在就知道一个还在位的贪官，‘吃得’大着呢，你没办法举报，没证据，而且更关键是，换一个新的又得喂。所谓蚊子理论―――赶走一批又飞来一批新的，还不如让已有的吃饱完事，不再骚扰。“还有一种新的贿赂方式，”陈淼突然想起什么，“现在这种方式较盛行，就是通过一些私人俱乐部和会所贿赂官员。现在北京和上海有很多这种私密的俱乐部。这些俱乐部都是有背景的人开的，他们有各种条件，能用各种方式结交和搞定官员。他们的信誉比较好，比那些官员亲属开的公司可靠，也显得档次高，当然收费也高一些。我们的钱可以以会费或其他干净的方式给他们，他们再以各种‘干净’的方式转给官员，督促他们把事办了。这样我们自己也没心理负担，还能在俱乐部里享用一些待遇，比如游泳、按摩，或者喝杯现榨的果汁……反正这种情况怪怪的。”

　 有越来越便捷的行贿方式，陈淼反而心理很复杂。我问他利用过这种俱乐部方式没有？他说利用过一次，而且办成了。

　 “嘿，我们成全你了，咱们甭合作了！”

　 陈淼一生中所遭受的最痛彻的打击都是发生在中国，作为对比，他赞叹道：“大多数美国人的职业道德，也就是说中产阶级的道德观非常强。”

　 但很奇怪，他还是更喜欢中国的伦理和环境。“在中国，如果你是一个所谓的好人，或者人家理解你是一个好人，你能得到许多资源。在西方，你不能指望因为是个好人就不讲物质回报地得到商业上的援助，你缺吃少穿了，人们会同情你、给你，但商业上的帮助是另外一回事了。”“什么是中国概念上的好人？”“觉得你不欺诈，觉得你做的事业是有益于社会等。”“有人援助过你？”“因为到处都是门槛，我碰到了好人，渡过了难关。人家也不想让你报答，你要是报答了人家会生气的。“我到了现在这家集团后，要出美国的英语光盘，整个过程受尽盘剥。你知道中国出版界有一个非常糟糕的习惯，叫‘自盗版’，盗版坑的是出版商，自盗版坑的是资源提供方，或者是版权持有者。一路上我们找的合作方都是坑我们的，最后快死掉了。“我们拿到对方‘自盗版’的证据，找了过去。这是一个大部委的直属出版社，我们说，你们说印了5000，实际印了两万，把这个钱给我们吧，咱们还接着合作……我们不想再换合作方了，每换一个单位你就损失一次，又得喂饱一群人，公的私的你都得送，公的是明着的管理费，一年就是几十万元。我心里那个气，几十万元，凭什么？私的就不用说了。你知道，在中国要实现一个理想，简直是活见鬼。比如洪晃为了办几个合作性质的娱乐媒体，浑身解数都使出来了，连自己的隐私都用上了，现在人们都骂她，说她为了虚荣，实际她是为了她刊物的知名度和发行量。这是下策，何苦呢，你不一定把它弄上去，反而背了一身骂。我们这些人特别理解她。

　 “确实，这非常之难，比在外国重新起一个刊物难多了。换一个东家，最起码损失几十万元，更重要的是原来的渠道全都‘折了’，你又得重新‘趟’发行渠道。比第一次‘趟’还惨，因为你把人家的行规都给‘乱’了。比如你原来在广东是找谁发行的，你断了，又在另外的地方找了一个发行商，这两个有矛盾，互相搞破坏……“最后他们看我们拿出证据了，就撕破脸说，‘嘿，我们成全你了，咱们甭合作了！’这就是一个国家大出版社的嘴脸。这是它的刊号呀，它来这么一手我得马上找新东家。我们冒着险，自己又愣印了一期。没有准印证明印刷厂不给印，我们又使了钱。在这个期间好谈判呀，否则已经死了就没法跟人谈了。“这样我们就等于冒用那家出版社的名义了，它倒还好，还没有黑到反过来告我们的地步，因为它占着便宜呢，也怕把我们逼急了反告他们。“赶紧找人救急，这个时候我把所有能用的关系都在脑中过了一遍，突然想起了一个只有一面之交的人。我在美国做事时，她从大陆来访，我只帮过她一个非常小的忙。这时她已经是出版社的副社长了，几乎没讲条件，就把这个时事英语接了过来。人家都说这个出版社保守，但人家一看政治上没什么问题，就爽快应允……”

　 我说：“实际你遇到的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现在这是概率很低的事，是可遇不可求的，所以还是希望整个商业环境有一定之规的好，哪怕是‘乘人之危’的规矩。”“不尽然，我后来又碰见许多类似的事，都是不认识的人帮助我，用的不是商业的规矩，这是中国人的朴素感情，人家觉得你是好人，赚钱也好不赚钱也好，大家交个好朋友。这可能是另外一种文化在起作用。”

　 “新闻监督和真正的市场化是解决问题最有力的武器”

　 陈淼的职业和经历使他对现在的“贪官文化”的变迁有很深的体会：“现在的贪官狡猾极了，现在被抓出来的那些人，一般都是过去做的事犯了（现在他们不这样做事了）或者是利令智昏。“刚才说了，现在他们最不济也是亲属出面，亲属有个什么公司，你跟它打交道就行了，账面上看不出什么来，正常的生意往来吗。比如说局长的公子掌握一个什么文化公司，你把钱交上，他跟你签约保证什么服务……再隐秘点的，事主公司给国外的一个什么学校赞助，然后让这个学校给官员的子女发奖学金，弄到国外上学、定居……“这样，这个官员既没有风险，还能炫耀他的孩子多棒多棒；还有绕得更远的，就是外资公司把这笔钱捐给国外的什么慈善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再以赞助教育的名义把这笔钱给某个学校，然后这个学校再发奖学金给这个官员的儿子，这样就一点痕迹也没有了。“还有的就是双方私下立一个‘生死之约’，官员给开绿灯的当时，公司方面一点好处都不给，可能一直等到多少年后，等这个官员退休或下海后，再给他在公司弄个职位，给予高薪……能做到这样，双方必须‘盗亦有道’。互相都很义气，做人做得漂亮，但合伙坑的是国家和纳税人……总之，现在贪官的好处可以放到很远很远，所谓羚羊挂角，踏雪无痕。这给反贪出了大难题。”

　 还有一种现象对陈淼来说很头疼：“有许多事在那些官员的概念里根本就不是受贿，他们知道即使发现了也不会受到惩罚，但我看来确确实实是腐败。“比如最近某个部下面一个非常大的局，打来电话说：‘我们有个会要去拉斯维加斯开，你得去呀！’这不是明摆着让我出血吗，我们马上送了一笔钱过去。这笔钱他们并没放进个人腰包，而是集体腐败了。”

　 这种“集体腐败”反映了腐败的合法化和对政府机关的整体侵蚀。“依你之见，如何才能改变或者防止这种腐败横生的局面？”“很难！但也不是无方可医，”陈淼说：“这是个体制的问题，在不改动体制的情况下，新闻监督和真正的市场化是解决问题最有力的武器。全世界各国的体制都有不完美之处，对此，最大的补救就是新闻监督，也即民众监督的声音。许多专家都认为，在某种情况下，对于预防执政党腐败，新闻监督比自由选举和多党制都更有操作性，更有力度。“另外，市场化真正实行之日，也就是贪官坐收渔利特权的消失之时。实际政府对百姓，对工商业者设定的许多限制大都成了贪官贪腐的方便法门。比如一些外国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的限定，以及要进行的鉴定和检测，比如对文化产品的限定（书号、刊号、光盘号……），都是可以用钱买通的，真正起到了国家设定这些限制的初衷了吗？没有！同理，对新闻的限制也会产生不利后果，比如，曾有个规定，大灾害报道是某家新闻单位的专利，其他媒体只能跟从……要知道，对于一个要瞒骗的单位来说，搞定1个媒体比搞定10个媒体容易多了。这次山西矿难新华社记者被收买的事件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如果在以上都不能变的情况下，至少管理制度要先改，也可能减轻腐败。比如至少条件透明，资源公开，让巡查制度和审计制度真正发挥作用，让底下的民声真正能通达到上面，反映到有关部门。“权力得到制约，机会相对平等，这已经到了必须考虑的时候了。”陈淼忧之甚深。“有一个东西我永远没法克服，或者说不能逾越。”陈淼肯定地说：“虽然我到后来与官员桌下交易时连心理障碍都没了―――我总是在告诉自己，我在为事业奋斗；也没了认知障碍―――许多人不知道问题出在哪……我做事只看，第一，有没有风险，第二，它是否最终给大众带来伤害。如果是双赢的事，对大众和自己的公司都有好处，哪怕行贿我也认了，否则就坚决不干。比如有些有色情内容的读物，介于淫秽和正常之间，有关方面会睁一眼闭一眼的，但我坚决拒绝出版。“为此我丢了一些商机，连我老婆都骂我，总裁叫你做你做就是了，讲什么条件。我说不行呀，做事都有两个标准，一个是要对得起老板；第二个是个独立的标准，就是职业的良心。“作为这个职业的人，你必须遵守。就跟律师一样，不要以为美国的律师只要给钱什么都干，实际他们是有道德理念的，在上帝面前发过誓的，虽然他们也给罪犯辩护，但那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事，如果某个律师净干些寡廉无耻的事，那他就得出局，会计师也是这样的……“有些中国媒体总在夸大西方某些人，比如个别律师、牧师、经理人不好的地方，给人造成全行业都是这样的印象（实际西方各方面的职业道德比我们好得多），实际受损害的是我们自己。因为说老实话，中国大多数人骨子里是崇洋的，是下意识模仿西方的，以西方的规则为坐标的。他们会认为，连西方都这样，我们这样也不妨，世界的事无非如此……”

　 陈淼的意思，这个世界有亮光的地方，我们应该爱护，不管是出自东方还是西方。这对防治腐败是有好处的。